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如何面对全球化、城市化与区域化这些重大而现实的空间化问题?这是一个突出的当代理论课题。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本来就具有空间化理论视野，那么这也并非是“现成可用”的，而是需要经过一番深刻而曲折的思想史的回顾与重构才是可能的，即有一段很长的理论之路要走。其中，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体性支配的历史批判分析是方法论基础，这种总体性统治所内在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则是核心问题之所在，而从以卢卡奇为代表的物化批判理论到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不平衡发展辩证法，再到以哈维等为代表的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积累的地理不平衡发展理论范式，集中体现了这种空间化转向的复杂形成过程。

一、引语:资本逻辑批判的理论“旅行”与“越界”

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曾以一种“地理学的想象力”［1］(geographical imagination)写道:一部重要的思想文化传播与发展史就是一部理论的旅行(travelling theory)与越界(transgressive theory)的历史。所谓理论旅行就是“相似的人和批评流派、观念与理论从这个人向那个人、从一情境向另外一种情境、从此时到彼时旅行。文化与思想生活经常由此观念流通中得到养分，而且往往因此得以维系”［2］138。赛义德曾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关于“物化与无产阶级的意识”思想的曲折流传历史为例，说明理论在不同接受语境下的迥异命运。在他看来，一种理论在旅行过程中的巨大成功必然伴随着一种简化与新的教条化危险。通过对卢卡奇物化理论和与之密切相关的阶级意识理论的旅行以及卢卡奇的理论被哥德曼和威廉斯接受与修正的具体情景的讨论，赛义德指出，首先，任何理论都无法包揽、封闭、预言它可能在其中有所用处的情境;其次，理论永远不可能是完成的，正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想象永远不会被抽象理论所能穷尽一样［2］153。更为严重的是，一种理论一旦脱离其原初的生成土壤，其批判性与原创性威力便可能被“降格”与被“减弱”，继而被一种相对温顺的学术研究所替代:哥德曼《隐蔽的上帝》这篇博士论文把卢卡奇激进的无产阶级主体意识辩证法，改造成巴黎学术界可以接受的帕斯卡尔式的中产阶级悲剧意识文学批评，便是其中一例。

如果说著名的“理论旅行”之隐喻有些悲观的话，那么，接下来的“理论的越界”之想象则是重新鼓起了理想的风帆:“理论的汽车是可以在不同的地域奔驰的!”［3］时隔12年之后在《理论旅行的再思考》一文中，赛义德又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种理论在新的政治与社会情境中可以被重新解释，因而重新获得活力。这就是他说的理论“越界”现象。比如:“当阿多诺用卢卡奇来理解勋伯格在音乐史上的地位时，或者当法侬用明显是欧洲主客体辩证法的语言戏剧化地论述殖民地的斗争时，我们不只是认为他们仅仅是紧随着卢卡奇之后，在一种姗姗来迟的次等水平上来运用他的思想，而是认为他们把卢卡奇从一个领域推行到了另一个领域或地区。这一运动表明，在不同的区域、地点和情境对某种理解进行积极的运用并‘激活’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不会轻易沾染上普世主义或者过于普遍的总体化倾向……在此仅仅讲借鉴与改编是不够的。”［4］

本文不是专门讨论赛义德的思想的，而是想借用他的这个著名的隐喻说明:作为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在其身后的一百多年的理论旅行中，既出现过巨大的成功影响与瞩目的思想繁荣景象，也遭遇过由过度与精密解释所导致的越来越远离原初语境与现实世界而使批判能力“退化”的困境。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之一就是重新激活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思想关系，此外，尤其重要的是实现萨义德所说“理论的越界”。在这方面，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城市化、区域化、全球化问题的西方地理学马克思主义所实现的历史辩证法的空间化转向，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二、资本统治逻辑批判及其不平衡发展的历史辩证法

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不是经济决定论而是历史辩证法，就在于它不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生产方式理论，而且具有“现在”历史性意义上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资本逻辑批判是当代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核心课题。资本逻辑的核心问题是不平衡发展趋势与结构。不平衡发展不仅是一种历史辩证法，而且是一种空间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的最经典理论来源之一是不平衡发展辩证法。

