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西方驻华记者回忆录是中国对国际反法西斯胜利贡献的历史佐证，是当代中国外宣战略制定的文献依据，展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意义，也反映了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伟大成就。在新时代背景下，其翻译出版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下国内相关翻译出版不足，规模有待提升，一些出版物错译和漏译明显。对此，可利用现有出版资助体系、借主题出版东风等六种途径化解。

关键词：驻华记者 抗日战争 回忆录 主题出版

中图分类号：G210

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反思历史，中外学者普遍指出，战时西方驻华记者通过向世界报道中国战况，在为中国争取西方同情和援助方面功不可没，对中国人民取得抗战伟大胜利至关重要。

战时来华记者人数逐年增加，至20世纪40年代达到顶峰，仅陪都重庆就常设外国新闻机构23家，常驻记者34人，短期来访146人。[1]其中，许多记者撰有战时回忆录，少部分已有中文译本出版。书中可见，许多记者在常规报道之余，主动与中国民众并肩作战，有的甚至提出“生为中国之友，死愿永息此乡”“我为中国人说话”等亲华言论。驻华记者回忆录是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产物，时至今日更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本文揭示新时代驻华记者回忆录中译本出版的意义和价值，并梳理其出版现状，结合业界访谈找出问题、原因与化解对策。

一、文献价值及当代意义

回忆录是记录者对历史现场和生命历程的回顾，自传也属于回忆录。[2]抗战时期驻华记者回忆录既真实反映中国抗战和国际反法西斯图景，也是考察彼时记者心态的重要依据，对学术研究有重要史料价值，在新时代背景下更具重大当代意义。

1. 中国对国际反法西斯胜利贡献的历史佐证

驻华记者回忆录是国际反法西斯运动的亲历者在历史意识驱动下形成的记录。20世纪30年代起，欧美新闻界盛行的历史意识使记者自视为“当代历史学家”[3]，确信所记录的一切将被载入史册。英国《新闻纪事报》驻华记者阿特丽就在回忆录中说，尽管抗战爆发时西方媒体的关注点在西线战场，但驻华记者们相信“中国四亿人的命运对将来的史学家而言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事件”[4]。

正是这种历史意识驱使外国记者尽可能接近现场。为亲眼见证中国第62军前线反击，1944年白修德在酷暑中奔赴衡阳。他写道，作为战地记者必须“尽可能靠近枪声响起的地方；你距离战斗越近，越了解战场情况，写出来的通讯稿就越有用”[5]。正是基于亲眼所见，回忆录中披露的事件和史实才相对可信。

撰写回忆录时，记者通过事后反思将现场观察的片段串联，形成了相对完整和逻辑连贯的抗战场面。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但长期以来西方对此重视不足，战时回忆录恰恰有助于弥补这种认知不足。从正面战场到大后方，从汉口到香港，战时回忆录以生动的文字和可信的细节还原了动荡时期中国抗战的艰苦情景，展现了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贡献，其中许多动人心魄的描述至今读来仍感震撼。

2. 当代中国对外宣传战略制定的文献依据

习近平强调，融通古今中外是对外传播的关键。战时回忆录以“局内人”视角揭示了记者在华体验与思想。这些珍贵资料在今天“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背景下，对处理好中国与国外媒体关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而言，具有特殊的资鉴意义。

由回忆录可见，抗战时期中国为外国记者提供了诸多方便，为外宣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良好基础。[6]同时，回忆录表现出，外国记者不拘泥于官方供稿，而是亲自采访、核查事实，恪守新闻真实性原则。用合众社记者福尔曼的话说，他们更“相信新闻报道是建立在亲眼所见的基础上”[7]。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则，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得以成行。

