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总会在年底做全年的阅读总结。读书从来不会提前计划，凭着当时的心意和缘分来读，稍微汇总一下发现，历史类的书高居榜首，并且占比接近60%，几百本下来，算得上惯看秋月春风。

如果一生只能看一本历史书，没有丝毫迟疑，一定是孔飞力的《叫魂》。

我们的历史太长了。这个长不仅指时间，也包括内容，大到官修《二十四史》，小到县志、族谱和碑文，无所不包应有尽有，既是宝藏又是负载。

我们对于历史的态度，大致有三种：一是演义的，民众渐渐将历史故事化，成为精神消费品，三国水浒自不必说了，已经火了几十年的“九龙夺嫡”，仍在不断推陈出新，郑小悠的几本畅销书就是证明，演义类作品的巅峰，自然是《明朝那些事儿》，常年高居豆瓣读书榜前列，当年明月在结尾，用“成功只有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一句话，完美总结普罗大众对历史的态度。正如丽萨·克龙在《故事魔力》中所讲：“故事是人类的生存指南”，我们把历史变成故事，然后从中获取精神愉悦和生存知识。

第二种态度是考据的，历史专业学者，采用最科学和严谨的方法，试图阐明历史的真相，有些历史的“谜案”，也火出学术圈，成为民间历史爱好者的“圣杯”，比如袁崇焕究竟该不该杀、宣武门之变究竟谁先动手等等。当然，多数的学术研究要更加“枯燥”一些，涉及财政、吏治、兵制这些严肃的内容，阅读的门槛很高，如果在某一领域没有极强的兴趣和深厚的积累，普通人阅读的意义不大。

第三种态度是自我表达的，所谓春秋笔法褒贬古今以史言志，这是中国史官的文化传统，我们最伟大的两部著作，《史记》和《资治通鉴》，都蕴藏着作者对历史的评价，再比如大名鼎鼎的《万历十五年》，内容“并非那一年发生了什么”，而是“黄仁宇认为那一年重要的人和事”。话说回来，这么去要求历史学家，实在过于苛刻，只要是人写的东西，必然带有主观判断，读者唯一能做的，就是始终牢记这一点。

普通人自然可以把历史当故事看，如果实在感兴趣，也能参与学术讨论，甚至可以出版著作。比如黄仁宇就是记者出身，写《北洋军阀史话》的丁中江也是记者，当年明月是公务员。在这意义上，历史和其他学科一样，有学术和通俗两个领域，对普通人而言，属于业余爱好的范畴。

如果，我们认为历史具有特殊性，正如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所说，我们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是与其紧密联系的。那么，我们就要在人生中，至少有一次，认真思考自我与历史的关联。

我们今天已经耳熟能详，甚至成为普遍共识的历史观念，绝大部分是由国外学者提出的，比如近代史的“冲击-回应”模式、朝贡体系、皇权不下县等。这一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源于史料丰富，西方历史学者何曾有过这么好的研究条件？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摒弃了传统，试图转变为西方的研究方法。

那么外国人写的书就好吗？不同于自然科学，历史研究要讲究文化背景的，西方学者也带着他们自己的文化眼镜，比如“皇权不下县”，他们就通过对“有编制”的官员数量研究出发，结合西方领主制度的历史，演绎出了“民间自治”的虚假图景，他们哪知道咱们历来有“胥吏”阶层，在基层是“官与吏”共治。其实，上述提到的几个历史观念，已经陆续被国内学者推翻了。

光是背景就讲了这么多，估计能读到这里的人不足一半了，但又不得不讲，只有将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历史类书籍分门别类，清楚它们各自的特点和局限，才能更好的理解，《叫魂》为何能够在“一生只能看一本历史书”评比大赛中脱颖而出。

因为，我并非如其他荐书的作者一样，只选评分高、知名度高和自己看过的，我不仅阅读量够大，还能琢磨出评比逻辑：

一、这本书要是综合的，既有故事演义、也要符合学术规范、还要有自我表达；

二、这本书要能让读者，对自身的现实生存处境有更深刻的洞察；

三、这本书要能“既不西也不中”，能够充分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的潜藏文本，又要对国人习以为常的传统深入反思，让最根本的东西呈现陌生感。

孔飞力是费正清的学生，而费正清是最权威的汉学家之一，著名的“冲击-回应”模式就是他提出来的。孔飞力的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是标准的学术论文，有一定的阅读门槛；《叫魂》之后的两本书，要么过于宏大（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要么过于聚焦（海外中国人），作为普通人而言，阅读体验和性价比最高的，非《叫魂》莫属。

翻了翻公众号历史发布，发现自己在四年前曾经发过两篇荐书的文章，其中就有《叫魂》，四年过去了，那份书单里，大部分书的地位下降了，当初的推荐大部分都是入门类，况且这四年，自己又读了不少，失去了当初的惊艳。唯有《叫魂》，地位不降反升。

无心插柳柳成荫，无数的事实证明，经典的诞生往往来自意外。《叫魂》的诞生就是个意外，他在序言开头写到：

1984年，当我来到北京开始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研究工作时，全然不知道最终会写出《叫魂》这样一本书，我本来打算研究的，是清政府内部的通讯体系是如何影响其政策的实际运作的。

之后，1789年“剪辫案”的资料开始“召唤”他，使他不得不中止原计划，开始新的写作。

故事从浙江省德清县一位名叫吴东明的石匠开始，终结于山西巡抚苏尔德被贬至边疆。用九章的篇幅，先后讲述了底层民众的经济生活、八旗阶层的腐化、大清律例对超自然力量的判定、传统哲学对超验世界的态度、官僚阶层的运转模式、帝王心术与权力控制等等。传统大一统帝国之下，经济、法律、制度、文化，各个维度应有尽有，贫民、小康、中产、官僚、帝王，各个阶层全面覆盖，且不同维度不同阶层之间，彼此的联系清晰可见。

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这么说：莎士比亚永远包含其他人，而其他人不可能包含莎士比亚。虽然这么做类比略显夸张，但我看过的那么多中国历史类书籍中，《叫魂》总是包含它们。

由于《叫魂》是孔飞力计划之外的，因此他并没有采用学术写作方法，而是一种文学性的叙述。虽然切口很小，并且全程围绕“剪辫案”展开，但因为案例太过典型和代表性，无形中呈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留白”效果，这是西方学者中极为罕见的风格，而孔飞力是无意间达成的，他是研究晚清近现代史的专家，再往前的历史，他可能知晓但并不精通，他是在没有古代史负担的情形下，无意间抓住了中国历史的脉络。

如果他是个中国通史专家，他肯定会像费正清或秦晖一样，提出某个宏大理论，然后拿着理论解释现实。幸亏他不是，他在研究“剪辫案”材料和写本书之前，可能完全不知道最终会得出什么结论。抛弃掉先入为主，就会在写作过程中，和读者的状态一样，顺着思维惯常逻辑往下走，这也使得这本书读起来，像是悬疑小说。最终的结论说服力极强，可能也最接近真相。

第十章《主题和变奏》，用10页纸，6000余字的篇幅，总结了大一统帝国各阶层的困境。我曾看到过不少观点，也曾有过许多思考，耳闻目睹过各种事情，发现最终都落回到那6000余字里。因此，我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看这本书，盼着那天把这本书能看破，再也不用回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