在完成第二个伟大发现之前，马克思已经实现了他的社会历史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换，即从对一般历史的物质生产逻辑建构到对现代性社会的资本逻辑统治本质之历史批判。前者是一种同质性理论假设——即认为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基础、前提与最终动力机制;后者则是一种科学而具体的历史确认——即认为资本主义所开创的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形态，无非是人类历史暂时出现的一幕盲目必然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现象。这个观点最早表述于他“走向经济必然王国”之“入口处”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那里，他明确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与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的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的创造的因素占优势。……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5］24－25马克思在以后的著作中，尤其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作出辩证历史揭示的《资本论》中深入具体地描述了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特点。诸如:他强调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使用价值对交换价值特别是对剩余价值的从属、必要劳动时间与日常生活时间对于剩余劳动时间的从属、活劳动即具体劳动对抽象劳动物化劳动的从属、人们日常消费活动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从属、甚至于人口生产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从属等等。

如何理解马克思以上论述所具有的超出专业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普遍方法论意义与实质?这恐怕是这部《导言》自20世纪初(1903年)发表以来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始终争论不休的话题。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涉及对马克思历史观、辩证法的实质争论，涉及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即如何利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如何抓住社会主要矛盾等等(列宁与毛泽东的辩证法著作是这方面的创造性典范，限于篇幅，这条重要历史线索的研究从略)。

本文认为，马克思以上观点的意义在于历史地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特殊的不平衡发展的历史辩证法本质。用他本人的话来说:“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因为“真正困难而重要之点”在于如何理解“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的不平衡发展”，他还提醒自己这是“应该经常提到而不该忘记的”要点之一［5］27－28。在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众多的具有明显的“片面的深刻性”特点的误读成就，为我们进入该理解视野提供了重要的向导。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的哲学意义的阐述具有明显的两个线索与倾向:一是由青年卢卡奇所开创的、在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理论框架中发展起来的物化统治批判传统;二是由阿尔都塞所发起的、在结构主义语境中所演绎出的“结构因果论”或者“多元决定论”的解释传统。需要预先说明的是，无论是对物化统治的总体性辩证法解释倾向还是结构主义辩证法解释立场，它们共同具有一个有价值的启发性观点，就是认为马克思的以上方法论是反对经济决定论即反对把经济看成是离开社会历史具体条件的永恒的抽象的决定力量，而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与西方近现代所出现的一切主要的社会发展理论模式有一个根本不同点，那就是认为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不平衡的发展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有机平衡体。

三、物化统治批判、结构主义的多元决定论与不平衡发展问题

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都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与辩证法的革命意义，与其说在于它发现了经济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永恒的、本质的和最终的决定意义，倒不如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历史性、总体性、主导性的影响与意义。卢卡奇第一个深刻地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对于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的本质。”［6］78“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旨在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6］77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发现，“一个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对所有生活形式都有决定性影响的社会和一个商品形式只是短暂出现的社会之间的区别是一种质的区别。”［6］144也就是说，这是“作为人们社会物质代谢的许多形式之一的商品和作为社会构造的普遍形式的商品之间的质的区别。”［6］145资本主义是所有经济制度中最明细与量化最精确的一种，它实现了对全部社会生活时间与空间的彻底商品化管理，这表现在:时间丧失了它可变的、定性的与流动的性质，凝固成一个界线十分明确的量化连续体，里面装满了可以量化的物;工人的工作被物化了，机械地客体化了，与完整而丰满的人的个性完全分离了。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社会成了一个抽象空间。在此环境下，时间被转换成抽象的、可以确切度量的物化空间，工人主体则被精密的技术分工肢解成客观的碎片。用20世纪60年代法国情境主义国际代表人物居依•德波的话来说，资本主义按照自己模样与需要为自己生产出一种空间，一种统治自己领土的技术。资本主义不仅用时间消灭了空间，更重要的是使“空间的‘和平共处’”(黑格尔语)获得了对“时间进展中永无休止的生成”的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尽管现代性时间让原来一切自然的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但抽象空间却让这种流动而生成的时间重新固定化为空间。形而上学在这里重新获得了胜利［7］。

