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一种说法：中国考古学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研究转型，从物质文化史研究转向古代社会研究。与前者相适应的方法主要是考古类型学、地层学、测年以及鉴定技术；而后者因为要研究社会所依赖的环境、经济与技术、社会与组织、思想与文化，因此需要多学科的技术方法，需要拓展不同信息之间的关联。我对这样的说法很有兴趣，我们能不能看出这样的变化呢？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呢？是什么导致了变化的发生呢？

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何为“物质文化史”？苏联考古学中有这种说法，因为苏联不愿意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定义的“考古学”。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所谓物质文化史跟西方的考古学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不过，因为苏联考古学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强调通过物质材料研究社会发展史的演变。从中文字面的意思来理解，“物质文化史”就是通过物质来研究文化的历史。如果这里所谓的文化包含精神、传统在内的话，那么这个定义就跟金石学有几分相似。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将其理解为西方的“文化历史考古”似乎也不合适。苏联考古学20世纪70年代后重走类型学的道路，就表明它此前所走的道路并非“文化历史考古”。如果我们追溯一下马克思所受摩尔根《古代社会》影响，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马克思的文化观可能是人类学式的，文化包括从环境、经济、技术、社会组织到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苏联的“物质文化史”就是要研究这些内容，这跟中国90年代转型后的古代社会研究没有太大的差异。因此，从概念上来说，中国考古学90年代转型——从物质文化史到古代社会研究——没有确切内涵上的差异。

那么中国考古学90年代究竟有没有发生转型呢？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道路是比较特殊的，从一个文化遗产丰厚的国度变成了半殖民地，再经过艰难的民族独立战争与国内革命战争而建立起独立的学术体系。这样的发展背景与道路选择决定了我们恐怕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考古学史中所用的概念，比如用文化历史考古来定义中国考古学。即便使用了，我们仍然需要明白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形态不同于西方典型的文化历史考古。

这样的历程决定了中国考古学必然会受到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以金石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二是在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所需要的民族主义思想，通过考古来寻求民族认同，赢得民族尊严；三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四是西方近现代考古学，作为一种秉承科学精神的学术，其影响自然是不能忽视的。围绕这四个方面影响因素的此消彼长，我们或可以看到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形态转变。还值得一说的是，我们说存在四种影响，须知它们之间所存在着的矛盾与纠葛，还应该知道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学问，其发展有自身的逻辑。

何尊铭文

在中国考古学发轫的初期，金石学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现代考古史家通常将金石学理解为萌芽状态的考古学，很不完善。从科学考古学的角度来看，的确如此。但是，如果从人文的角度来看，金石学非常好地保存与传承了中国文化，假如没有这些物质材料，中国文化仅凭文献来传递无疑是非常单薄的。在后现代思潮崛起的今天，应该是我们重新审视金石学的价值的时候了。它也许不那么科学，但是它具有科学考古学所不具备的人文价值。

民族主义的思想不是中国的发明，而是殖民主义世界中的被动选择。中国一直是强调中华一统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跟欧洲的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依赖的民族主义所产生的环境是不同的。这里伴随着屈辱、压迫、剥削等，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怀着强烈的民族救亡的思想来从事考古学研究，读中瑞西北科考的故事，这样的感受尤其深刻。

后两种影响都带有明显的现代性，即人类社会为统一的整体，强调从整体的角度进行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科学观在社会现实中的巨大成功使人们不得不正视其合理性。民族的、传统的……这些都不大合乎现代性的要求，是需要被批判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中暗含着传统与现代这两种力量的博弈，这种博弈可以不是零和游戏。当然，处理不当，就会既伤害了考古学研究的科学性，也伤害了它的人文意义。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上就有过两者皆失的教训。

简要地回顾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90年代的转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背景来看，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考古学新的一页。改革开放似乎可以分为两个阶段，90年代以前与以后。前一个时期是现实条件多不允许，但人们的思想远远走在了前头；后一个阶段似乎正相反。所以，从考古学发展史的外在关联的角度来说，没有理由认为90年代出现了考古学的转型，如果有的话，更有理由将之视为回归。

1978 年二里头二号宫殿基址挖掘拍照，从地面到头顶11米

当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仍在高速发展中，现实推动思想前进。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来看，广泛的国内外合作、多学科的合作、大量的考古发现，以及人才规模扩大等，都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转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也许我们无须考虑这些背景，而是直接面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现实，看看真实的发展状况。如果我们浏览一下近些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的综合著作，就会发现所谓90年代发生了研究转型的说法并不那么令人信服。虽然生计与技术、聚落形态与社会组织、宗教礼仪与意识形态已经在书中有专门的章节，但是，这些内容是作为特征罗列出来的，还是一种静态的存在，而没有关联起来构成逻辑上不可分割的整体。因为缺乏关联的力量，所以我们对古代社会的认识更多的是一种推测，而非论证。

当代中国考古学的这个特点还是非常明显的，它跟真正的古代社会研究还有一定的差距。把所有有关古代社会的特征缀合起来，这是过程考古学的先驱瓦尔特·泰勒（Walter Taylor）的主张。泰勒终生不得志，有个人健康的原因，但纯粹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那就是他立足的基本概念——文化，还是一些静态的特征（也是唯心的，即假定所有共享这种文化的人都认同某种共同的标准），而不像后来的过程考古学将文化视为功能的——文化是人适应外在环境的手段。泰勒在缘木求鱼，所以他无法成功。简言之，从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实践来说，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发生了研究转型。

二里头考古队陶器陈列室里的白陶酒器

从思想基础、社会背景、考古学的研究实践归纳等方面都难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转型。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虽然中国考古学整体上的研究格局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但是在少数考古学者与分支领域中确实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这些研究带有明显的功能的色彩。而且这样的学者越来越多，既包括受过西方考古学训练的学者，也包括国内训练出来的学者。这样不约而同的发展让人不得不产生这样一种认识：考古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无须刻意去划分什么学派或阶段，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必然会发生改变。

这么说来，我们也许应该说，9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研究整体上看不出转型，但是局部上还是有的。这种转型主要体现在从强调形制的时空特征走向强调考古遗存的功能与关联，或者说，中国考古学研究开始从考古材料时空框架的建立走向人类行为的重建了。可能中国学者更喜欢用“社会”这个概念，所以将之称为“古代社会的复原”研究。可以想见，中国考古学还会向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来看，有趣的是，老一辈的学者也在推动这个转型。中国考古学并没有出现美国考古学那样的“革命性”的变化。实际上，“新考古学”（过程考古学）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其“革命性”的态度。中国的经验似乎表明，即使没有高调的“革命”，考古学也会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