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侵占江苏期间，恣意杀戮平民，残酷蹂躏妇女，疯狂掠夺财产，毁坏侵占文物，江苏地方和民众遭受的战争侵害是全面的、深重的。

北山寺（北山寺在什么地方）

1.江苏沦陷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实施全面侵占中国的计划。因华中地区[1]位于中国的中东部，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具有重要地位。日本视其为在中国掠夺人力、物力的主要地区，并作为连接华北、华南的枢纽和南进计划的后方基地之一。

江苏位于华中地区东部，沿江靠海，是华中地区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3月1日，日军飞机大炮就曾对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县等地进行狂轰滥炸，日军第11师团5000余人在太仓七丫口南北江堤一线陆续登陆。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旋即，日军分兵两路扑向江苏，矛头直指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日军以华中方面军所辖上海派遣军之第3、第9、第11、第13、第16、第101师团沿京沪铁路西进;以华中方面军所辖第十军之第6、第18、第114师团和第5师团之国崎支队沿太湖南侧西进。11月中旬，常熟、苏州失陷;下旬，无锡、常州失陷。日军在西进途中，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下达了“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应与海军协同攻取敌国首都南京”的命令[2]。从12月2日起，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统一指挥9个师团分两路会攻南京，宜兴、溧阳、句容相继失陷，13日，南京失陷。

1938年初，日本着手实施夺取徐州打通津浦铁路，连接华北与华中战场的计划。从1937年底开始，南线日军华中派遣军在羽源田之助将军的指挥下，逐渐向北推进。其第13师团从南京、镇江等地渡江北犯，先后占领六合、滁县、盱眙等地，截断津浦铁路;第11师团天谷支队在镇江北渡后，连陷扬州、江都、仪征等地;驻上海的第101师团佐滕支队，渡江长驱直入，相继攻陷南通、海门、如皋、海安、东台、盐城、阜宁等地;第6师团从安徽方向切断了陇海线。北线日军在台儿庄战役后，将板垣师团、矶谷师团重新集结，组成华北方面军，总兵力包括第5、第10、第16、第110、第103、第104、第105、第14等8个师团，以及山下、酒井兵团各一部，由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指挥。1938年4月7日，日本大本营下令华北方面军与华中派遣军实施徐州作战。5月上旬，华中派遣军两个师团，华北方面军4个师团，从南北两个方面向徐州进攻。此外，华北方面军日军第16师团、第10师团、第5师团、第14师团从不同方面向徐州攻击[3]。5月19日，徐州失陷;20日，连云港失陷。

1939年初，日军又组织了“苏北会战”，参战的日军主要有华北方面军第21、第5、第114师团，以及第7飞行团，海军第四舰队航空队。2月下旬，日军发起攻击，至1940年，整个苏北地区，仅东台、兴化、泰县、盐城4县完整，

其余或半陷或全陷[4]。此后，这些县城也相继失陷。这样，江苏境内大部分地区都在日军铁蹄的蹂躏之下。

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江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起，与敌人开展了殊死的斗争，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自己的家园。一些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爱国人士率先揭竿而起，各自为战，打击敌人;重建后的江苏省委也在京沪(今沪宁)铁路东段和南通地区，建立若干游击支点，开展局部游击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国内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坚决地向江苏进发，与侵略者开展了针锋相对地斗争。抗日军民为打击江苏境内的日本侵略军，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当时，国民党军队在江苏地区进行了南京保卫战和徐州会战，在苏鲁边界陇海线取得了著名的台儿庄大捷，其余留在江苏敌后的部队，相当一部分也成为当地的抗日力量。

