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友谊，其实比女人的友谊更为复杂。

鲁迅和林语堂都是近代文坛熠熠发光的明星，一个在中国做革命斗士，一个在美国传播中国文化。

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事件概括）

他们相差14岁，但在友谊面前，年龄不是问题。

他们曾经无话不说，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给对方什么坏话都能说。

鲁迅、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林语堂正好去美国留学了。

鲁迅从1920年开始在北大授课，1923年兼任北京女师大的教师。

林语堂在1923年留学归来，按照之前和胡适的约定，做了北大英文系教授，后来还做了北京女师大的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

当时北大的教授们形成了两派。

以鲁迅、周作人兄弟为首的一群文人创办了《语丝》周刊，主要成员是北大中文系的老师们。

同一时期，以胡适、徐志摩、陈源等人为首，也办了个杂志《现代评论》，主要成员是北大英文系的老师们。

我之前的文章讲过，胡适和林语堂关系不错，林语堂留学缺钱时，是胡适拼命搞钱寄给他的。

林语堂之前在《现代评论》的创刊号发表文章，但他后来还是选择了鲁迅那边，成为《语丝》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鲁迅的笔就是武器，经常写文批评时政，林语堂也多次发文抨击当权者，与鲁迅相互呼应。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两人的关系在政治斗争中越来越好。

《语丝》和《现代评论》这两个杂志原本并没有针锋相对，但随着时间推移，两边的政治分歧越来越明显，骂战不可避免。

比如在学生运动方面，语丝派教授们暗中支持学生运动，一些现代评论派教授更倾向于维持大学秩序。

1926年3月18日，北京女师大的学生们参加反帝示威活动，遭到血腥镇压，史称“三一八惨案”。

林语堂代表校方去警局领回了学生的尸体，并和鲁迅先后写文缅怀逝去的学生。

当时有传言，说北洋政府准备对付学生运动背后的教授们，林语堂也在名单中。结果北洋政府还没动静，张作霖就跑来北京抢了地盘。

张作霖迅速解决了《京报》主编邵飘萍，准备继续对付其他革命者，大批教授赶紧跑路。

林语堂带着全家跑到了老家厦门，担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在厦大，鲁迅和林语堂相处得不错，两人都很受学生欢迎。

但鲁迅和校长林文庆三观不合，他又不肯服软，不愿阿谀奉承。

因为国学院的成立，分走了部分经费，厦大教务长兼理科部主任刘树杞对此非常不满，就在校长的默许下对付鲁迅。

更要命的是，同为北大过来的学者们内部也不和。好比顾颉刚，他是胡适的学生，就被鲁迅视为敌人。两人结下梁子，关系越来越僵。

鲁迅之前跟许广平说，自己准备先在厦大待两年。但现实太残酷，还不到半年，鲁迅就辞职了。

两个月后，林语堂也辞职离开了。

离开厦门后，林语堂到武汉待了几个月，然后又搬到上海，随后鲁迅也去了上海。

根据鲁迅的日记，1927年10月3日，鲁迅到达上海，晚上林语堂和几个朋友去找他，“谈至夜分”。

▲前排左起：周建人，许广平，鲁迅；后排左起：孙春台，林语堂，孙伏园。

但你以为鲁迅冒着大雨，是为了和林语堂拍照？仔细看，其实这张照片很有问题。

鲁迅和许广平已经恋爱很久了，但一直没有公开。这张亲友合照，明显起了“官宣”作用，其重要程度类似于“婚照”。

然而，可怜的林语堂，此时还不知道处于照片C位的许广平同学和鲁迅是啥关系。

鲁迅的另一个好友郁达夫回忆，有一次他和林语堂一起去看鲁迅，出来后，林语堂问他：“鲁迅和许女士，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关系的？”

郁达夫故意说：“你和他们在厦大同过这么久的事，难道还不晓得么？我可真看不出什么来。”

林语堂是“一位天性纯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绅士”，别人说啥他就信啥。

所以，直到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快出生的时候，林语堂才反应过来，笑着对郁达夫说：“你这个人真坏！”

▲郁达夫

虽然鲁迅没有一开始明说自己和许广平恋爱，但林语堂和鲁迅之间经常探望、聚餐、写信。

鲁迅经常当着他的面秀恩爱，他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心大！

哪像人家郁达夫，跟鲁迅两口子吃了一顿饭，就嗅到了恋爱的酸臭味。

“在吃完饭后，茶房端上咖啡来时，鲁迅却很热情地向正在搅咖啡杯的许女士看了一眼，又用告诫亲属似的热情的口气，对许女士说：‘密丝许，你胃不行，咖啡还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罢！’在这一个极微细的告诫里，我才第一次看出了他和许女士中间的爱情。”

这么一对比，也不能怪鲁迅瞒着林语堂。

林语堂还无意中为鲁迅提供了一个秀恩爱的昵称。

1928年12月，林语堂发表了文章《鲁迅》，是专门评论鲁迅的。

鲁迅看到这篇文章，仿佛进了夸夸群，里面全是溢美之词，最令他激动的是林语堂把他比喻为“白象”。因为通常见到的大象是灰色的，所以白象表示他特别珍贵。

于是，我们看到的《两地书》中，许广平对鲁迅的称呼是“小白象”和“EL”（象的英文缩写）。

周海婴出生时，鲁迅取了大名还想取小名。因为他自己是“白象”，他儿子出生时身体是红色的，所以周海婴的小名就确定了——“小红象”。（但此时鲁迅和林语堂已闹掰）

虽然鲁迅和林语堂关系很亲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观念有了很大分歧，两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

