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并没有赋予自己的哲学一个具体的名称,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在不同场合把自己的哲学学说称之为“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将费尔巴哈之前的唯物主义都称之为“旧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相对于旧唯物主义有两个基本的特点：它既是历史的唯物主义,又是辩证的唯物主义。但这并不是说它们是两个“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称之为辩证的唯物主义也可以,称之为历史的唯物主义也可以,名称和内容并不能画等号。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复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重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说,在历史主义的方法中涵盖着辩证方法的原则,在辩证方法中涵盖着历史主义的内容,二者是统一的。但是,受原苏联哲学的影响，我国传统的哲学教科书人为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划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导致人们错误地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它在社会历史中的运用而已,这与马克思的原意不符。

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中的“历史”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时空范畴中的社会历史,而是把事物当做“过程”而不是当做“实体”来理解的辩证思维方法,其内容很宽泛。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历史科学”,主要是指把事物当做过程来研究和理解的方法。历史包括人类史和自然史,这两种历史不能人为地分割开来,它们是有机统一的。一切严格意义上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也就是说,只有把一门科学提高到对其整个历史过程作总体研究时,才能算是上升到了科学的水平。费尔巴哈直观地抽象出人的“类本质”,抛开了人的历史过程即特定历史时期人的社会关系,运用的是非历史主义的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必然是抽象的人。在当前的人学研究中也普遍地存在着一种逻辑,即由一种抽象的人性(感性经验或普遍理性)出发来解释和阐发人的本质、人的规定和人的发展,从而达到一种肤浅的、抽象的具体。而在马克思那里，对人的研究恰恰不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人，即从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现实的客观基础出发,根据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具体地把握体现着人的现实社会差别的本质。这种本质并不表现为人的抽象的规定性,而是在社会现实的生产和生活中活生生地展现出来的东西。有人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是马克思的观点，其实并不正确。马克思坚持人是历史的产物，人在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中表现出自己的本质，并没有一种固定的、永恒不变的“类本质”，哪怕是劳动。所以，马克思始终强调无论对自然还是对社会的研究,只有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正是这种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理论的科学批判，提出了一个最强有力的论点，即资本主义不是永恒的，它也有一个产生、发展、繁荣并逐步走向衰亡的历史过程。相反，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如古典政治经济学用的是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它们只关注具体的现象和现实间的表面联系，而不去揭示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不把它们放到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来研究，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它们把资本主义社会看做永恒的制度，从而沦为庸俗政治经济学,成为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辩护的辩护经济学。当前的西方经济学同样没有超出这一基本思路。

马克思把辩证认识的对象归结为自然史和人类史,把历史科学看做惟一的科学。他强调,历史有两种,一种是自然史,一种是人类史,它们可以分别进行研究,也可以联系起来加以讨论。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不是把研究对象仅仅当做实体,而是把它放在历史过程中，从其产生发展的具体过程中来加以研究。因此,对辩证法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绝对的。绝对的问题在哲学史上讨论得很多。什么是绝对?譬如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其基本精神是继承基督教文化传统，把神看做是人类精神的至高无上的源泉,作为神性的代替物,绝对精神无所不在、永恒不变，是人类安身立命的最终归宿,一切变化发展都只是在绝对精神自身之内的变化。黑格尔这种绝对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后世产生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费尔巴哈哲学中的绝对是抽象的“人类之爱”，鲍威尔哲学的绝对是无限的自我意识，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抛弃形而上学对绝对之物的假定。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自然哲学也追求绝对,即绝对的物质(以太、原子等等),不同的是,辩证法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一个历史过程，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认识,这就要求把有关绝对的东西排除出哲学思维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用辩证的观点看问题就要推翻绝对。那么，科学研究是否有一个绝对的起点?任何过程都是有起点的,但起点并不具有绝对性。