如果说卢卡奇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人物(霍克海姆与阿多诺)的物化批判理论只是侧重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并且只是把物化理解为一种主客体颠倒现象，即抽象物化关系对主体生存的支配性或者将其看成是一种消极的统治空间，那么，法兰克福后期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则从更加宽泛的视野看到，物化统治导致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结构上的严重不平衡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和熊彼得都以自己的方式所建议的那样，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种机制，这种机制能够保证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不断发展……在世界史上，资本主义是第一个把自行调节的经济增长机制加以制度化的生产方式。”［8］这种资本的增长逻辑导致了技术工具理性的泛滥与日常生活中的交往理性的萎缩，也就是说，正像欧洲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曾经导致全世界的广泛殖民化与殖民地一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王国的无限膨胀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内部也导致了“殖民化”，即对诸如日常生活秩序、传统道德、政治生活、文化领域、生态环境、国际关系等领域的侵害［9］。

应当说，物化批判理论已经道出了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包含着空间批判维度与不平衡发展的辩证法思想，但系统而自觉地将不平衡发展的辩证法作为马克思历史观的核心问题来看待的第一人则是阿尔都塞。

阿尔都塞在深入阅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与《资本论》的基础上提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是现实的异质性的矛盾的多元决定论，而后者则是先验的形而上学的同质性的一元论还原论，前者是不平衡的发展论、主导结构论的整体观，后者则是一致论、和谐论、统一论的总体观。黑格尔把社会当做一个总体来思考，马克思则认为社会是一个有主导结构的复杂整体。具体表现在:“黑格尔的总体是一种简单统一体和简单本原的异化发展，这一发展本身又是观念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简单本原现象和自我表现。”［10］175－177“在黑格尔那里，任何一个特定的矛盾都不是主导的矛盾。这也就是说，黑格尔的整体具有‘精神’的统一性……黑格尔总体的统一性不在于它的复杂性，因而也不在于它的复杂结构;因此，在黑格尔的总体中，没有主导结构。”［10］177而对于马克思的整体观念来说，整体结构，以及各个基本矛盾的“差异”和主导结构，是整体的存在本身。“由此可见，不平衡性是社会形态的内在性，因为复杂整体主导结构的不变性本身是构成主导结构的各种矛盾的具体可变性的条件，也就是各种矛盾的转移、压缩、交替……的条件。……不平衡发展(也就是人们在复杂整体发展过程中可以观察到的这些转移和压缩的现象)不在矛盾之外，它构成了矛盾的最深刻的内在本质。……这里的不平衡性具有它们所确指的内在本质:多元决定。”［10］184－185

毫无疑问，阿尔都塞的结构不平衡发展辩证法是独到而深刻的，但他的结构主义方法非历史地非批判地把资本主义物化统治的颠倒性支配作用视为永恒的常态结构。所以，他为反对机械决定论而非历史主义地提出的多元决定论倾向，当即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施米特在《历史与结构——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学说》中便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既不是无历史的结构，也不是无结构的历史，而是具有历史与结构双重特性的历史辩证法。阿尔都塞反对第二国际式的经济决定论与社会进化论是有合理之处的，但他没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作用，没有从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认识资本主义所由以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衡的发展结构，特别是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所决定的当下的实际状况来理解经济在整个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四、当代西方左派社会理论视野中的不平衡发展问题

马克思的总体性历史辩证法思想，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作用及其不平衡发展思想，也对当代西方的左派社会理论与历史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以抽象的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平衡发展的空间结构特征，那么当代西方的左派社会理论与历史理论则具体地描绘出了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空间化结构特征及其现实表现。

