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所在的地区在历史上曾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

伊拉克所在的地区在历史上曾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

在犹太人和希腊人的笔下，美索不达米亚是一个人人向往的天堂，《圣经》中的伊甸园就在这里。

但在今天的两河流域，气候和自然条件显然已经和犹太人和希腊人的描述大相径庭。这里气候干燥，土壤裸露，沙丘遍野，而且像所有的荒漠地区一样，降水稀少且温差较大。

比如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伊拉克夏季最高气温高达50摄氏度以上，冬季最低气温为0摄氏度左右。年平均降雨量由南至北为100至500毫米，北部山区达700毫米。伊拉克常年刮西北风，冬季凉爽、多雨，空气潮湿，夏季炎热干燥，首都巴格达市夏季七、八月温度45摄氏度左右，冬季一月温度为4摄氏度。每年六至九月为最干燥的季节，月平均降雨量为1毫米。最湿润的季节在三月，平均降雨量为28毫米。即使到传说中的古巴比伦“空中花园”遗址，你也一定会大失所望。如今这里是一个孤零零的地带。我们似乎很难想象这种比较恶劣的自然条件，在几千年前会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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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地质学以及环境变迁的研究者们提出了创见性的论断：在距今6000年至4000年时，两河流域存在着湿润而不是干旱的气候。地理学家拉姆认为，在冰河后期最暖的时段，地中海附近大部分地区是气候干旱的，但是，由于这一时期西南季风的扩张和季风雨的滋润，在北纬34度到35度的伊拉克北部却存在着湿润的气候。

这张图是我从一篇论文截的，不知道放在这里合适不合适。

同时在两河流域的基什、尼尼微等遗址出土关于大洪水故事的泥板记载也证实了拉姆的结论。关于苏美尔人修建堤坝的记载也为这一时期气候特别滋润的有力佐证。

20世纪20年代，英国考古队发掘乌尔城遗址时，在10多米深处挖出了厚达3米由河水泛滥之后留下的淤泥。据推测，在那里淤积3米厚的淤泥，水深至少要达到8米，而且要停留很长一段时间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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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新编著.打开历史之门:西亚北非考古大发现〔M〕.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155.

地质学家还通过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氨基酸差位异构分析以及花粉分析等一系列科学手段，确认了距今6000年至4000年前两河流域湿润气候的存在。因此，美索不达米亚在历史上是“天堂”。这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非常好。

上述成果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两河流域曾经存在特别湿润的气候。那时，亚美尼亚山区丰沛的降水源源不断的注入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的又滋润着平原肥沃的土地。因此可以肯定，在公元前4000到前2000年左右，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创立的关键时期，自然条件是适宜的。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是一片林木繁茂、垄亩青青的绿野；也曾经沟渠纵横、河网密布、人烟稠密。犹太人和希腊人把这里称为“天堂”并非妄言。

那么两河流域的自然环境为什么会恶化呢？

我认为土地的过度开发导致的盐碱化是两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

美索不达米亚的地理范围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它东抵伊朗高原，西接阿拉伯沙漠和叙利亚高原，北靠亚美尼亚山地，南临波斯湾。绝大部分海拔不足百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走向依地形从北部南注入波斯湾。，两河在库尔纳汇合为夏台阿拉伯河，注入波斯湾，区域内主要的两河上游大量有机物随雨水和河水常年冲刷形成肥沃的冲击平原。平原南部地势低洼，多湖泊与沼泽。平原以东为扎格罗斯山系的西部边缘。西南部为阿拉伯高原的一部分，分布有叙利亚沙漠。从古至今这个地区的地貌没有太大的变化。仅仅注入波斯湾的出海口有一定的冲击平原延伸。

但伊拉克每年收到的降水量在年度间差异性很大。干旱经常发生。而且降雨十分集中。由于底格里斯河及其东部支流主要是由流域高地的降水提供的，因此降水的年际变化强烈影响了它们的流量，以及河水高峰的时间。上游山区和中游靠近山区的地区受到地貌影响叠加造成洪水规模变化很不稳定，洪泛日期也不稳定。

古代两河流域南北差异很大。在北部是山区和丘陵，农业灌溉用水主要依赖降雨。在巴格达以南，是由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形成的冲积平原。虽然美索不达米亚暗示着“两条河的土地“，但它实际上是这里是”一条河“的土地：幼发拉底河有史以来一直都是大部分灌溉用水的来源。这条河从平原上面过，很容易开发，而底格里斯河是一条很深的河流，只能用水泵。因此处于种种原因，古代以灌溉为基础的文明往往被限制在幼发拉底河灌溉的地区。