战时回忆录还揭示，驻华记者只负责采写报道，是否刊登则由国外媒体编辑部决定，这个过程体现了外国媒体对新闻价值的独立判断。1931年，史沫特莱为《法兰克福报》撰写了一系列涉及中国东北的报道，因编辑部怀疑其准确性，这些报道均未被发表。[8] 1938年，《波士顿环球报》撰稿人白修德来华时，许多他认为有意义的报道都未被刊登。进入《时代》工作后，自认为业务娴熟的白修德仍然面临这一窘境。他总结道，“记者有报道自己想要报道内容的自由”，而《时代》编辑部“有拒不采用他们报道的自由”。[9]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证据

习近平指出，人类生存在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必须顺应潮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战时回忆录证明，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总结世界历史发展经验教训的必然要求。抗战中，中国前途与世界命运攸关，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相连。回忆录中涉及大量中外人民互帮互助的事迹，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蕴，也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典范。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促使外国记者在采访时产生共情。当罗宾·海德见到上海农民时，她“自然而然想起家乡简陋的小屋和穷困潦倒的农民，他们努力在贫瘠的土地艰难为生”[10]。为“把中国拉近印度”，棵拉卡在其回忆录中，也一次次将中国抗战现状联系到故乡印度的命运。[11]

人类命运共同体依赖一套全人类共享的价值观念。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正是这些价值观念使在华记者对中国心生同情，最终主动和中国政府、中国人民走到一起。阿特丽曾目睹日军暴行和战争中妇女儿童的惨状，深受震动，进而产生对日本的憎恨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她的回忆录写道，“从到中国开始，我对中国民众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喜爱”，因为“只有他们的文化毫无军国主义色彩”，而且“有一种我在别国从未见过的平和与恬静”。[12]

4. 反映历史进程中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对于我们坚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略定力，加强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自觉，具有重要意义。”[13] 战时回忆录从西方记者角度反映出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绝非偶然，其优越性早在抗战时期就已显现。

驻华记者回忆录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是人民的政党，是中国的希望。爱泼斯坦写道，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人民保持紧密联系，他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掩护妇女儿童”。[14]福尔曼参观解放区后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支与人民水乳交融的军队“无疑会得到人民热烈拥护，而人民的拥护又反过来提升军队士气”[15]。白修德在重庆采访时，看到国民党政府“不可扭转的分崩离析”[16]。他写道，“大饥荒给河南农民带去了怎样的痛苦，通货膨胀就正在给城市里、大学内的中产阶级带去怎样的痛苦”。腐朽的国民党政府让人们“丧失了一切忠诚，令他们的一切努力只为了能活下去”。人们“努力寻找另外的选择，发现唯一的替代选项只有共产党”[17]。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令白修德意识到，“先有人民，才有政府，你要能保护人民免受任何暴力与杀戮的伤害，他们才会满怀感激地接纳你”[18]，而共产党人正在建立一个保护人民的政府。

二、出版发行概况

目力所及，我国已出版抗战时期驻华记者回忆录30种（见表1）。其中一些被视为经典红色图书的回忆录出现了不同译本，并被多个出版社几经再版。例如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至今已有胡愈之、王涛、董乐山、李方准、陈云翩等译本，被人民教育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三联书店、河北人民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新华出版社、成都天地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十余家出版社出版过。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董乐山译本，还有普通版与“青少版”之别。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海伦·斯诺的《续西行漫记》、新西兰记者贝特兰的《华北前线》、澳大利亚记者端纳的口述自传等也都有三种以上中译本。

1. 许多回忆录被收入主题丛书出版

依托主题丛书或文库出版，是现有战时西方驻华记者回忆录中文出版的一个鲜明特色。例如，上世纪80年代末，新华出版社“外国人看中国抗战”系列丛书，集中选编抗战时期部分来华外国记者、军官、学者回忆录10种。其中记者回忆录有福尔曼的《北行漫记》、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阿特丽的《扬子前线》、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和贝特兰的《中国的新生》。