例如，当代英国社会学巨擘安东尼•吉登斯在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辩证法思想的启发下，在综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形态本质区别的思想的基础上，在吸收当代西方众多社会理论流派的成败得失(特别是诸如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主流学派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影响的社会时空构成论。他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劳动二重性、价值二重性理论、资本构成理论中，特别是抽象劳动时间理论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挖掘与提炼，也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制度与日常生活秩序发展不平衡现象进行了重新审察与批判。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所开创的全球性即世界历史性的现代性过程，首先是一个市场经济制度的膨胀与扩展过程，也就是社会化的时间—空间——即商品化的“时间”与工场化、城市化的“空间”——对自然的时间—空间的统治过程，也就是制度化的“时间—空间”对于日常生活时间与空间的支配与控制过程。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过程，引起了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的商品化。于是，“一种普遍性的、抽象的、可量化的表现的时间，终于获得了对所有那些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特有的、被异质性地组织起来的时间过程的支配地位。”“时间的量化，作为一种脱离开任何其他内容的抽象维度，是劳动与生产双重商品化过程的核心。”［11］134“时间的商品化，及其与进一步的空间商品化过程的分化，构成了由于资本主义的出现所带来的日常社会生活最深刻转变的关键 因素。”［11］131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本质体现在:首先是时空分离。“跨越广阔的时间与空间领域的社会关系的联合，并一直到包括全球体系的状况”，也就是时间与空间摆脱前资本主义社会或者社会中那种局限于日常生活与自然地理限制的具体化、区域化的特征与内涵变成跨越区域与自然界限的即抽象化的全球化的一种独立存在与观念。伴随着时间—空间的虚空化过程，现代性的第二个重要特征表现为社会制度的抽离化，“由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它们结合起来等于抽象系统)所组成。抽离化机制使互动脱离了场所的特殊性”。这个过程不同于结构功能主义将社会作为一个有机和谐整体依据自身功能要求所进行的假设性进步性的分化过程，而是一个不平衡的裂变过程。这种制度化的抽离化过程就是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并使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确切地说，这种将具体时空内涵“挖空”就是抽离化的内涵，它导致了制度化的和抽象化的时空的无限膨胀而使具体化的、区域性的、日常化的时空的意义与内涵的贫困与存在范围的萎缩［12］。

如果说吉登斯是从现代社会结构生成角度透视了现代性的不平衡特征，那么布罗代尔则从开阔的世界历史视野鸟瞰了资本主义的宏观等级制地貌。作为当代法国史学泰斗、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深入研究了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崛起并逐步统治整个世界的长时段历史的基础上，发现资本主义所统治的世界是一个不平衡的等级结构式的体系。这一观点首先是受到美国的华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即所谓“中心—半边陲—边陲”理论模式的启发与影响，另外也深受马克思历史观的影响。这一点他本人是公开承认的:“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13］202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提出:从这种长时段的过程来看，也就是从15—18世纪的四百年的历史来看，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世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层次等级关系结构，而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是一个单纯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第一个层次是人们最基本的日常物质生活领域即物质文明领域，这是一个范围狭窄、但存在历史最为悠久的、至今仍然最为广泛影响人们生活的非经济的(自给自足的)生活领域;第二个层次是超出了人们日常生活需要范围的市场经济即生产与交换领域，这是一个开放的活跃的自由的活动空间(世界)，但并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世界;第三个层次才是由少数商人与资本家所控制与垄断的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布罗代尔的一个引人瞩目的论点就是市场经济是自由的平等竞争的经济生活，而资本主义天生就是一个排他的、不平衡、不平等的垄断性质的经济形态，它的最高发展形态或者说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征服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的、跨国性的“经济世界”，即由一个中心和许多个边陲所构成的不平等的体系结构。一句话，正像华伦斯坦所认为的，“资本主义是世界不平衡发展的产物，它必须在国际经济的配合下才能发展。地域的广阔无限，条件的优劣不一，这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前提。如果在狭小的地域内，资本主义就不会如此茂盛地生长。如果没有别人为它充当奴仆，它也许会寸步难行。”［13］107（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