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最早兴起的苏美尔城市乌鲁克、乌尔等，曾经是农业最发达的地方，每年出口大量的农作物，还保证了城市人口不断的增长。乌鲁克、乌尔都曾经是平原上最大的城邦，先后称雄美索不达米亚。但是，它们也尝到了土壤盐碱化的恶果。泥板文书记载，与此相对应的是，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北部地区地势较高，有天然的排水条件，而且，北部山地有足够的降雨，基本不需要灌溉，这使得巴比伦、尼尼微等两河流域城市的“后起之秀”，逐渐超越南部城市，成为国际贸易线上最重要的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文明对河网的影响越来越大，因为人类在不断开发河网，改变了和河网的泥沙分布，使河网像今天一样。现代水坝的建成之前，这些河流变化莫测，土地经常被淹没，泛滥和干旱对庄稼都十分不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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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一清. 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 --从灌溉系统的比较分析看古代文明的可持续发展[J]. 中华文化论坛, 2005, 000(002):145-148.

大部分最终流入沼泽土地的水，即便是灌溉了也是”喜忧参半“。冲击层的土壤是分层的，这些层们非常不可预测。土壤可能有一英尺左右的空隙，但随后还会一层非常不透气的土层，这样水分就不会流失。当土壤中的水分蒸发时，它会导致盐分向表面上升，最终形成白色的结晶体。沿着河流和主要运河的的田地比其他土地要好一些。因为河流附近的沉积的泥沙颗粒较大，会形成更容易渗透的土壤。

年复一年的耕种，日复一日的灌溉，土壤中的盐逐渐增多，出现了土壤盐碱化的趋势。经常性的洪水对农作物的危害远不及对土壤的破坏，洪水加速了土壤盐碱化的进程。在水位高的时候，盐分在潮湿的土壤里通过吸湿作用被带到地表；当水分再次蒸发后，便留下了更多的盐结晶，加重了土壤的盐碱化。当地表变成盐碱地时，农民种植更多的抗盐碱作物。直到他们都不能生长。最后该地区被遗弃。附近的土地就会被开发。直到同样的过程发生。正是由于几个世纪的这种变化，在现在的沙漠地区，有成千上万的山丘。那些从前以的繁荣的村庄和大城市，如今被风沙淹没地表的土丘上。

根据美国著名亚述学家雅各布森(Th. Jacobsen)的研究，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城邦拉格什于公元前2400年左右就开始出现土地盐碱化问题，之后盐碱化趋势朝幼发拉底河的方向西延。千年之后，盐碱化成了整个巴比伦尼亚农业面临的严峻问题。他在研究泥板文献时发现，公元前2400年前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小麦产量约占这一地区粮食总产量的16%，3个世纪后，下降到2%，而在公元前2000年到1700年间，小麦已不见于文献。就是耐盐碱的大麦，产量也急剧下降。他认为，农业的减产造成人口北徙，政治优势也随之北移。不过，雅各布森的土地盐碱化硏究并不是无懈可击的，美国学者鲍威尔认为，从他的研究方法到对历史文献的解释都存在问题，因此，把苏美尔文明的消失归咎于土地盐碱化没有足够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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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玉书. 西亚考古史[M]. 文物出版社, 2002.

对于古人来说，有一种通过缓解盐碱地的办法就是”休耕“：也就是说每年将一半的土地既不耕种也不灌溉。在休耕期时，太阳的热量和会使表面土壤变干，盐的活性降低，土壤中的氮也能得到恢复。但是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淤泥沉积可能因为比较稠密最后形成了一个尴尬的硬地层。

的确，人工灌溉引起的土地盐碱化不一定必然给农业带来毁灭性打击，如果采取定对策，盐碱化的程度和速度都会得到一定控制。改进灌溉技术和实行两年一次的休耕制，都可能是为了避免和减缓盐碱化而采取的有效措施。目前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早在盐碱化开始成为问题时起，人们就开始采取上述对策，而且收到良好效果。苏美尔人给我们留下的一份有关的珍贵遗产，即约属公元前21世纪的一部《农人历书》，就以一个农人教子的口气，详细讲述了如何对“休耕”地进行平整和灌溉、以达到高产的具体方法。看来，土地盐碱化的问题不一定是政治优势北移的原因。

美索不达米亚比较适合一个稳定的农业灌溉系统。但是社会的不稳定使得弱势群体可以去用武力推翻那些拥有最好土地的人。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随着中央集权的发展，以及城市需要各种建设，地主面临着更大的税收压力。为了支付租金，地主会强迫佃户停止休耕，最终导致土地的毁灭。他越是要求生产，他的佃户就会越离家出走，导致一个国家的劳动力短缺。这种短缺和付给雇工的产量下降将导致对运河系统的逐渐忽视，恶性循环。