有一次，鲁迅在林语堂那里乱丢烟头，把蚊帐烧掉了一角。

林语堂很不高兴，大声责怪鲁迅。

鲁迅认为林语堂小题大做，说他火气太大了，还嘴贱说：一床蚊帐才五块钱，烧了又怎么样？

1929年8月28日，两人又大吵一架，这件事被称为“云南楼风波”，被后来的研究者视为鲁迅和林语堂决裂的开端。

事后，鲁迅回家写日记：“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林语堂回家也写日记：“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

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两人互骂“神经病”呢？

结合几位当事人的文章，事情大概是这样的：鲁迅和北新书店老板李小峰有稿费纠纷，郁达夫从中调解。解决这个事情后，他们一起到云南楼吃饭，林语堂夫妇也被请去了。

吃饭就吃饭吧，林语堂竟然提到以前鲁迅的学生张友松请他们吃饭的事，那个学生之前也说要办个书店，承诺绝不拖欠作者稿酬。

书店老板一听，很自然地怀疑是那个学生搞鬼，害他和鲁迅出现纠纷。

鲁迅已经喝高了，他也很自然地怀疑林语堂是在嘲讽他受学生挑拨，然后站起来拍桌子，大声说：“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林语堂的本名是林玉堂）

林语堂说：“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两个人就这么杠上了，“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

最后郁达夫把鲁迅按在座位上，再把林语堂夫妇送下楼，这事才算结束。

其实在这件事之前没多久，林语堂的《子见南子》饱受争议，鲁迅还专门写了一篇《关于“子见南子”》帮他说话，可见那时他们关系还过得去。

虽然后来鲁迅和林语堂都意识到云南楼的事情是个小误会，但这件事之后，两人的关系再也回不去了。

“云南楼风波”后，两人很长时间都没有联络。

后来，两人都加入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因此恢复联系。

根据鲁迅在1933年5月15日的日记，为了给一位朋友践行，两家人出现在一起。许广平和林语堂夫人廖翠凤互相赠送小孩玩具，但鲁迅和林语堂之间，缺少了当初的亲昵劲儿。

▲萧伯纳访华，在宋庆龄寓所前合影（右1鲁迅、右2林语堂）

民盟内部分为两派，一派是蔡元培、林语堂、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一派是宋庆龄、鲁迅等左翼革命派。

后来，胡适被开除，林语堂就不再留恋这个组织了，经常缺席重要会议。

林语堂这群人还没有从民盟抽身，死亡威胁就来了，民盟人杨铨直接在工作单位大门口被暗杀。

在杨铨的入殓仪式上，鲁迅没看到林语堂，就对旁边的冯雪峰吐槽：“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如果林语堂听到这句话，不知他作何感想。

林语堂在上海创办了《论语》《人间世》等杂志，提倡幽默、闲适、性灵，都办得相当成功。

但是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作家联盟看不上这些，他们觉得应该用笔战斗，而不是搞小情小调。

于是，左联也办了自己的杂志《太白》，把林语堂当作攻击对象之一。

左联很厉害的一点是，他们不仅骂人很凶，还喜欢换各种笔名，你根本就不知道是谁披着马甲在骂你。

林语堂不能白白被骂，就写了一篇《笔名之滥用》，嘲讽那些滥用笔名的作家人品不正，很卑鄙。

但这也只是过过嘴瘾，林语堂依然不知道是谁针对他，他甚至怀疑是鲁迅用各种笔名攻击他，但他没有证据。

于是，林语堂写信问鲁迅，有哪些人攻击他。

鲁迅回复说，批评他的有三种人，第一种带着恶意，后两种都是出于善意（包括左翼作家）。虽然没有告诉林语堂答案，但表示了宽慰之意。

万万没想到，过了大半年，鲁迅披着马甲发表文章《隐士》，嘲讽林语堂等人关于隐士的观念。

此文用很大篇幅讲当隐士需要有足够的经济基础，然后到末尾，说出了真心话：“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也就为了这缘故。”

结合前面的信件，剧情无缝衔接啊！

《人间世》杂志做了一期辜鸿铭的专辑，林语堂还专门写了一篇短文讲辜鸿铭。林语堂认为，虽然辜鸿铭政治观念老旧，但他的文章写得有“骨气”。

因为江浙人有时候被认为性格软，所以林语堂补了一句：“此种蛮子骨气，江浙人不大懂也。”

要知道，鲁迅就是浙江绍兴人。说他没骨气，怎么能忍！

半年后，鲁迅又披着马甲在《太白》杂志上发表了一个段子为江浙人发声：“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辜鸿铭是个不剪辫子的奇葩，喜欢欣赏妻子的三寸金莲；郑孝胥是唆使溥仪投靠日本的汉奸。然后，鲁迅把林语堂和他们放在一起，故意羞辱林语堂。

于是，又过了几个月，英文杂志《天下》创刊，作为编委之一的林语堂故意使用郑孝胥的书法“天下”二字。意思是：我欣赏汉奸的书法，我就是汉奸了吗？

本以为这场文坛大战要一直打下去，没想到，林语堂被美国作家赛珍珠夫妻俩邀请，于1936年8月离开上海，前往美国。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

一年后，林语堂写文章回忆鲁迅，他说：“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十多年的相爱相杀，究其原因，不过是从“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变成了“道不同不相为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