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相比古代史的有限史料，当代史史料包含海量信息。一个普通县级档案馆所藏资料，倘若认真研读起来，都得花费学人半生气力。还有浩如烟海的民间档案资料。再如当代史的写作，也不同于古代史。打个比喻说，古代史的研究是在画鬼，你画得怎么样，像不像，普通人是搞不清楚的，只有听同行专家来评说。而当代史的研究是在画人，画得好不好，大家都能说上两句。你说的这段事情，经历过的人都还在。能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同，感到你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儿，这是很见学术功力的活儿。

当代史的学科建设是开拓性的工作，困难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就是当代史和现实政治的关联度非常大，比照性很强。不仅官方，民间也有把历史问题政治化的倾向，还有把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带入历史研究的情况。比如在林彪问题研究上，海外有种“批毛颂林”的欺世之谈，竟然把林彪吹捧成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这完全是把国人都当成丧失记忆的老年痴呆症患者了。那么，怎么能使中国当代史的研究脱离政治，走向学术，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这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祛魅化问题，学术的政治脱敏问题。其实，真正放开了研究，大家都在一个公共学术平台上讨论问题，许多不实之词的妄语也就“其怪自败”了，不会有这么多节外生枝的事。

当代史的学科建设，史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需要破旧立新。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因为我们过去长期占主流地位的史观，是阶级斗争史观，即革命史观。党史也好，近代史、当代史也好，包括古代史在内，一统天下的是阶级斗争史观，讲的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重新启动现代化，现代化史观成为学界主流。研究者们搬来各种现代化理论解释中国的问题，促进了中国当代史的研究。但是，在运用现代化史观时，也有一些时空错乱的问题。如新左派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东西去解释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革”，发掘它们的“合理性”。这实际上是把前现代化还没有完成的问题，给超时空地移植到后现代化的解释逻辑上了。与现代化史观相联系的还有民族主义史观。现在看来，见物不见人的现代化史观是有问题的，本质上还是一种国家主义的观念。在网络上，更是随时可见一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充满了暴力倾向的激烈语言。由此，可以看到我们在历史教育上的缺失。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重视的应是人的个体价值和人道主义精神。在当代史研究中，应是以人文主义史观看待过去，确立观察历史的人文价值的高度。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关照历史，关照现实。

史观的转变意味着一整套观念体系的转变，反映在历史叙述上，就是史学语言的转变。革命史观的语系是阶级斗争为主轴的一套庞大的政治语系，诸如革命、反革命，左派、右派等等。这些政治概念都有强烈的预设价值立场。这就有一个从意识形态语言到学科语言的转换问题。

当代史学科建设的工作很多，什么是最重要的？我有一个自己的看法，当代史的存史工作有可能比著述工作更重要。存史就要能够把我们的历史记忆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给后人研究这段历史留下东西。历史记忆的保留，官方和民间都保留下来自己的记忆载体，包括口述、回忆、笔记、日记、信件、文件等等。这些物化的东西无疑要保留，还有更重要也更难做的事情，是要保留当代人在历史活动中的场景感。

后人们对于现在这段历史的解读，已经远离了当下的利害关系，可能会比当代人更客观。但是，他们同样也远离了这段历史的生动情景，可能是很难体会到我们这些历史经历者的真实情感了。这些场景感的东西、情绪的和感情的东西，是很难以言传的。所以，当代人做当代史的一个优势，就是可以把当代人的这份历史感觉保留下来。

在当代史的存史工作中，特别要强调的是一些口碑史料和民间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具有迫不及待的重要性。当事人的口述史、回忆录等等，可以弥补档案资料记载的不足，扩大我们的史源，也是给后人提供一份记录我们经历者的认识和情感的历史文本。

口述史的工作，现在做的人很多，问题也很大，以文乱史的情况非常严重，专业化程度不够，真正能作为史料留存的很少。许多采访实际上是纪实文学作家在捞材料。听到一点材料，就根据自己的想象加以演绎，虚构情节，编造故事，谋取自己的名利。口述史料的记录有严格的学术规范要求，什么时间采访的、在什么地方采访的、采访记录是否给被采访人看过、得没得到被采访人的认可等等，都是需要写清楚的。好的采访工作是采访者与被访者相互对话的过程，要与文献互证，反复核对史实，纠正被访者的记忆错误。