2.日军的暴行

(1)狂轰滥炸

日军为了攻占江苏，使用飞机、军舰等对江苏各地实行狂轰滥炸，以此作为扩大侵略战争的先导，全省所有大中城市和重要集镇无一幸免。

上海沦陷后，日军用飞机沿苏南一线一路炸至南京;1938年5月，徐州失陷前后以及日军发动的“苏北战役”，对苏北实施狂轰滥炸;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和中国军队控制的重要集镇进行反复轰炸。日机轰炸，有的连续数日不断，有的是一日数次，有的是反复多次，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937年8月16日，日军开始全面空袭苏州。当天日机两批24架次首次轰炸了苏州城区，阊门外兵营以及城内道前街、西善长巷、学士街一带均遭轰炸，房屋损毁，死亡500余人。由此至11月15日的3个月内，苏州城受敌弹4200余枚，破坏的街道、房屋、医院、工厂、学校无法计数。在日军攻陷苏州前夕的11月13日至15日。3天内投弹千余枚，并投掷燃烧弹，全城着火面积达三分之一。阊门外繁华的石路商业区，大火烧毁商店、旅社、戏院、饭店、茶馆、浴室等二三百家，民宅六七百家，成为一片瓦砾残垣。苏州市民迁往四乡者约十之六七，店肆均停止营业。苏州周围各地，尤其是京(南京)沪(上海)铁路、苏嘉铁路沿线及长江沿岸的重要村镇，如当时吴县的唯亭、外跨塘、浒墅关、望亭等;昆山县城及正仪、青阳桥等;太仓县城及浏河、浮桥、岳王、归庄等;常熟县城及支塘、梅李、浒浦、古里、福山等;吴江县城及平望、盛泽等;张家港的杨舍、港口等普遍遭到日军轰炸。被炸之处，房屋毁坏，平民死伤，一片凄惨景象[5]。

据《常州市志》记载，1937年10月12日，日机首次轰炸常州戚墅堰，戚墅堰机厂、戚墅堰发电厂均中弹，戚墅堰机厂子弟小学全毁，铁路东扬旗桥梁被炸断、惠济桥被炸坏。13日，常州城区遭到日机第一次轰炸，新丰街、火车站等交通枢纽首当其冲，炸死炸伤百余人。此后至11月29日沦陷的40多天里，常州几乎每天都遭到日机轰炸。城区南部西瀛里、南大街一带常州经济最繁华的地区，被炸20多次，几成一片废墟。戚墅堰机厂、戚墅堰发电厂、大成一、二、三厂等重点工厂，成为日机轰炸的主要目标，其中大成二厂屡遭轰炸，一次竟落下8枚炸弹。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许多人被炸死炸伤，大量房屋被炸毁或被烧掉，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全城断电、交通中断[6]。

无锡、镇江、南京等大中城市当时都遭到日军的狂轰滥炸。仅1937年8月15日、9月21日，日机的两次轰炸就造成了南京城市平民的大量伤亡。现属江苏南京市的溧水县被炸死亡人数就达到1200人[7]。

全国抗战开始，徐州曾是中国军队第五战区司令部驻地和徐州会战的军事首脑指挥中心，是兵员集结和军用物资枪炮弹药运往前线的集散地，也是日军南北对进，会师武汉所夺取的首要战略目标，从而成为日军频繁轰炸最集中的地方。1937年9月19日，日机对徐州城实施了第一次轰炸。12架飞机集中轰炸津浦铁路徐州站。此后，日军飞机又多次从停靠在连云港海面上的航空母舰上起飞，于9月20、28、29日，10月18日轰炸徐州城。与此同时，日军还轰炸了徐州城周围津浦线上的柳泉车站、三堡车站、利国驿(今利国)、茅村车站和陇海线上的运河车站(今邳州城)、新安车站(今新沂城)、炮车车站、大庙车站、台赵支线车辐山车站等。1938年3月至5月，日军为夺取徐州会战的胜利，再次对徐州发动新一轮轰炸。3月26日，4月28日，5月3日、10日、11日、12日、13日、14日、15日、18日，日军飞机频繁轰炸徐州城。此外，还轰炸徐州周围的沛县敬安、邳县涝沟、运河车站、沛县城、铜山县汴塘(今贾汪区)和潘塘镇等。日本随军记者在1938年5月13日一篇题目为《我机七十余架轰炸徐州》的报导中，写道：“为协同地面部队的猛烈攻势，我海军航空队70余架飞机和陆军飞行队的十几架飞机，是日，威风凛凛地组成大编队沿陇海线飞行，进行陆海军大规模空中协同轰炸，各处投下的巨弹如雨，彻底震撼了蒋介石防线。战况如下：海军航空队棚町少佐率领的70余架飞机以编队飞行，向停靠在徐州北站的100多节货车车厢以及堆放在那里的军用物资、车站设施和线路投掷了数百枚炸弹，实施彻底的轰炸，随着一阵阵轰鸣，被摧毁的货车、军用物资四处横飞，好不凄惨。轰炸引起了大火，烈焰冲天，许多目标被彻底摧毁。”“我陆军航空队的高桥、坂本、铃木各队倾巢出动，其精锐战机于上午10时，对徐州进行了大规模空袭，我战机遮住了徐州上空，不间断地投下了密集的巨型炸弹，彻底摧毁了徐州北站以及附近停靠的货车、客车二三十辆。”[8]

