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本周第14期开始，“三校一所”企业史读书会即将开启管理学书目的阅读计划。为此，“企业史研究”微信公众号获作者授权，特转载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林立强教授与其企业史博士研究生赖江坤发表于2022年1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的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

当前中国企业史研究以历史学、经济学方法为主，与管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缺乏深度互动。企业管理学（以下简称“管理学”）以企业的各种经营管理活动以及在管理工作中普遍适用的原理和方法为研究对象，与企业史研究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比其他学科更密切，但却被企业史学界严重忽视。因此，以管理学方法作为观察、解释中国企业史研究的新视角，应与历史学、经济学等传统研究方法在学理上形成积极的互动交融，改变以往学界研究方法单一的局面，在中国企业史研究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

传统研究方法存在局限性

企业史研究主题可简要概括为研究企业的过去。西方企业史学界认为，企业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源自1927年哈佛商学院的Business History。企业史在中国学界属于经济史研究范畴，被视作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这种以历史学与经济学方法为重的学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历史学方法仰赖史料的描述与建构，缺乏理论支撑。经济学方法则倾向于忽略研究对象的个性，利用各类理论框架论证某些假设与观点，采取抽象、演绎的方式寻求研究对象的共性。即便是打开企业“黑箱”的制度经济学，以及宣称深度嵌入企业管理内部的企业理论，总体来说仍是研究企业具有普遍意义的共性内容。因此在企业史研究中，不论是历史学还是经济学方法都缺乏一种对“真实企业”的现实关怀，从而导致企业史研究囿于“象牙塔”的传统经济史研究中，很难与企业实践发生有机联系。

管理学方法是一种从管理学视角观察、解释中国企业史的模式，但由于历史学与管理学之间存在一定的学科壁垒，其研究合作之路困难重重。一方面，管理学者或偏重运用理论以解释或论证问题，或倡导总结实际管理工作者与企业管理的管理经验教训（如经验主义学派），对企业原始档案作为数据来源持有普遍的怀疑态度，对传统历史学者轻视理论，依赖史料、档案的梳理以阐述问题的研究方法持有异议。另一方面，经济史学者对管理学理论与方法缺乏深入认识，过度依赖史料与档案进行实证研究，对管理学产生轻视之感。

西方学界也曾存在企业史研究中管理学方法并不占主导地位的类似情况。近年来，西方企业史学界提出企业史研究要回到20世纪20年代企业史学科成立时偏向商学院“案例研究”的初衷，开始关注现实企业管理问题，选题紧紧围绕企业与企业家核心问题展开。于是，管理学方法逐渐成为西方企业史学界的主流研究方法之一。

管理学方法强调从企业管理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既强调构建理论过程中的概述与比较方法，又重视企业档案、口述档案等史料的梳理，本质上是以企业管理实践为导向的一种研究视角。该视角有助于弥补历史学、经济学在实践性方面的不足，推动中国企业史研究理论体系与解释框架进一步完善。

管理学有助于企业史研究创新与发展

企业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与系统的经济组织，将管理学引入中国企业史研究，有助于中国企业史研究方法创新。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有助于克服当前中国企业史研究不重视企业管理实践的局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管理学注重研究成果的可行性，强调从企业管理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企业管理实践为导向是其一大特征。因此，从管理学视角对企业史进行研究与分析，可以弥补历史学与经济学相关理论缺乏企业管理实践经验的缺陷。

其次，促进当前中国企业史研究方法的创新。当前，中国企业史学界仍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通过对企业档案的爬梳剔抉，用描述性的手法还原企业日常经营行为的微观研究方法就是管理学的方法。如吴承明先生在总结近代企业史研究成果时认为，“90年代，本学科的研究向企业管理学和经营学方面发展”（刘兰兮主编《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发展·序》）。而事实是，这种仍以史学叙事为主的研究，并未使用管理学特有的分析框架，更谈不上深入分析、概括和构建新理论，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学方法的运用。

最后，实现与西方企业史学界主流研究领域与视角的接轨。目前在西方企业史学界，管理学的影响力远胜于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如担任哈佛商学院历届Isidor Straus企业史教席教授职位的格拉斯（N. S. B. Gras）、海迪（Ralph W. Hidy）、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麦克劳（Thomas K. McCraw）、琼斯（Geoffrey Jones）等诸多历史学背景的学者都是从管理学视角研究企业史的积极拥护者。其中，钱德勒以企业史三部曲《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1962）、《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1977）、《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1990）闻名。因之，如能在管理学理论框架下开展中国企业史研究，无疑将有助于推动中国企业史学界与西方同行的交流，增强中国企业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引入管理学方法将极大促进中国企业史研究的创新与发展，推动中国企业史研究实现以企业实践为导向的理论创新。如此不仅可以服务于企业的管理实践，激发企业管理者对企业史研究的志趣，而且有助于改变当前中国企业史研究日趋边缘化的困境，逐步构建起历史学、经济学与管理学等几大学科互动、交融的中国企业史研究新格局。

管理学与企业史研究互动交融

管理学方法运用于企业史研究不但要求研究者深入掌握管理学理论，而且要具备一定的企业实地调研与实践经验，这对于当前中国企业史学界以历史学与经济学背景为主的学者无疑是一大挑战。目前最有可能运用管理学理论进行企业史研究的学者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具有管理学思维的历史学家”，一类则是“具有史学思维的管理学家”。前者可以利用历史学科特点，在管理学一些适合质性研究方法的“情境”与“个案”等领域开展研究。同时，加强当代企业史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史研究，改变目前中国学界“企业史研究基本等同于近代企业史研究”的现象。后者则可以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管理学界部分学者提出的所谓“历史学转向”背景下，从国际商务、战略管理、企业家精神等领域着手研究。对国内企业史学界而言，管理学方法情境化、面向真实企业以及实用性的特点，对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史选题，如关注中华传统文化对企业特质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与企业治理的关系、新兴领域与数字经济中企业的创新性、国有企业的历史传承、改革开放后私营企业的发展等中国经验问题将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企业史研究要实现“全球视野”与“中国经验”融合与交汇的目标，仅仅依靠目前经济史学界的努力还远远不够，未来与管理学界的合作至关重要。国内企业史仍隶属于理论经济学类的经济史以及历史学类的专门史，如果管理学科将企业史纳入麾下与管理史、管理思想史并列，无疑将为管理学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此外，是否可以仿效历史社会学、历史政治学创建一种以“历史管理学”命名的新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参照这个思路，无论是管理学本位的“历史管理学”，还是历史学本位的“历史管理学”，或许都能够为中国企业史研究方法创新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因为“历史管理学”不但强调历史学方法在管理学中的运用，而且强调运用管理学方法研究企业史，如此不仅意味着“过去”的企业史与“当下”的管理学在研究对象上实现一致，而且在方法论上势必产生交融与互鉴。当然，“历史管理学”的提法有待进一步论证，但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显然具有切实的可行性，是未来管理学与中国企业史研究深入互动与交融的重要研究视角。

总之，管理学作为中国企业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应正确理解“新”的含义。其一，“新”意味着管理学方法在目前中国企业史研究中的运用初露头角，学界对其讨论不够深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对企业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同时，要认识到目前相当一部分管理学理论是在西方商业管理实践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与中国管理文化还有很大差距，这就要求我们要考虑到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其二，“新”只是相对于当前中国企业史研究仍以历史学与经济学视角为主的状况而言。提倡管理学的新视角并不意味着否定历史学、经济学等方法对中国企业史研究的积极作用，而是希望通过引入管理学方法，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建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多学科研究范式并存、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化视野的新时代中国企业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