事物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从“宇宙本体”开始,辩证法不承认任何超感觉的本体,一切所谓的本体都是有限物，是可感知的。可进入科学认识范围之内的东西,列宁都称之为有形实体,它们不同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能存在的只是个别事物,抽象的普遍性名词不能讲它是存在的（这是柏拉图主义）。有形实体即有限的事物,都是有始有终的,存在于历史之中的,决不是绝对的东西。费尔巴哈的“类”，也只能存在于现实社会的个体之中。施蒂纳把个体绝对化，变成了神秘的利己主义。经济人的假定虽有其现实的社会基础,但它又把人的经济规定性绝对化了。关于始基、原初等等旧哲学观点,同样要批判地来看待。在出发点的问题上，唯物辩证法首先坚持的是有形实体而不是超感觉之物,其次是过程和关系而不是僵化之物。恩格斯在世时还没有原子物理学,但已提出了辩证的原子概念。恩格斯预见原子也不是绝对之物,而仅表示一种关系,它把认识事物的层次更推进了一步。随着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有人提出了物质堙灭论,这实质上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而不是物质消失了,他们运用的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绝对化的思维方式。近些年来,我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如实践本体论）的讨论曾经热闹一时,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提问方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非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本体论哲学,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不能把它降低到形而上学的水平。

总的来说，辩证方法的特点不是就事物看事物，而是就过程来看待事物,不是把事物看成一个实体,而是看成一个过程,不是把事物看成静止的现状,而是看做处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现状。因此，辩证的观点同时就是历史的观点,反之亦然,即把事物当成一个“过程”来看待。所以说,当我们不是从通常的角度来理解“历史”,而是把“历史”当成一种方法来理解时,“历史”和“辩证”就达到了内在的统一,辩证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唯物主义也就不再存在所谓的一般原理和特殊应用的关系了。所以说,今天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因为只有运用这种历史主义的方法,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更加贴近现实,从事物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来理解它的本质和规律,才能真正达到一种实事求是的境界。这也是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一脉相承的内在根基。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个方面是指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及其理论；但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指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运用这种方法来研究问题,是更宽泛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的是方法,方法统帅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不是要建立某种封闭的或半封闭的体系,它主要体现为一种认知、理解和把握、改造现实的思维方法。当前已有的只是教科书体系，但传统教科书并不能够真正当做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来看待,它只是一种教学安排。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整体系是个完不成的“难题”。但作为一门成熟的科学，可有一个体系，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资本论》的结构体系。但哲学本身却永远是开放的，难以形成完美无缺的学说体系。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体系是哲学体系的最后一次流产。所以说,哲学最珍贵的是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和作用都表现在方法上,如果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被当做方法,那就是没有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不是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历史发展本身,从社会现实中引出原则而非相反。如个人本位还是社会本位之争，就不应该从原则而应该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状况和需要出发来考察。要具体看待问题。

在今天不应该把批判个人主义变成批判个人利益,也不应当把维护个人正当利益变成宣扬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坚持从社会的立场看问题,但绝非排除、抹杀、忽视个人利益。从实际出发需要分析、辨识和正确处理各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利益关系问题,决不能根据某一个抽象的理论原则化繁为简地草率处理。现实与事实是两个范畴,现实是过程和关系的总体,较难把握。历史不是由单纯的事实堆积起来的,其惟一的出发点应该是现实。研究经济学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现状，偏离这一出发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如何更好地从现实出发,这里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这就是历史主义方法,即运用发生学的观点来看待现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什么地方产生出来,一步步获得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不追问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如何产生的,在什么限度内具有历史合理性。他们只研究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下财富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从来不问现存制度的历史合理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不是唯心主义,而是唯物主义,但这种唯物主义却是非历史的。他们将资本主义看做古已有之,所以一再遭到马克思的批判。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是庸俗唯物主义,目前西方经济学所用的方法基本上仍然是庸俗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到：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在自然研究中取得某种成就,但其一旦涉足于历史领域就立刻陷入唯心主义。

