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考古学，从考古材料出发，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不断吸收借鉴符合事物客观发展规律的理论与方法，客观探讨古代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及其所蕴含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辩证关系。同时，鉴于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及规律认识的局限性，通过考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可以进一步解答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构建中国原始社会史体系

20世纪初，学界相继出现了否定中国奴隶社会存在、鼓吹中国社会特殊论等谬论。由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开始构建中国原始社会史体系。当时，刚刚兴起的中国考古学，因能够通过调查发掘客观地重塑古代社会，被视为构建中国原始社会史的重要方法之一。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者当属郭沫若和尹达。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将古文字学与古代史研究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论证了中国曾存在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尹达在《中国原始社会》中，通过搜集与分析当时新出土的考古材料，厘清中国原始社会发展线索。他在该书《导言》中，简述了中国原始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崩溃过程，并明确提出，研究中国原始社会目的在于证明中国社会的发展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即阶级社会不是从来就有的，且必然会走向灭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伴随着考古工作的积极展开，考古工作者已基本建立了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各时期的年代序列，提出了攫取性经济向生产性经济转变导致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观点，初步确定了中国氏族社会的存在、繁荣和瓦解过程等，强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同样符合中国历史。

探索中国人类起源

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探索，主要分为人科起源和现代人起源。近年来，随着古基因组学研究的突飞猛进，关于人科起源的探索，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起源于距今约700万—500万年的非洲。关于现代人的起源，学界仍有很多争论，主要包括“非洲起源说”和“多地区起源论”。我国考古工作者在现代人类起源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在国际学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随着我国境内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山西丁村人和广东马坝人等大量古人类化石及200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与研究，现已基本厘清中国最早人类（直立人）的来源。自1929年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洞穴里发掘出第一个北京猿人的头盖骨至今，该遗址已陆续出土了分属于不同个体的头骨、体骨、牙齿等40余块直立人化石。研究表明，北京猿人生活在距今70万—30万年前，不仅可使用石器，而且能够制作某种复合工具。根据洞穴内发现的用石头围挡起来的火塘结构以及一些原地埋藏的烧骨、烧石、灰烬，可推测北京猿人已能够使用火。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吴汝康根据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等相关论述，提出了劳动对塑造人类身体结构所起的两点作用，即劳动造成人类体质的不平衡性或镶嵌性特征，及劳动对大脑产生了重要影响。之后，他在1978年出版的《人类发展史》中专门阐述了“劳动在人类特征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至80年代，中国古人类学领域里“劳动创造人”的主题逐渐转向探讨中国现代人起源问题。吴新智论证了中国直立人和智人之间形态方面的镶嵌性，同时结合分子生物学研究结果，支持了吴汝康关于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的观点，并提出“与世界其他地区存在与时俱增的基因交流”的观点。1998年，吴新智正式提出了关于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支持了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起源论”。而21世纪初河南许昌人化石的发现与研究进一步证明了这一假说的可靠性。

探讨中国国家起源

国家是社会分化为阶级之后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起源、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并称为当今考古学界的三大课题。其中，关于国家起源的探讨是学界至今都极为关注的重要问题。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总结出国家是生产力发展、私有制出现、阶级分化对立及由此导致的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且其产生形式具有多样性。

自20世纪以来，在中国国家起源和形成相关问题研究方面，考古学界已取得了重要进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理论的原则与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80年代，苏秉琦提出了中华文明“满天星斗”说、“古文化—古城—古国”说和“古国—方国—帝国”发展模式说。

21世纪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牵头组织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科学探讨了中国古代国家起源问题。该项目提出，中华文明在距今约5800年前已出现文明起源迹象，证实了“中华文明五千多年一脉相延”，并且具有自身文明特色。近年来，中国考古学打开“世界视野”，将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与世界古代文明的多样性、客观性、合理性进行对比探索，体现了我国考古学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及国家发展学说的丰富与发展。

分析中华民族体质特征

马克思主义定义的“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中国学者密切关注的问题之一。1949年以来，随着人骨标本的大量发现，学界开始关注中国人种起源问题的研究、中国古代民族的形成及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其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1923年）中，即已涉及中国人种的构成问题。20 世纪50—80年代，费孝通引用考古学、人类学的资料来探讨汉民族的形成过程，开拓了研究我国汉民族形成问题的新视野。90年代以来，体质人类学工作者致力于对不同历史时期古代人群之间的形态学关系及其与现代各民族之间的种系渊源关系的研究。

1996年，朱泓提出先秦时期我国古代人种类型分布状况理论框架。后来，随着出土人骨标本的逐渐丰富，按照不同颅面形态特征，朱泓将新石器时代居民进行古人种类型划分。在此基础上，他对我国古今各民族种系源流方面，特别是对我国现代汉民族种系形成过程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主要以中原地区与华夏—汉民族密切相关的考古学重要资料为基础，配合开展对周边地区其他人群，尤其是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与汉民族及其祖先曾经发生过较大规模的融合、通婚的古代族群，进行体质人类学、分子考古学、动植物考古学等生物考古学研究。研究证实，现代汉民族最早的源头应是新石器时代主要分布在今河南、山东、陕西一带的古中原类型居民，并且直至汉代，这一区域的古中原类型居民都为大宗。

需要说明的是，古中原类型居民与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现代汉民族颅面形态特征存在一定的差异，却与今广东、广西、福建等南方省区的现代汉民族更为相似。同时，又与古代南方地区的古华南类型的颅面形态差距较大。这进一步表明，现代南方汉族居民的祖先也来自于北方地区，并不是直接承袭该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发展而来。

朱泓及其研究团队通过对我国现代汉民族种系形成过程的研究，初步建立了汉民族历史形成过程中各个时期不同地区重要遗址出土人骨遗存的数据库，更为准确地梳理出现代汉族究竟是在何时、吸纳了何种民族发展而来，全面阐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原因和动力，科学论证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在两千年前已经形成。这不仅为探讨中华民族体质特征的形成提供了古人种学基础，也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已走过近百年历程，在几代考古学家的不断努力下，基本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并且走出国门，进一步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未来，中国考古学将继续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学术支持，为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注入学术之源，为丰富中国智慧、凝聚中国力量、彰显中国价值提供智力支持。（作者：张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1月29日总第18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