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言语”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的。他认为：我们首先应该在口头交际活动或者说从语言活动这样的社会现象中区分出两个因素，也就是"语言"和"言语"。

语言等于"言语活动"减去言语，语言是使一个人能够理解和被人理解的全部语言习惯。即语言是言语活动中社会成员约定俗成共同使用的部分，是均质的，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言语则具有个人特色，因为每个人说话的嗓音、每个音的具体发音、每个人使用的词语和句子结构等方面都具有个人的特色，而且每个人每一次说话都是不同的，这些都是言语现象和言语要素，不属于全社会约定俗成的语言。

简单的说，语言是言语活动中同一社会群体共同掌握的，有规律可循而又成系统的那一部分。语言是一个抽象的实体，是从言语活动中抽象出来的全社会约定俗成的均质系统，而在抽象过程中，就必须把所有的个人要素或个人杂质全排除出去。但，言语是很难找到规律的。

它们的联系在于：一方面，语言是从言语中概括出来的词语和规则的总和。语言存在于言语当中，言语是语言的存在形式。没有言语就无所谓语言。另一方面，言语是个人说的行为和结果。也就是说，言语总是以语言为活动基础的，语言在言语中起着规范作用。区分语言和言语有重大历史意义。

正如索绪尔所说：把语言和言语分开，我们一下子就把（1）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2）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从属的和多少是偶然的分开了。

因此，语言、言语概念的提出，明确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问题，这在历史比较语言学大行其道的阶段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语言学的对象应该限于有内在一致规律并且成系统的语言，而排除无规律可循的言语因素。这样，语言学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至于跟言语活动有关部分的其他各种因素，不是不重要，也不是不需要研究，只是不属于语言的本体部分，可以另行研究。

“历时”与“共时”

索绪尔在区分语言和言语后又走到了语言研究的第二条分叉路：一条通往历时态，另一条通往共时态。语言的共时研究（ synchronic study ）和历时研究（ diachronic study ）又称静态语言学和演化语言学。在语言学研究过程中，共时和历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关语言学的静态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有关演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如朱德熙老先生的《语法讲义》属于共时研究的一个方面。索绪尔指出"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相反的，历时语言学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

索绪尔运用比拟来说明"共时""历时"二者之间的关系，把历时态比作物体，而把共时态比作物体在平面上的投影：用树干纵断面和横断面来比拟历时和共时研究的不同 。语言在一定时期内展现的也是"共时"的情况，人们认识到的只是话语本身而已，不可能见到任何话语，都映射出它们自古至今的整个演变过程。

索绪尔对于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划分，是索绪尔语言学的一门基本理论和重要思想。索绪尔机智地提出这一划分原则，可以说是对语言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一次革新。

正是索绪尔提出划分语言共时性和历时性原则之后，描写语法学才成为现实，不仅用来分析语音、词汇、语法等系统内部的语言事实，后代的转换生成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符号学都深受他的学说的影响，特别是为美国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流派"和"行为主义"的产生完成了理论铺垫。其次，标志着语言学从印欧语系的比较声韵学走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年轻的索绪尔也是研究过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但是后来索绪尔批判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创新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这对于语言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

索绪尔认为共时语言学研究语言语言体系，历时语言学研究语言的发展。这是他针对新语法学派认为只有语言的历史研究才是科学研究这一狭隘的历史主义观点所作的反驳，体现了鲜明的时代针对特征。

语言符号的

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

因为语言符号在时间上是线性展开的，反映口语的书面语同样也是线性展开的，因此语言单位和语言单位的组合也只能采用线性的序列形式。

不同长度语言单位的组合可以称为"句段"，所以组合关系也可以称为"句段关系"。如"鸟儿能飞。"、"别烦我！"。参与组合关系的语言单位可以是"词""短语""句子"，只要这些单位都是按照约定俗成的模式组合而成的，就都属于语言。

组合关系体现为一个语言单位和前一个语言单位或后一个语言单位，或和前后两个之间的关系，也体现在互相关联的语言单位组合而成的整体之中，因为整体并不就是部分之间的简单相加，部分跟整体之间的关系和部分跟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同样重要的。例如，"胡说"一词，在这一组合中两个词是相互制约的。"胡"受到后面"说"的制约，只能是个副词。

语言单位在线性语链中总处于一定位置。能在同一个位置上出现的语言单位处在共同的组合关系之中，具有共同的语法功能。在同一个位置上可以互相替换出现的各个语言单位处在互相可以联想起来的关系之中，因而聚合成为一类。这种关系叫聚合关系。

聚合关系是在组合关系中体现出来的，而组合关系有体现为聚合类的线性序列，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可分割。

能指与所指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把语言符号看作是一个概念和一个有声意象（ imageacous tigque ）的统一体，有声意象又称能指（ signifiant )，概念又称所指（ signifie )。在同一个符号系统中，能指和所指是统一的，符号的意义是固定的。根据其观点，每一个符号都是由能指和所指组成，或者说每一个符号都可以人为地分为能指部分和所指部分。

其中，能指部分是具有物质性质和物质形式的用以承载符号内容的"中介物"，是承载符号内容的表达层面，是符号中我们能看到或听到的那部分，也即符号的形象或声音，是所指的中介物。所指是符号在其使用者心里的表象，完全是符号使用者的心理活动，即符号所表示的概念。按照语言学家或者哲学家们的划分，人们试图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叫"所指"，而语言实际传达出来的东西叫"能指"。

比如英语的" tree "这个单词，它的发音就是它的"能指"，而"树"的概念就是"所指"。

传统的观点认为所指和能指是精确相对应的，因而符号通过与存在物的符合获得价值。而现在人们越来越发现，由于历史，学科和经验的不同，所指和能指并不总是一一对应的方式，我们说一句话，写下一句诗的同时，往往要以别的词汇或者句子作为参照，为了了解所指，我们总是要不断借助其他的能指，这样所指的意义便在这种不断借用其他能指的过程中被"延宕"、"丰满"、"变异"了。

"能指"和"所指"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但是，索绪尔认为，某个特定的能指和某个特定的所指的联系不是必然的，而是约定俗成的。一方面能指和所指之间对应的可能性有着无限之多；另一方面，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受到社会、文化、历史、民族、地域等因素的制约，即经过长期的共同训练，二者的关系会由这种最初的任意性变成约定俗成，而这个约定俗成的结果又是不可随意改变的。

如西装作为一种符号。在我国的京同历史时期应过系同的所指：改革开放前期，西装意指着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生活：改革开放初期，西装则成为时尚开放的象征。

再如在"树"这个词中，树的概念和"树"的特定发音不是必然结合在一起的，"树"在英文中的读音和在法文、拉丁文中的读音明显不同，但却都能表达了"树"的意思。

这就是符号的任意性原理。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是索绪尔语言学的一条重要原则它支配着索绪尔的整个语言的语言学系统，是头等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