这是因为他们的方法是非历史的和非辩证的。在自然现象中历史性的变化相对来说要缓慢得多,社会领域的过程性则比较明显，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有时可以大行其道,但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则很快会暴露出其局限性。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得最多的就是这种非辩证、非历史主义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以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为出发点的,但运用方法不同,因而研究的结果和得出的结论也不相同。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相比,何者更实事求是,更贴近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实呢?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前有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奴隶社会。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学说是历史事实,不是逻辑推论。辩证地看问题必须是历史的。经济学家在这点上就不是辩证的、历史主义的,他们只重视经验、直观、实证。他们只肯定地看待事实,但对事实本身及其联系、历史源流却不加研究,是直观的庸俗唯物主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的直观唯物主义也包括经济学家。英国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洛克、休谟的经验主义,是非历史的、非辩证的、不彻底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真正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经济学中,因为他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黑格尔哲学。《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较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运用的方法更为科学。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是从经济事实出发的,但还没有能够从资本主义现实出发(要从现实出发必须深入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把握工人与资本家、资本与劳动的多方面关系),当时提出异化劳动理论,与《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相比,观察现实还不够深入,实事求是还不彻底。因为虽然1844年马克思已是唯物主义者,但仍属简单化的唯物主义,真正的唯物主义要有穿透力。历史是人创造的这个命题似乎是被广泛认同的，但创造历史的主体可以理解为“人的理性”或“人的活动”（实践）。历史归根到底是人的理性发展史还是生产发展史,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分道扬镳了。历史主义不是简单还原而是着眼于用发生学的观点研究现实,不是线型思维方式而是开放的研究方式,遵循从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思想路线。马克思的历史主义体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也体现了彻底的辩证法。认识就是把握历史的运动,所以说,研究是否是科学的,根本在于是否是真正彻底的、历史的唯物主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争论，重要的不是在于它的名称，而是在于它的内容和实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体系哲学（不像黑格尔哲学），其灵魂突现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它不存在一个用思想来建构存在的问题，只有认知和把握现实的方法正确与否的问题。它不关注对某一现象研究结果的维护，而是注重不断地运用正确方法研究新的问题。方法与研究的对象是两回事，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因为历史和现实都发生了变化因而就过时了。马克思的研究结果相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讲永远是真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照搬他的结论,重要的是继承和发扬他研究现实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主体哲学,也不是意识哲学,但不是说它不研究主体，不研究意识。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人学，但也不是说它就不研究人。从根本上来说,它首先是一种历史主义的世界观，是对人类历史包括其自然前提的一种以科学认识为基础的价值批判。现象学提出“建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使用“建构”一词，因为，“建构”必须是主体有意识的建构，它是历史目的论的余波。而唯物史观清楚地表明自己的基本观点,即“个体有意识,整体无意识”，也就是说,历史是人创造的,但不是主体有意识的创造,而是成千上万个主体在有意识地追求自己的目的和利益的过程中形成的合力所创造出来的,它是任何一个个别主体都不能够预先规划和如愿以偿的。这才是历史的真实面目。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以历史为基石的逻辑的升华。哲学意识不可能去重构历史,重构最多也只是一种反映，是一种哲学逻辑的抽象，它必须尊重历史,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原则。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决没有被超越。其一，只要方法是从现实历史发展过程中科学地抽象出来的,因而相对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是正确的,那么它在这个一定的时空条件中就是不可被超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资本主义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只要资本主义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它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就不会过时。黄楠森教授说得对,哲学不是服装,可以一天换一个样子；哲学也不是流行歌曲，可以一天换一个调子,它必须有一些基本的一以贯之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孔子、老子等人的哲学思想比马克思的思想更古老,但仍然不能说完全过时了，为什么一定要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过时了呢?其二,现在有很多主义,但主义与主义不一样,有些是可以比较的,有些则不存在可比性,因为谈的不是同一类问题,所以不能随便说某一种哲学超越了另一种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旧哲学,它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也不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它提供的是一种研究社会历史的大思路，即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相关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其基本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例如它对待人的自由问题的基本原则就体现了这个精神。不同于近代以来的其他流派的哲学家，马克思从不直接地从人的自由和人格独立入手来进行研究，它首先考察的是人类的历史发展和制约着人的个性发展和自由实现的社会制度。因为作为在一定社会关系下现实地生活着的个人，不改变他所依存的社会关系，就谈不上人的个性和自由发展问题,要谈也至多是道德层次上的说教。这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哲学问题,但如今却被一些哲学家搞得混乱不堪。有些哲学家先给个人自由设定一个理想的定义,然后根据这个定义规范现实应该如何如何,这对增进人的自由是毫无帮助的。人的自由无需靠他人设计，自由条件的改变必须是人们的集体行动。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通过自觉努力,可以为自己设计符合自己个性的自由,它不是一个哲学家的推理论证可能解决的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给出的思路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整体实践,为人的自由创造客观的社会条件。

