​重视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有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习近平同志2011年11月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指出：“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酝酿和成立，就是建立在党的创始人对当时中国社会深入的调查、深刻的理解之上。陈独秀日本归来后穿梭于北平上海、农村城市，遍查民间疾苦，深谙中国国情。李大钊作为北大教授经常到工厂进行社会调查，结交了很多工人朋友。李达本身就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1937年出版《社会学大纲》，毛泽东号召党的高级干部都要学习此书。瞿秋白1923年参与创办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并任系主任，可称得上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毛泽东更是社会调查的高手，其著作中的调查报告占据了相当大的部分，像《寻乌调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都已成为调研报告之经典文献。

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一定意义上涵盖了中国社会调查史。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来，更是坚持实行先调研后决策的重要决策调研论证制度。将调查研究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标志之一。

深入实际、扎根群众是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中国共产党百年社会调查传统，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扎根人民群众的鲜明特色。

一是强烈的问题意识。毛泽东写于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指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习近平同志也多次强调，“领导干部搞调研，要有明确的目的，带着问题下去，尽力掌握调研活动的主动权”，“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我国农村脱贫攻坚战役取得全面决定性胜利，其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普遍在基层建立长期的联系点，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开展调研。其他各级党员干部更是直接包村到户，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

二是领导干部身体力行、扎根蹲点、平等参与。毛泽东要求调查研究一定“要亲身出马”，“要深入”，甚至强调“要自己做记录”。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党的各级干部开展农村调查研究被要求做到“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蹲点调研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的领导干部常用的一种调研方式。这里的“点”就是最基层的工矿企业、村庄农户；“蹲”则是要沉下心、扎下根，住下来一段时间，而不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坐在车上转，隔着玻璃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新闻战线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实际上也成为党政干部“进千村入万户”开展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实践遵循。

三是点面结合，方法灵活，求真唯实。“蹲点”是典型调查，通过召开座谈会、到田间地头、入户访谈，倾听群众心声，深入了解“点”上情况，同时也不忽视“面”上的统计数据。这样，既“定性”又“定量”地展开分析，有助于找准问题症结所在。不排斥并吸收借鉴西方社会学的问卷调查、民意测验方法，开展普查和抽样调查；同时与时俱进，运用大数据分析、网络信息调查等现代科技方法进行社会调查。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不拘一格，成为中国共产党社会调查方法最显著的特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应当从中国共产党百年社会调查的伟大实践中汲取营养。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中很多都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社会学者。他们在比较中选择了马恩思想和共产主义学说，第一次自觉地把中国社会调查置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之下展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答案之一就是百年社会调查，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社会调查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功。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十分有必要从百年中共党史中学习社会调查经验，汲取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营养。

（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学会原副会长、学术委员，全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06月23日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