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21年，考古学在中国诞生整整100年了。考古，对中国这样历史悠久、文化璀璨的国家而言，起步并不早，说是舶来品，或应不为过。但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后，厚重的文化滋养，再加一代代诸如李济、董作宾、裴文中、梁思永、吴金鼎、苏秉琦、夏鼐等考古人的筚路蓝缕、殚精竭虑，使其在当下根深蒂固、茁壮成长、枝繁叶茂，越来越具有中国特色，铸就了中国风格，进而彰显中国气派。

中国考古直接面对的就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它能将已知和未知的过去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帮助人类找回已经失落的自己。

在中国，做考古其实应具有一种历史情怀。

当下，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很多，但了解中国考古的人不多，考古和历史骨肉相连，息息相关。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夏鼐、王仲殊）。

一

关于考古学的定位，夏鼐先生等老一辈考古学家们曾经指出：关于考古学的分支，“从研究的年代上划分，考古学可分为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两大分支。也有人主张在两者之间加入原史考古学而成为三大分支，但从实际意义来说，原史考古学的重要性不如前两者。史前考古学的研究范围是未有文字之前的人类历史，历史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则限于有了文献记载以后的人类历史，两者的界线在于文字的发明”。按照这个观点分析，考古学应该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层学和类型学是考古学的两个最基本的方法。就历史考古学（又称之为历史时期考古学）而言，应是考古学的基本分支学科之一，关于历史考古学的年代上限，若按公元前21世纪建立的第一个有文献记载的古代王朝-夏朝开始的话，历史考古学的上限就可以定在夏代建立即公元前21世纪。但我国有确切的文字可靠的历史是从甲骨文记事开始的，考古学上甲骨文的发现最早时期也即古代成熟文字系统和文字制度历史出现的时期，则定位在殷商时期，则可将历史考古学的上限界定在盘庚迁殷之后即公元前14世纪之后。

综上，将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相结合进行综合考虑，应将历史考古学产生的年代上限划定在夏王朝建立的公元前21世纪为宜。

第一，从整个历史进程而言，夏朝被认为是第一个有确切纪年的历史王朝，且夏的建立终结了传说中的禅让制，开启了王位世袭制的“家天下”，成为历代专制主义王朝主流政治替变的主线；

第二，从古代历史文献来看，现有大多数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历史事件，基本都是在夏建立后展开的，比如最早有文献记载的一位夏氏族成员是鲧，《国语·周语》中说鲧作为夏族首领被封在崇（今河南洛阳崇县），故称“崇伯鲧”，又据《尚书·尧典》记载，尧最初认为鲧是方命圮族、毁败善类而反对鲧领导治水，而在《尚书·洪范》与《国语·鲁语》中又提到“鲧障洪水”，即鲧用土木筑障阻洪水，《礼记·祭义》又言，“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的夏代世系与《殷本纪》中记载的商代世系一样明确，商代世系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已经得到证实，因此《史记·夏本纪》中所记的夏代世系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可信的。由此，可以把夏的建立比作一道分水岭，中国历史从此终结了神话传说的历史，而真正进入了“信史”时期；

第三，从考古实物资料来看，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市区二里头村遗址中大型宫殿、墓葬以及许多青铜器的出土，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作为新石器晚期部落联盟夏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比较全面地展示了有关夏代社会发展的情况，而且经过多年的调查和发掘，在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等地，发现了一种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之间的文化遗存，以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内涵较典型，称为“二里头文化”。这一文化遗存的时间，据测定，约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属于夏代纪年范围内。2002年面世的遂公盨上有“天命禹敷土，堕山浚川”的字样，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大禹及德治的文献记录，这件文物作为实物也能证明夏建立后，中国的历史就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

二

关于考古学的任务和特点，夏鼐先生等也曾指出：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的基本属性、研究对象和最终目标是相同的，但“两者的研究任务也有所不同。史前考古学承担了究明史前时代人类历史的全部责任，而历史考古学则可以与历史学分工合作，相辅相成，共同究明历史时代人类社会的历史”。

