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党中央为繁荣历史科学，决定创办《历史研究》。这是中国史学界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在此以前，我国历史类刊物只有天津的《历史教学》和河南的《新史学通讯》（后改为《史学月刊》），以及光明日报的《史学》专刊，篇幅都不大。还有综合性的刊物《新建设》（北京）和《文史哲》（山东），也发一些史学论文。总的来说，史学园地是相当冷清的。《历史研究》的问世，改变了这种局面，调动了史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大大促进了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

我是1955年9月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的。这是《历史研究》创刊的第二年。入学以后，就把《历史研究》看成自己的良师益友，认真阅读每期刊载的论文，从中了解史学界的研究动态，学习研究的方法、分析问题的思路和写作的技巧。至今回想起来，50年代《历史研究》发表的一些重要论文，仍历历在目。北大历史系的一些老师都是《历史研究》的作者，如翦老关于汉代社会的性质、向达先生关于南诏史、周一良先生关于诸葛亮的评价、邓广铭先生关于唐代租庸调有无实施等论文，都曾引起热烈的争论。邓师在课堂上讲授隋唐五代史时，专门就租庸调的争论作过介绍。老师们的学识和气度都令当时我们这些刚在史学门槛上徘徊的学徒感到兴奋和激动。课余互相交谈时，都希望有一天能像老师一样，写出像样的论文，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我也暗地里以此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由于众多客观原因，直到1978年，我才有机会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元代的海外贸易》，实现了学生时代的梦想。这时距离我大学毕业已经二十年了。之后我又陆续在《历史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在论文发表的过程中，得到了编辑部有关同志的热情鼓励和帮助，彼此建立了很好的友谊。

《历史研究》创立之初，便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百家争鸣为编辑工作的指导方针，在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我国历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我觉得《历史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那便是发表很多中青年作者的论文，使他们能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我自己就是受惠者之一。对此我是深深感激的。

进入21世纪以来，《历史研究》关注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重视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追踪国际学术发展前沿，在营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体系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新的进步，令人振奋。在创刊六十周年到来之际，衷心祝愿《历史研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肩负起引领中国史学发展的重任，成为引领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一面旗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