当代哲学从表面上看,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有点儿像艺术流派，层出不穷,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现代几乎还没有。但近代哲学并不如此,它比较稳定。如英国经验主义,有一套固定的方法论原则，较容易得到认同。黑格尔主义的传统虽有变化，但同样比较稳定。中国哲学更为稳定,儒学、佛学、道学形成的传统,历经沧桑,至今仍保持其基本原则。新儒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要求融入现代社会，对儒学思想作重新解释，加以革新。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本质上仍是儒学，是儒学的一种现代诠释。而现代哲学变化如此之快,根本的原因是人类生活的变化在加快,类似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已是目不暇接。信息社会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经济方兴未艾,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加速变化,很容易形成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新学说,哲学因而也随之出现加速的流派更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哲学应该怎么讲?把这些内容全部接纳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来是不可能的，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加以总结和抽象，从中掌握一些基本趋势和规律。哲学作为传统既古老，又常新,因此给研究者提出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但是,现在有些文章写得比较浮躁，对经典作家的学术思想消化得并不够,对现实历史发展的理解也并不准确,却天天都在进行哲学创造,这就势必把一批青年学者引入歧途。现代哲学的表达方式越来越思辨,生造新词,搅混概念,明明说是不可言说的东西,却变着法子在说它,有意识地把人们引入精心编制的语言怪圈,把哲学变成思想的陷阱,实在是不可取的。现代生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很多方面受非理性因素的支配,非理性主义作为一种根本的情绪几乎成了西方哲学中风靡一时的思想潮流。对于当代西方涌现出来的这些潮流,我们不接触、不了解不行,但绝对不要盲目地投身到里面去,而应当以我为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冷静地加以分析和批判,要用辩证和历史的唯物主义眼光来研究诸如此类的问题,而不能跟着西方学者的极度思辨的乃至非理性的思路走,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更为重要的工作要做。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来说,必须更多地关注现实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课题。

目前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是社会和学界存在的一个焦点问题。

以上的内容,已经从原则上回答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命运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的灵魂是与现代科学和现代历史发展相一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那么它就根本谈不上过时和被超越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任何别的现代化。如果离开社会主义这个大目标来谈现代化、现代性,甚至错误地把社会主义当做实现现代化的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并进而得出结论：只有欧美式的现代化,而不可能有别的现代化,这实际上就不是在谈哲学,而是在谈政治。在这种思想的支配和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只能面对两种选择：它或者坚持其原本的阶级属性和政治选择(科学社会主义)而成为过时的历史陈迹,或者放弃它固有的意识形态特性而融入现代泛人道主义的哲学思潮,成为当代哲学流派中的一个派别。因此，我认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命运问题，所涉及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性质和内容问题，而且更多的是它为之服务的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宏大理想和目标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就是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选择和理想信念问题。换句话说，只要我们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持有坚定的信念，我们就不会感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过时或已被超越。

本文原载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