综合而言，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考古学就像埋藏在地下的一本书，它是揭示、整理、研读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一把钥匙，通过田野考古发掘出来的资料，立体化地展示了古代社会的发展方方面面的图景。不管是遗迹还是遗物都是古代人类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通过一座房址及遗物，不仅可以揭示古人房屋构造结构、使用功能分区、家庭成员构成、社会微观组织，而且还能进而展现区域聚落形态演变、生产经营状况、观念信仰特征等；通过一座墓葬及其随葬品，不仅可以揭示古人的墓葬形制、葬式特征、墓室结构，而且还能进而展现当时当地的葬丧礼仪、社会习俗，而通过墓葬的随葬品更能透视出彼时该区域的社会发展状况、生业发展状态；通过一个灰坑，不仅可以揭示古人日常生活的规律、食物来源构成、贫富状况，还能展现出社会发展阶段变化、社会组织构成情况。其他诸如水井、窖穴无不打上那个时代或某个地域的生产力发展状况、聚落内部和聚落间的组织结构演变、社会习俗培育、观念信仰建构等等的烙印，都是对那段人类活动历史的透视和展示，进而探究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嬗变，以达到“透物见人”的境界，考古学需要“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替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张忠培）。

近二十年来，我国的考古事业发展迅速，而且顺应社会发展新趋势并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其时代特征之一就是：“田野考古领域进一步扩展，考古发现更为丰富多彩。田野考古在时间上的扩展，不仅表现在对‘古不考三代以下’观念的彻底摒弃，而且表现在对明清时期田野考古的重视和实施，顺应了世界考古学的发展趋势”（白云翔、施劲松）。

三

考古工作者应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知识底蕴。当今，随着新时代社会形势的迅速发展，考古学也在发生着相应变化，对于考古学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新材料层出不穷，研究领域、角度日益突破传统的窠臼，从宏观转向微观甚至更加微化的领域，研究手段也在不断创新发展，尤其现代科技手段正在广泛应用于考古领域，考古学多学科研究的趋势日趋明显并不断进行深度融合，考古学跨国境研究也在全世界范围展开，大有“全球化”趋势。

面对上述变化和创新发展，新时期的考古工作者应该不断加强学习，不仅要努力学习本专业知识，使自己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积淀和具有深邃的历史思维和远阔的历史眼光，使自己成为“专家”，同时还要广泛涉猎诸如文物学、博物馆学、人类学、社会学、地质学等跨学科等方面的知识，使自己成为“杂家”，这应该是新时期一名合格的考古人的基本必备素养。

对于青年考古学者，张忠培先生曾经提出四点建议：第一要有兴趣；第二要敢于求真；第三要能吃苦；第四是无论在任何环境下都敢于坚持自己认为符合真理的认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和导引。湖南耒阳留守女孩钟芳蓉，报考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后引起了社会热议，让很多人不解，为何不选能挣钱的“显学”？而选择冷门专业的考古，对此钟芳蓉表示，因为她喜欢历史和文物，并被“敦煌女儿”樊锦诗的故事深深打动。毋庸置疑，喜欢就会产生兴趣，有兴趣就会有继续深入钻研的激情和动力，考古专业亦是如此，在兴趣的指引下，怀有一种对历史的探索的兴趣和情怀，才能把这项工作做好，才能当成自己毕生的事业去做，孜孜不倦。

求真就是尊重事实。考古圈流行一句话：“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言：“让考古资料牵着鼻子走”，这恰恰体现出一种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研究理念。考古专业必须先是掌握材料，尊重材料，吃透材料，才能驾驭材料，结合已有材料并对照历史文献，揭示材料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从而以小见大、抽丝剥茧地抽取相应的历史规律。

能吃苦是考古人的基本功。“考古做得好不好，关键看手铲功夫硬不硬。”尤其是对于从事田野考古的人来说，应为奉为圭臬的真理之言，真正的考古学并非写在书本上，而是体现于考古工地，而考古工地基本都在偏僻的乡下，远离都市的繁华和家庭的温暖，住民房或板房、往来穿梭泥泞的乡间土路，暑往寒来、顶雨冒雪、风吹日晒，一年四季踯躅于探方里隔梁上，每天重复着刮面、找边、划线、下地层，平剖面结合观察、遗迹分布状况分析、叠压打破论证等等，枯燥而且单调，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品质，是很难最终坚持下来的。

见仁见智才能不断发展创新。考古学是打开古代社会大门的一把钥匙，所有的新材料、新发现都属于过去，属于历史，都是为了证实了很多的历史记载的正确性和错误。但是，考古发现的部分毕竟是很小的一部分，任何一种观点和认识都是对过去历史的一个阶段、方面、层次的认识，都有待进一步发展、全面和深化，所以，要勇于创新，突破传统思维束缚，不拘泥于前人的认识，以新材料为立足点，实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和观点，从而推动考古学研究领域不断推陈出新，百花齐放。

总之，考古工作是单调的枯燥的，但又是神圣的、高尚的，正是一代又一代辛勤的考古工作者们筚路蓝缕，在考古学的各个领域辛勤耕耘，才得以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与古代社会和古代人建立起联系，才能让世人有机会了解人类历史的来龙去脉和前世今生。

（作者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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