盐城俗称瓢城，1941年1月以后为新四军首脑机关所在地。从1938年3月至1941年7月，日军对盐城先后进行了10次毁灭性轰炸，使曾拥有13万人口繁华富庶的市镇变成一片废墟[9]。

日军入侵泰州前后，曾多次派遣飞机对境内的军事和民用目标进行狂轰滥炸。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11月至1945年日军投降，日机先后出动100多架次飞机，对4个县城、20多个乡镇(村)的民用目标和停泊于八圩港口的国民党军“宁海舰”进行了41次轰炸，炸死475人，炸伤220人，炸毁民房996间，炸毁、损坏古庙宇6处，“宁海舰”遭重创，其他财产损失无法统计。被炸死、炸伤的695人中，除“宁海舰”的10名官兵外，其余均为无辜平民。日机的狂轰滥炸所制造的悲惨血案，在泰州人民心理上造成极大的恐惧，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一声警报，心惊肉跳，大呼小叫;二声警报，家产不要，四处奔逃。”[10]

日军轰炸不仅针对城镇村庄和无辜平民，就连佛门寺院也不放过。省内多处古刹也被炸毁。例如：1938年5月20日至5月23日，日机连续4天对连云港进行狂轰滥炸，始建于唐代的古刹三元宫以及周围的13处殿宇，除灵观殿尚存外，三元大帝(尧舜禹)、佛经千卷等珍贵文物和古建筑都化为灰烬[11]。1940年1月17日上午10时左右，入侵泰州上空的3架日机，在对市内建筑狂轰滥炸后，又炸毁晋朝的光孝寺二殿、唐朝的北山寺二大殿、永宁寺大殿，其中北山寺内高五六丈、宽3丈金身大佛也被炸毁[12]。

(2)野蛮杀戮

日军侵占江苏的8年期间，用极其野蛮手段杀戮平民百姓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制造了一起起惨绝人寰的惨案。日军杀人有以下特点：

一是集体屠杀。1937年至1945年，日军在江苏制造了多起骇人听闻的集体屠杀事件。根据这次调研统计并有资料证明，造成伤亡人数在800人以上的惨案至少17起，即：日机轰炸南京惨案(1937年8月15日一12月13日)、苏州惨案(1937年8月16日一11月)、常熟惨案(1937年8月17日一11月20日)、无锡惨案(1937年9月28日一12月28日)、常州惨案(1937年10月12日一12月)、镇江惨案(1937年10月一12月)、江阴惨案(1937年11月12日一12月31日)、溧水惨案(1937年11月29日)、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13日一1938年2月6日)、扬州惨案(1937年12月14日一17日)盱咍惨案(1938年1月2日一14日)、无锡马山惨案(1938年3月12日一13日)、铜山阎窝惨案(1938年5月20日)、铜山汉王惨案(1938年5月20日)、宿迁惨案(1938年11月22日一1939年2月)、高邮惨案(1939年10月2日一12月31日)、吴江惨案(1942年2月21日一3月14日)。

其中南京大屠杀震惊中外。日军侵占南京后，于1937年12月13日之后的6周内，对南京的7个城区、4个郊区和1个中央隶属区共12个区内无辜百姓、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野蛮屠杀。日军制造千人以上的集体屠杀就有10余起，如汉中门外，鱼雷营江边，中山码头，下关江边，煤炭港，草鞋峡，燕子矶、水西门外上新河等地。至于遍布全市城郊的分散屠杀，则更是面广量大。日军的屠杀手段残忍，骇人听闻。战后，中国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设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设在南京的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均对南京大屠杀专案审理，对南京大屠杀案做了法的定论，分别判处松井石根、谷寿夫等有关的战犯绞刑和死刑。其中，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调查判定，日军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有19万人;零散屠杀有885案，死亡人数有15万。死亡人数总计达30多万，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特大惨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判定：“日军仅于占领南京后最初的6个星期，不算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即屠杀平民和俘虏20万人以上。”这也间接证明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30万以上”的数字的可靠性。