1991年起，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主持策划“国际友人”丛书4辑共41种，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三联书店等十余家出版单位参与。丛书主要翻译和收录的是国际友人的传记和作品集，涉及的驻华记者战时回忆仅有贝特兰的《在战争的阴影下》和《在中国的岁月》、爱泼斯坦的《从鸦片战争到解放》和《人民之战》、尼姆·威尔斯（海伦·斯诺）的《续西行漫记》四种。

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外国记者眼里的抗日战争”系列丛书，包括《中国的抗战》《抗战一年大事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扬子前线》《中国解放区见闻》《华北前线》《人民之战》《红色中国的挑战》和《上海不宣之战》。其中除田伯烈和勃鲁斯的抗战回忆录外，都已收入之前的“外国人看中国抗战”丛书和“国际友人”丛书。

同年，北京大学中国斯诺研究中心与北京出版集团共同策划编辑的“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收录20世纪外国著名人士的中国见闻。丛书包括美国合众社撰稿人何克的《我看到一个新的中国》、史沫特莱的《中国在反击》和《中国的战歌》、爱泼斯坦的《历史不应忘记》，以及海伦·斯诺的《延安采访录》和《我在中国的岁月》。

此外，东方出版社“名人回忆录系列”丛书、新华出版社“名人传记”丛书、译林出版社“西方视野里的中国”丛书、重庆出版社“中国现代掌故”丛书、五洲出版社“历史不容忘记——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丛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外国人笔下的红色中国”丛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三联经典文库”等也都囊括了个别抗战时期驻华记者的回忆录。

2. 读者反响普遍较好，但销售状况参差不齐

在互联网时代，电子商务平台（如当当、京东）的买家反馈，以及专业类社群网站（如豆瓣）上的读者书评已成为衡量图书在读者间反响的重要指标。通过数据抓取可以判断，已出版的战时驻华记者回忆录读者反响良好，读者对此类图书的史料价值表示充分肯定。例如，豆瓣读者评价《北行漫记》：“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采访资料，可以让人了解当时的边区生态、根据地的作战以及日本反战同盟，以及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真实想法，十分有趣。”评价《战地行纪》和《中国的战歌》是“另一种视角的战争记录”，且“清晰地记下了那战火纷杂的年代，脉络多现”。这些读者反馈体现出，此类图书的出版有效弥补了史料不足，具有阅读和购买价值。

这类图书中有的还成为销售“黑马”，产生了可观的商业价值。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版《红星照耀中国》至2018年销量已高达300万册，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60年来首部一年内码洋超过亿元的图书，被业界视为“奇迹”。不过，像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星照耀中国》一样成功的不是多数。[19]该书成功原因颇为复杂，但其中极为重要的因素是该书被教育部选入初中生必读书籍目录。

总体而言，由于此类图书主要读者对象为历史爱好者及文史研究者，许多国内知名度较低的驻华记者的回忆录难以像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星照耀中国》一样成为大众畅销书。例如，图书市场零售数据监测系统“开卷数据”显示，“外国记者眼里的抗日战争”系列丛书出版五年来平均单册销量为3500册左右，据此评估该系列丛书实际总销量应在2.5万至3.5万册之间。不过，由于具有相对稳定的读者群，购书需求会在较长时间内持续存在，这类图书销售具有长尾效应。

三、当前出版的主要问题

细读文本可以发现，此类图书已翻译出版的品种有限，多有重复出版现象，选题立意的视角有待丰富。此外，部分出版物存在错译漏译的问题，影响了此类图书史料价值的呈现。

1. 出版品类有待扩充

海外已出版在华记者回忆录近70种，而被译介到国内者不足一半。现已翻译出版的记者回忆录主要集中在白修德、史沫特莱、斯诺夫妇、斯特朗和爱泼斯坦等几位国内耳熟能详的美国记者。因翻译和出版的不及时，更多抗战时期重要的亲华记者成为被遮蔽的人物，更多关于抗战正面战场、大后方和沦陷区的观察记录被历史遗忘。

