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是西方史学家说的，不适用于中国。相比于史学主要以神话和民间传说为主的西方确实如此。

而中国对史的执着不言而喻，史料之丰厚世界之唯一，整个西方世界史料加起来也不及。

研究历史是为了还原当时，因为年代久远我们无法得知，无论史料完善与否，都极尽可能的还原历史，这一点东西方是一样的。

并在特定情况，历史会服务于政治。

教科书历史从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个作用。但也基本还原了历史的大概走向，和一些重要变革的记叙，以及政治正确的总结。

研究历史，那就上升的史学层次，这种立意角度多方位，相对的客观理性一些。

其实近些年教科书历史也慢慢的像史学一样逐渐客观，比如过去教科书‘卖国贼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马关条约’到现在的‘李鸿章无奈签下马关约’。和‘’在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争中，国民党做出贡献‘’等。

所以史学，是先取信，不可以为了批判而批判就加以怀疑，这也是钱穆先生的史学观念，因为过去之事，我们一无所知，即便所记录因为各种原因篡改，也是当时之录，总好过我们现代人猜想，再贴合实际的猜想，也难以还原，所以结合多方位史学一齐研究突破，解开历史谜题，诸如朱棣兵变为证明自己是嫡系，拜马皇后为生母，多方位篡改，但奈何中国史学典籍之繁，百密一疏，其中一则记录朱棣与一藩王同胞，暴露了朱棣是庶出，是被后世所察。再如许多翻案等，都是通过多方面记录的矛盾疑点发掘。

史官宁死也纪实，和历代统治者对史的的重视与敬畏，即便有史官屈从，也会有史官留文字游戏暗语的例子，加之史籍庞大，重合率极高，各个角度相同记录重合，也为后世再修史提供契机。

再者，史学不仅仅是‘’录其所述，以使后人不惑‘’更是揭晓文明发展史的演绎。

而揭晓谜底，也是研究史学澈晓历史的基础，所以‘’被打扮过的历史更值得研究‘’。

反观西方史学体系，是近现代才完善，很多历史框架体系要从民间传说中提取，其程度远远难于中国历史，所谓的罗马史诗，更是模糊的颂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