现在特别需要警惕的，是在口碑史料中掺水造假的问题。有的回忆录，传主只有一个母本，但整理出版的则是两个不同的版本。有些东西就是整理者对原版本一些内容的添枝加叶，有的是把整理者自己的想法移植到传主身上，甚至还为整理者个人目的而无中生有地给传主编造一些东西。任何回忆录都会有错，但无意之错和故意之错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为了个人目的而有意地造假“爆料”，这就是在欺世盗名。对于这类东西，识力不足的研究者，往往会信以为真，以讹传讹，搞出贻笑大方的事情来。在当代史的口碑史料中，这类知识陷阱很多，有的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有的夸大其词，三真七假；有的甚至是无中生有，编造故事……对这些乱人耳目的史料进行甄别，去伪存真，维护学术研究的严肃性，这是当代史存史的必要工作，也是当代史学者的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

总之，当代史的学科建设是开拓性的工作，所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随着学术规范的确立，必将会是中国学术发展的热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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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人问我，你们怎么做中国当代史？“百年之内无信史”，你们做的是不是史家的路子？认为只有在历史发生很久以后才去做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这实际上是个错误观念。中国传统的史学著作，最经典的就是二十四史了。二十四史中写得最好是的前四史，可以说基本都是当代人写当代史。著名的史学大家，都不回避当代史，而且还鼓励搞当代史。司马迁写《史记》，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观，就是强调要把历史通到当代，落脚到当代，否则就会看不清历史的变迁轨迹。

中国当代史研究这几年发展很快，正进入方兴未艾的境地，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领域。民间研究队伍发展很快，学术影响力不断扩大。但是，中国当代史起步比较晚，是历史学的一个幼稚学科，要完善自己的学科建设，这是一个筚路蓝缕的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我们做中国当代史的学者，大概一半是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走出来的，一半是从传统历史学直接走过来的。但不管是出身如何，搞党史的也好，搞革命史的也好，搞古代史的也好，转搞中国当代史研究都是新领域，首先遇到的就是史观的更新和方法论构建的问题。

我一直从事的是中共党史的研究，从时段上说也是属于中国当代史这一块，原来认为无非是一个研究方向的转换，但真正研究起来才感到两者差别还是很大的。史观、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立场、叙述语言，都得有一个转变。而最根本的转变，就是向历史的实证研究的转变。大家都知道，中共党史虽然说是“史”，但在学科上属于政治学，拿的是法学学位。这是由于中共党史学科政史合一的双重性。过去的传统党史纯粹是宣教之学，属于公共政治课体系。在改革开放以后，出于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政治需要，党史界开始做了一些实证研究，澄清了一些过去党史上的重大问题。但是，党史研究只是政治史的一部分，研究领域相对较窄，且有很强的政治性，学术限制很多。官方党史有着明确的“资政”立场，历史为现实服务，而且近年来越来越有为现实政策做注释的功利主义趋向，议论文章多而实证文章少，学术影响力反不如20世纪80年代。

一般来讲，做党史研究基本都是做政策梳理，着重于政策的决策过程，是粗线条的研究。研究者很难看到原始档案，结论往往是不证自明的。而做当代史研究，则是要全方位地反映这段历史，综合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军事史等方面，研究取向更关注于社会底层的生活，更强调政策的贯彻和实施效果，围绕事件进行实证研究，这个转换，就需要学者们把研究视野下沉，运用实证方法研究历史。研究视野一往下沉，史料是不成问题的，历史的丰富性也就显现出来了。同样的一个中央政策，各地贯彻执行的效果是很不同的。在甲地是一个样子，在乙地会是另一个样子。例如都是执行“大跃进”的政策，地理气候条件也都差不多，为什么这个地方死人多，那个地方就死人少？这就是问题。

从革命史转过来的也有类似的问题。研究1949年以前的历史，史源条件是多元化的。有中共方面的，有国民党方面的，有第三方的，还有国际上的，信息的公开性强，史料的参照系比较完整。而1949年以后的历史，史源条件是一元化的，信息的公开性差，舆论千篇一律，史料的参照系很不完整。而且随着社会控制的强化，虚假信息增多，信息的兑水量增大。例如新华社编的《内部参考》，在反右派运动以后，反映负面问题的信息大减，正面报道的信息大增，几乎与公开报纸无异。由于这个时代的信息特殊性，加之特定的意识形态表达方式，需要有不同于过去的解读史料的专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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