此外，据不完全统计，发生在全省各地的伤亡人数上百人的惨案有40多起，造成数十人伤亡的惨案则更多。

值得指出的是，日军的屠杀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受侵华日军指挥部命令所为。淞沪会战，上海沦陷后，受到中国军队重创的日军，在向江苏境内进发中，一路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指挥攻打南京的日本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在演讲中曾叫嚣‘山川草木皆是敌人’”[13]。当年随军记者河野公辉“曾亲眼见到过送到各师团的命令文件。文件中写道：‘农民、工人自不必说，女人、孩子都要全部杀光’”[14]。当年日军华中方面军第十六师团第二十联队第三步兵大队军医保坂晃在日记中这样写着：“我们的队伍开进常州城。我们接到命令，要求我们杀掉常州城里的居民。大约80名手无寸铁的平民，不分男女老幼，被赶到一块儿，黄昏时分通通被我们开枪打死”[15]。1936年应征进入姬路的野战炮兵第十联队的法城家安男(化名)，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担任伍长，他在回忆录中写着：“我经常接到上司命令，再命令手下的四到五人去残杀敌人的士兵。现在回想起来仍是毛骨悚然。……有一次，我们接到命令，要烧死敌人的便衣队俘虏。为了不让他们逃跑，我们将俘虏的手反绑起来，将他们关进一家已经空了的民居里。等到他们全部关进去之后，我们将汽油浇在房子上，再点上火。俘虏的人数不是10人、20人，而是数百人。火焰窜起来之后我们听到了叫喊声。有人相聚要打开门往外跑，但门从外面锁上了。偶尔有逃出来的人也立刻被站岗的士兵开枪打死。……这样的事情以后还在不断地发生”[16]。

二是手段残忍，杀人取乐。

日军的杀人手段十分残忍，有枪杀、刀砍、火焚、水淹、活埋、狗咬、毒杀、凌迟，还有削皮割肉、开膛挖心、开水浇烫、锅煮活人、油锅炸人、挖眼抽血、灌腹淹溺、炒人心肝等。

1937年11月，日军侵占苏州之初，在盘门外炒米浜将张家5兄弟和其他5人投入油锅活活烫死。在葑门外安乐园，日军把老百姓抓去，叫他们自己挖潭，然后活埋;在高长桥附近的杨家花园里，日军把人抓去后，用刺刀挑、狼狗咬、镪水销等种种残暴手段杀害[17]。日军在“扫荡”吴江芦莘厍周时，把所抓的人绑住大拇指作“飞机吊”(反绑手再吊起来)，再用木棍打死;把人活埋在泥坑里后，再夯实坑周之土，然后往被埋的人头顶上一刺刀，鲜血向上喷出2米多高，称为“放火花”;把人活活推进刚化开的石灰坑里，人被高温的石灰灼烧而死，称为“面拖蟹”。在吴江芦墟洋沙坑，有1男11女被日军用铁褡活活坌死;在北厍有一人被日军装进麻袋，活活掼死;在芦墟钱老汉被日军吊在树上毒打，再在其大腿上绑上手楠弹引爆，钱老汉被炸得粉身碎骨，树干上只留下一块屁股。日军占领太仓浮桥时，抓捕了11个无辜百姓，竟将其中10人残忍的杀害并肢解，割下他们的头颅装进麻袋，命另一个幸存者当挑夫，送到浏河日军大队部，谎称是抗日官兵的头颅邀功请赏[18]。

1938年5月，日军在阜宁县新沟毛湾抓住农民毛树来，用刀割开肛门四周皮肉，拖出大肠，用铁钉钉在地上，再用刺刀逼他往前爬，肠子一节节往外抽，毛树来被活活折磨致死;村民陈金干和不足3岁的孩子在被日军抓到后，强逼他睡在地上，将儿子当枕头枕在头下，一个日军操起军刀将陈金平人头砍下，他儿子同时被砍成两截，两人鲜血飞溅[19]。

1939年3月，日军从淮安(楚州)溪河大车村抓了一个男村民，让其带路到周庄。这个村民将路带错了，日军将他绑起来，用刺刀挑开胸脯，用开水烫伤口，折磨到第二天清晨死去[20]。

1939年10月2日，盱眙县农民罗华斋和儿子等10人被抓后，关在一张姓人家的房子里，被日军用硝镪水灌死。

1940年初，日军在射阳通洋河西抓住村民周学东，用尖刀挖下两只眼睛，并用针筒抽干他身上的血，将其残害致死，又将尸体拖到马棚，用铡刀铡成碎块，与小麦一起煮熟作军马的饲料。