例如，罗宾·海德1937年以《镜报》通讯员身份来华，成为徐州会战中唯一未撤离前线的西方女记者。其回忆录涉及与诸多外国记者的交往细节，更详细记录了徐州会战始末。澳洲记者詹娜（Dorothy Jenner）曾在华报道澳洲军团的整备状况，其间坚持写日记。1942年1月，詹娜被关押在日本于香港赤柱建造的外国人集中营。她在集中营提供的厕纸上秘密写下日记，并偷藏于鞋中，留下珍贵资料。美国著名政治记者、《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艾尔索普（Joseph Alsop）在40年代初两次来华，一面从事新闻报道，一面担任陈纳德的助手。他的回忆录对人们了解桂林、昆明、重庆的大后方战况，以及了解陈纳德、史迪威与中国关系十分重要。然而，这些重要外国记者的回忆录至今未得到国内关注。

2. 错译与漏译

国内现已出版的西方记者回忆录中有不少采用1949年以前的译本，多有错漏之处。如福尔曼回忆录在国内的两个主要译本，陶岱的《北行漫记》和朱进的《中国解放区见闻》。前者于1946年由北平燕赵社出版，1988年收入“外国人看中国抗战”丛书。后者于1946年由重庆学术社出版，2015年收入“外国记者眼里的抗日战争”书系。比照英文原文，两个版本都存在明显的错译和漏译现象。

福尔曼原书共有29章，但朱译本只有16章，其中第二部分全未翻译。即便是保留的章节也有许多删节和漏译。福尔曼原书有一封重要信件，[20]在朱译本中就被漏译。陶译本虽翻译了此信，但把信中许多关键人物漏译或译错。朱译本更出现许多关键数据的誊写错误。如原文提及1944年共产党炸毁日军碉堡13000个，朱译本中竟写成“1300个”；华北人口约6000万，被朱译本写成“六百多万”；华南游击队势力范围7000平方里，被写成“七万平方哩”；八路军和新四军剿灭日本高级将领55人，被写成“五十个日本高级将领”，等等。这些错漏之处并非无关紧要，而是破坏了原书的史料价值，若依据错译开展研究就可能对研究对象的真实状况把握不准。

四、原因与对策

通过对多位业界同仁进行访谈，可判定上述出版现状和问题是市场、成本考量和历史因素多重作用的结果。

首先，在编辑看来，图书出版是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利用有限资源创造更大价值的过程。某类图书的整体市场表现和某种图书曾经的销售情况，成为判断选题的重要依据之一。在出版行业社会效益优先的当下，战时回忆录类图书的既往市场表现影响了这类图书的出版规模和品种选择。当前已出版品种较多采用新中国成立前的译本，这属于控制出版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具体举措。

其次，出版社在处理这类图书的中文版授权问题时需投入一定精力。北京某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一位专门从事外版书出版的编辑指出，许多抗战时期驻华记者过世不满50年，其回忆录涉及的版权问题较为复杂，有些已有明确的版权继承人，有的则继承关系不清或已转让给某位书商，存在版权纠纷的隐患。即便有专业版权代理公司调查版权现状，最终能否谈妥并付诸出版，仍取决于版权继承人的意愿。在实际操作中，版权继承人有时会提出较难满足的附加条件。那些已在国内出版发行几十年的经典记者回忆录，早已经过时间检验，版权关系也相对简单。相比引进新品种，对出版社而言，重复出版经典回忆录可避免处理复杂版权问题的麻烦。

再次，译文中的漏译很大程度上是由特殊历史时期的翻译和出版条件决定的。当前许多中译本以新中国成立前的版本为底稿。而由于不少记者回忆录对国民党提出激烈批评，故在1949年前的出版环境下，译者与编者不得不进行一些删节才能保证图书顺利出版。译文中出现的错译，则主要源于译者知识结构的局限，一些译者对新闻传播术语不熟悉，就会出现常识性谬误。例如2008年某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外国记者回忆录竟将美联社翻译成合众社。当下许多出版社有长期合作的译者，但并非所有长期合作者都具有特定领域史料翻译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此外，稿酬较低、只凭字数计酬也是影响翻译质量的原因。