由于远离河水的土地被大量开垦，小型的灌溉系统已难以保证灌溉需要，人们修建的灌溉工程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出现了宽大的运河。在古巴比伦王汉谟拉比时期(公元前1792～前1750年)，汉谟拉比下令修建了“汉谟拉比———万民之福”大运河，河水经由运河流向尼普尔、埃利都、乌尔、乌鲁克、伊新、拉尔萨等城，使得这些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重要城市有了充足的水源。

所以这种不可持续的资源利用，一味的最大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农业经济的崩溃是不可避免。随着这种崩溃，城市的生活也就必须开始衰落，最后王朝也会出现衰落。随着生产力和贸易逐渐减弱或停止，人们便会回到古老的游牧部落模式或者农耕生活，这种便变化还会周而复始。

因此两河流域一直是处于一个发展和衰落的循环。这是基于我们对美索不达米亚自然力量的理解，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变革。从历史时期，乌尔第三王朝，有着详细的农业记载。早期的泥板中，每隔一年就。休耕一半的土地被省略，表明这些土地处于休耕状态。在后来的碑文，粮食产量逐渐下降。

在乌尔第三王朝末期，首都发生了严重的粮荒，粮价上涨了60倍，国王不得不下令从外地购买粮食。土壤盐碱化毁灭了那里的农业经济，也就毁灭了城邦的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城邦的实力，这是全世界最先诞生文明的苏美尔城邦却被平原以外的草原、山地国家灭亡了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公元前9世纪，位于今伊拉克北部的亚述人开始通过持续的军事扩张，在两个世纪之内，他们边控制着古代远东地区的大部分地区。关于公元前7世纪新亚述帝国衰落原因，传统上往往归于军事冲突。尤其是公元前612年巴比伦人和米底人对亚述首都尼尼微的围攻。

In the 9th century BC, Assyrians based in northern Iraq started a relentless process of expansion that within two centuries ould see them controlling most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Traditional explanations for the decline of the Neo-Assyrian Empire in the 7th century BC have emphasized the role of military conflict, and especially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syrian capital, Nineveh, by a coalition of Babylonian and Median forces in 612 BC.

However, it remains unclear how the Assyrian state, the most powerful military machine of its age and the largest empire the Old World had ever seen up to that time, declined so quickly.

In this paper, we highlight two potential factors which may have had some influence upon the Assyrian decline that have not been previously explored. The first is a major increase in the population of the Assyrian heartland area at the dawn of the 7th century BC, which substan-tially reduced the drought resilience of the region. The second factor is an episode of severe drought affecting large portions of the Near East during the mid-7th century BC. We propose a series of testable hypotheses which detail how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factors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siderabl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within the Assyrian Empire, and argue that these demographic and climatic factor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its dem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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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neider A W , Adal? S F . "No harvest was reaped": demographic and climatic factors in the decline of the Neo-Assyrian Empire[J]. Climatic Change, 2014, 127(3-4):435-446.

亚述帝国作为是当时最强大的军事机器。亚述帝国迅速衰落走向衰落的原因其实很多。有个往往被人所忽视的潜在因素就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也间接导致亚述帝国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在其灭亡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今天看到广漠的新月平原和那些曾经欣欣向荣的乌鲁克、乌尔、尼普尔、埃利都等城市已成为考古遗址时，这其实也向现代社会传达了许多经验和教训，最大化短期经济利益的政策不但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安全和政治稳定，风险性反而更大。当然，古代两河流域的居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定的“借口”，将注意力集中在短期经济或政治目标上考虑到当时他们对自然的理解水平，这增加了他们受到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风险。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借口，我们可以将现在和过去拼凑在一起，认识到人类在开发时不同的认识和做法将对自然和人类社会造成不同的结果，并直接会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拱玉书. 西亚考古史[M]. 文物出版社, 2002.

邹一清. 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 --从灌溉系统的比较分析看古代文明的可持续发展[J]. 中华文化论坛, 2005, 000(002):145-148.

陈建新编著.打开历史之门:西亚北非考古大发现 〔M〕.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1.155.

邵亮,郭西萌.星月之辉———古代两河文明〔M〕.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9.41, 55

Waldbaum R B J C . The First Civilization: The Legacy of Sumerby Denise Schmandt-Besserat; S. M. Alexander[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76, 96(3):434.

Schneider A W , Adal? S F . "No harvest was reaped": demographic and climatic factors in the decline of the Neo-Assyrian Empire[J]. Climatic Change, 2014, 127(3-4):435-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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