1942年春，响水南房庄民兵何鸿勋被日军用铁丝从何的肛门穿过去，从口腔拔出来，将其心挖出来做菜饮酒。

1944年12月5日阜宁县，陈集生意人曹加法被日军抓住，日军先后逼他在滚开的油锅里摸钱，再将他的手放入沸水锅里煮。接着又将曹加法吊在木架上，让他双脚站在开水锅里。最后把曹加法放进锅里煮烂[21]。

日军在杀人取乐的同时，还丧心病狂地开展杀人比赛。日军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从上海往南京开拔途中，展开“百人斩”，比赛，仅无锡至常州之间，向井敏明就杀56人，野田毅则杀25人。到南京紫金山时，野田毅杀105人，向井敏明杀106人之后，因无法判定谁先杀到100人，这一野蛮竞赛继续进行[22]。

三是滥杀无辜。

遭日军残杀的人员，绝大多数不是两军对垒的战争所致，而是手无寸铁的战俘和无辜的平民。

1937年12月，日军在燕子矶江边屠杀5万余人。事后经军事法庭调查确认：“日军在燕子矶滩一处，杀毙我解除武装的青年在五万人以上，尸横遍野，惨不忍睹。”陆军第88师军人郭国强，当时藏匿于三台洞附近，亲见“当时日军用机关枪扫射一天一夜”[23]。

1937年，日军在无锡县杀害14150余人。1937年12月25日，日本随军记者本多胜一在《向南京进军》中记述：无锡县“街头乃是一片荒芜，道路两旁躺着一些被车轮轧过的烧焦的光身尸体，有的腹部已被狗捣空像半爿西瓜，有的只剩骨头……市内大火后充满着各种焦味和尸体腐臭味。运河里浮着许多尸体……人口20万的无锡城，在大部队出发后，几乎找不到一个居民。”[24]为掩埋死尸，1938年初，伪无锡县自治委员会曾组织卫生队，雇用敞船20艘，民夫百余人，负责收尸掩埋，每船装死尸20具，前后共计两个月。

日军侵入江阴城后，将躲避在杜康巷红十字江阴分会内的52人，先后分两批用机枪集体扫杀，只有一人幸存;在黄田港口的煤炭码头上，日军将100余人刺杀后，弃尸江中[25]。

日军占领宜兴城后，肆意杀害无辜百姓，后日军一度撤离县城，县长雇人以芦席裹埋，收尸700余具。

此后，日军由宜兴向西沿京杭国道推进，自徐舍至溧阳15公里公路沿线居民被敌射击而死于非命者达1600多人[26]。

1938年9月1日傍晚，日军到句容市[27]茅山道院元符万宁宫，放火烧毁三清殿和西斋院的许多楼房，将守庙居士黎洪春(原全国道教协会会长黎遇航的父亲)和沿途抓来的群众杀死。是年10月6日，日军第二次到茅山道院烧杀，从乾元观开始，先烧松风阁和宰相堂，后烧殿宇和住房，最后把13名道士和5个打柴农民捆绑按倒在地上，用刺刀戳过后再用机枪扫杀。

1938年9月26日深夜，日军驻南通如皋石庄镇的后藤中队80多人到大石家庄“扫荡”，船夫顾伯达和被日军抓来带路的潘生侯，在过河时把船弄翻，曰军全部落入水中，淹死4人，伤3人。第二天，日军到大石家庄进行报复性的烧杀，将河两岸的农民住屋烧去100余间，将抓去的农民89人当场用刺刀戳死、驱狼狗咬死。又抓去30多人，抬死伤的日军至石庄警备队;日军回到据点后，又屠杀抬送的群众18人。共107人遇难[28]。

1941年9月22日，日、伪军“扫荡”盐阜区新四军主力时，在盐城建湖县庆丰镇高丰、刘庄、马庄等地杀害村民205人，致伤67人，致残40人[29]。

(3)纵火焚毁、劫掠

入侵之初，日军一路纵火，一烧就是数日甚至数十日，过火面积数里甚至数十里。许多建筑物被焚，财产成灰，焦土无垠，百姓无家可归。百姓的生活用品、金银细软、古董字画，商家的银两、货物，厂家的机器设备都成了日本强盗的囊中之物。