此类图书在新时代背景下仍具有重要出版价值，可利用现有出版资助体系、借主题出版东风等六种途径化解。

第一，新时代背景下选题立意宜更新。现已出版的回忆录，作者多为国内大众耳熟能详。但从前文论述可见，许多不被国内大众熟知的驻华记者的回忆录也有史料价值。这些文献为论证中国共产党执政优越性，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时代主题提供了历史佐证。新时代驻华记者回忆录翻译出版要有新的选题立意。在“红色记者”之外，凡是能够呼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时代主题的记者回忆录也应组织翻译出版。唯有这样，才能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出版工作提出的要求。

第二，充分发挥主题出版的带动作用。主题出版是我国出版事业的重要特征之一，它配合国家中心工作，成为图书出版亮点。[21]抗战时期在华记者回忆录呈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运动史，部分书中细节更向世界公正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题推动出版，可以扩大出版规模，形成更大社会效益。

第三，利用现有出版资助体系，申请相关资助。图书出版要重视经济效益，更要重视社会效益，这是行业共识。单纯以销量判断图书价值既不客观也不全面。国家出版基金等资助体系的设立，正是对社会价值高但市场规模小的图书项目的支持。随着西方记者回忆录类图书的意义和价值被不断挖掘，重译与出版应尽快提上日程。出版机构可有计划地整理此类图书，申请资助，促成出版。国家出版基金已有资助项目如民国史料丛刊续编等系列图书可资参考。

第四，借数字出版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战时驻华记者回忆录不是普通的文学作品，而是承载史料价值的历史文献，故符合广大研究者使用和图书馆收藏需求。在翻译出版纸质书之外，可借助数字出版模式降低成本、增加收益，如考虑形成“西方驻华记者回忆录全文数据库”。

第五，提高翻译质量。出版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出版的高质量发展，“做精做优每一款产品”[22]。对于错漏较多的经典作品应及时组织高质量重译，对新引进的作品要严控翻译质量。高度重视译者甄选，打破合作关系固化，确保翻译项目与译者熟悉领域吻合，以质取人，以质定酬。同时，加强翻译质量监控，严把试译环节，强化编辑责任制，适当延长审校流程。

第六，发扬编辑工匠精神。由于驻华记者回忆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在图书编辑过程中应充分发扬工匠精神。人民文学出版社“脚印工作室”在编辑《红星照耀中国》时，不怕麻烦，甄别版本、寻找原版图书图片，精心编辑高质量图书，值得提倡与借鉴。

（作者单位：郭毅，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张奇，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文化传媒学院）

[1]王志昆.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外交（下）[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415.

[2]齐世荣. 史料五讲[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14.

[3]Yves Lavoinne. Journalists，History and Historians [J]. Reseaux：The Fren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4，2（2）：205-221.

[4]Freda Utley. China at War[M]. London：Faber & Faber，1939：vii.

[5]白修德. 追寻历史[M].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203-204.

[6]Emily Hahn. China to Me[M].Philadelphia：Blackiston，1944.

[7]Harrison Forman. Report from Red China[M]. London：Robert Hale，1946：2.

[8]Agnes Smedley. Battle Hymn of China[M]. London：Victor Gollancz，1944.

[9]白修德. 追寻历史[M].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243.

[10]Robin Hyde. Dragon Rampant[M]. London：Hurst & Blackett，1939：114.

[11] D.F. Karaka. Chungking Diary[M]. Bombay：Thacker，1942.

[12]Freda Utley. China at War[M]. London：Faber & Faber，1939：vii.

[13]谢伏瞻.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J]. 中国纪检监察，2019（19）：11-14.

[14]爱泼斯坦. 历史不应忘记[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148.

[15]Harrison Forman. Report from Red China[M]. London：Robert Hale，1946：82.

[16][17][18]白修德. 追寻历史[M].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196，217，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