1)纵火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后，随即开始了连续数月的纵火焚毁、劫掠。沿中华门迄下关江边的主要街道中华路、朱雀路(今太平南路)、太平路、中正路(今中山南路)、国府路、珠江路等地带，所有高大建筑及商店房屋，均付一炬。事后，据美国史密斯博士尽量保守"的调查统计，在所有遭到破坏的房屋中，有24%毁于纵火焚烧。城外有62%的房屋被烧毁，通济门外被烧房屋达78%;城里有13%的房屋被烧。在商业财产损失中，有69%为火灾所致;而居民财产损失中火灾占57%。4700万元商业建筑及财产损失中，又有65.2%系纵火所致[30]。南京经日军连续数月的纵火，全城有三分之一的街道和建筑物被毁。

1937年11月26日，日军开始在无锡县城区纵火，大火延烧近20天，全部被毁的街坊有20个，部分被毁的街坊有36个，许多工厂、商店、民宅被烧，城厢内外繁华地段一片灰烬。在农村，全部被焚毁的村庄有102个，部分被毁的村庄有92个;全县被烧房屋达16万多间，其中工厂厂房28537间，商店54268间，学校、机关、团体房屋10240间，居民住房65600余间，名胜祠堂2105间[31]。

1937年11月底，日军沿京沪铁路向常州进犯途中，在横林、剑湖、戚墅堰一带大肆放火，连烧3天3夜。往日繁华的横林镇被烧毁房屋1180余间，上、下塘烧成一片瓦砾。在溧阳别桥，一次烧掉房屋2000余间[32]。

1937年11月中旬，日军在侵占苏州市太仓县城时，纵火烧房3天3夜，从西门直到因果桥整条大街两侧136家商店200多个铺面全被烧毁;在侵占昆山后，竟烧房取暖，正仪镇有518间房屋被烧毁;常熟吴市是一个繁华小镇，境内被烧毁房屋3800多间，镇上房屋被毁十之七八，瞿家弄、陈家桥、包家湾等村几乎全被烧毁;吴江平望在日军入侵时大火连续烧了3天，事后统计被毁房屋有3026间[33]。

1938年5月4日上午，10多名日军在南通市海门唐闸河东渔稚港河北的育婴堂，使用燃烧弹，从育婴堂烧起，经三牌楼、十里坊一直烧到猫儿桥。300多户人家，数千间房屋，不到一天即化为灰烬。育婴堂里16个婴儿被活活烧死[34]。

1938年4月26日，日军占领盐城，焚城7天7夜，造成盐城历史上空前浩劫。城内58700间房屋被烧毁80%以上，西大街275家店铺，仅剩3间半，50多处古建筑被全部烧光[35]。

1938年11月26日，日军攻占宿迁市泗阳县洋河镇，进圩后到处纵火，大火整整烧了3天3夜，镇西门大街，南门米巿等地一片焦土，经营几百年的老字号福泉等槽坊，锡制的酿酒甄锅被烧化，盛酒容器烧炸裂，几代人积累财富被毁，老字号胡家油坊也被烧成灰烬。经此浩劫，洋河镇经济萧条，元气大伤，槽坊、油坊大多失去生产能力，全镇商业、服务业十之存一[36]。

1939年8月22日，日军在淮安(楚州)车桥南街华洋菜馆附近纵火焚烧民房，大火借着风势迅速蔓延开来，车桥街上东西约500米，南北约800米范围内一片火海，大火整整烧了3天，车桥街1300余间民房化为灰烬[37]。

2)抢劫

日军在纵火的同时，还疯狂的抢劫。民宅、商店、工厂、学校、难民区等都是抢劫的目标。被抢物件有金银珠宝、文物古董、汽车、家具、器具、衣服、生产工具、粮食、牲畜、杂什等各种财物。人们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下来的财产和生产、生活用品，又被日军夺去，就连烧饭的铁锅、耕作的农具都被抢走，作为制造武器的原料运回日本。老百姓生活雪上加霜。

在苏州，最疯狂的抢劫发生在日军攻占初期，遭抢劫损失较大的是商铺和较富庶的市民。家中有人在，日军把刺刀架在主人脖上，强行劫取财物;家中无人，日军便破门而入，翻箱倒柜进行洗劫。苏州观前街的商家在沦陷之初的几年都被日军抢劫过。据吴县县商会事后不完全的统计，有485个行业的530户商家遭到抢劫[38]。一名侨居苏州的美国人在1938年3月19日上海密勒氏评论周报上撰文记述：“从那一天1937年11月21日)起，直到12月21日为止，我们差不多每天来往于苏州广福〔光福)之间，我们看见每一家银行、每一家店铺和每一家民宅，都已门户洞开。日本兵进进出出，川流不息，好像是一群蚂蚁，背上驮着一捆捆的丝绸、鸭绒被、日用商品和各种家具。”“老实说，关于苏州的大规模的抢劫行为，我们与其责罚个别的士兵，不如责罚整个的日本军队。为什么呢?因为赃物的数量绝非个别士兵所能随便带走，事实上我们看见许多赃物是以军用卡车装运的。有一辆军用卡车，满载中国红木家具，行至日军司令部门口”[39]。

在常熟何市镇，著名士绅徐翰青珍藏的名人字画全部被抢劫;日军图谋抢劫何市典当行，破墙而入，但无法砸开金银库房，便在库房外把衣服抢走。

在农村地区也同样如此，如1937年11月21日，日军经过张家港港口镇时，百姓的耕牛5头、猪85头、羊50余头及鸡鸭鹅无数均被抢走当作补给品[40]。

日军对社会财产的鲸吞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江苏苏南和南通地区轻纺工业比较发达，为避免损失，一些工厂在日军未到之前迁往他地。而一些未来得及搬迁的，均遭到洗劫，机器设备被卸走，生产原料被强占。

日伪还通过“占用、租用、统制”等手段，大肆抢掠搜括财物。

在无锡县，日军成立华中国策公司子公司，控制一些重要企业，掠夺生产资源。并组织中国合作社无锡支社，以合作社名义购入大量粮食，并推行军用票，控制民众生产消费。还先后成立米统会、麦统会、油统会、棉统会及砂糖贩卖组等机构，以武力为后盾，统制重要物资，停止民间自由买卖。

在宜兴县，日军重点掠夺金属、粮食、竹木、薪炭、机器等物资，凡工厂之一轮一轴，均被掠夺而去[41]。

在南京，永利铋厂1937年2月刚刚建成投产，当时的生产设备在世界上也属一流。该厂在连续3次遭到日军轰炸后，又被占领该厂的日本海军破坏了硫酸池、水塔等设备;1938年1月，该厂被日本三井物产会社侵吞。之后，日方又将永利铋厂的全套硝酸生产设备，包括8座吸收塔、1座氧化塔、1座浓硝塔等共1482件，550吨物资，全部劫往日本，安装在大牟田东洋高压株式会社横须工厂，用于军事生产。日本还以“军事管制”名义，将日产500吨水泥的南京中国水泥厂，交给日本三菱所属磐城水泥会株式会社经营，并将许多机器设备拆卸劫走[42]。

在徐州和连云港，日军入侵以后，旋即将煤矿、铁矿、磷矿等据为己有，强征中国劳工为其开采。1938年10月，日军强行占领贾汪煤矿，并实行军事管理。为了增加产量和解决运输问题，新建发电站1座，将煤矿至柳泉的窄轨铁路改为宽轨，与津浦线连为一体;同时，还将掠来的500名中国劳工驱到井下去采煤。这样一来，煤炭年产量增长较快，至1941年已达到49万余吨[43]。8年中共开采2459035吨，售出2303186.12吨，未售出的155848.88吨煤为本地日军自用。日军通过强占原有私营工厂、改建私人工厂，或强占土地新建工厂等手段，在徐州城区设立各类工厂40处，包括粮食类工厂7处，嗜好类工厂3处，机械类工厂11处，化学工业类8处，织维工业类3处，土建资栈类5处，筹建3处。其中，强占徐州聚兴昌铁厂，将其改造为军工厂制造枪炮子弹，运往前线杀害中国军民[44]。日本侵占连云港期间，仅从连云港输出的煤就达4406385吨，铁砂201675吨，磷矿327720吨，盐56167吨[45]。

在南通，1939年3月，日军强行占领了大生公司，并将其改名为“江北兴业公司钟渊纺厂”，实行“军事管制”。从1939年3月到1943年7月，大生全部流动资产概被劫夺，约值当时“法币”300余万元，折合棉纱约5000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