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志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

原载宋德金、景爱、穆连木、史金波 编《纪念陈述先生逝世三周年论文集 辽金西夏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

陈述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主要都贡献给了辽金史的研究，最突出的成果是30年代的《契丹史论证稿》和80年代的《契丹政治史稿》。这两部书在各自的时代都是学术上的领衔作品，对辽史的研究有重要指导价值。两部书相隔近40年，它们之间有承传关系，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修改撰写的，从两部书的变化和观点发展上，不难看出陈先生学术思想的不断发展。

《契丹史论证稿》是1939年由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刊行的。其时陈先生还是位青年学者，但已具备了史家的素养，论点鲜明，有充足的史料依据。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先生在《燕京学报》上撰文介绍此书给予高度评价，称它为“近代契丹史中之深具兴味者，读之对著者之高见不胜钦佩”。“此书乃庄重之出版品，系最有价值之一编政事史。”①

这部书的许多学术观点颇有建树，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把一契丹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书中说：“契丹为中华民族一支，故契丹威名之广溢，亦吾中华民族之光荣”。这在当时民族问题的论述中，是有高度学术勇气的，同时也是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汉族当政的王朝多，且受传统的大汉族主义和民族歧视的影响，极力抹煞少数民族的存在，甚至常常把边疆民族，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称为“异族”，把他们的南下，称为异族入侵中原。至今港台一些著作，包括中学历史教科书里，仍然称匈奴、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为“异族”。而陈先生能在30年代就用这样的观点来阐述契丹的历史，这在当时不仅学术观点正确，而且还有更深刻的现实意义。

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地区早已沦亡，并被日本分割出去，建立了伪满洲国。分裂中国东北，是日本侵略者的一贯用心。为了从历史上找到分裂中国的根据，一些日本军国主义的御用学者，早就将中国东北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不算在中华民族之内，而称之为“异族”。因此，他们按照这一逻辑推断，历史上的中国仅指长城以南部分，而不包括东北地区。起自辽河流域的契丹族，在他们的眼里自然也是“异族”。陈先生在当时论述契丹是中国的一部分，是有重要的针对性，这不仅反映了他在学术上坚持真理，更反映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

在书中有一段文字很值得注意，即：“方今全国一家，纵以地域气候所限，容有生活方式之殊，而精神之凝聚无间，是又吾人所不可忽视者也。”先生的意思是说，在今天统一的中国里，各民族所处的地理条件虽然不同，生活方式也有差异，但各民族都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在精神境界，都有一种共同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十分重要的。先生在我国东北为日本占领、华北遭日本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的形势下，借叙述契丹历史，疾呼中华民族“方今全国一家”，“精神之凝聚无间”，既从历史上说明契丹族是中华民族一部分的原因；又指出当时东北各族与全国为一家，且“精神之凝聚无间”，这是具有深层次重要意义的。

在40多年后，陈先生的《契丹政治史稿》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对契丹族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论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充分肯定契丹族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从这两部书中的标题和内容的变化就可以看出，作者在后一部书里，更加充分肯定契丹族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契丹史论证稿》一书里第一篇的标题为“亚洲之游牧民族”；而《契丹政治史稿》一书中，第一篇的标题改为“契丹在祖国历史中的地位”，内容虽然涉及亚洲游牧民族生活，但落脚点是“居住在我国北方草原上的人们”，主要讲我国北方各游牧民族生活特点及与中原农业生活的区别和关系，以此说明北方各族同中原地区“彼此相依不能分离”的关系。这也就指出契丹族在祖国历史大家庭里具有重要地位，同汉族等各民族彼此互相依靠，不可分离。

在这部书里，陈先生还将以往对辽亡以后契丹人去向的研究成果②写入本书，增加了第八篇“辽廷瓦解以后的契丹人”，叙述了辽朝瓦解以后，契丹人不同的去向，以及与今天各族的联系和作用。以往的史书里，是没有这样具体的、总括的叙述过契丹人去向的。这是修改后的这部书的价值所在，即为学者进一步研究辽朝瓦解契丹人的去向，开阔了眼界，并提供了资料；而且，通过契丹的不同去向，进一步肯定了这一民族在祖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辽朝瓦解以后，留在中原的契丹人，已经逐步与汉族、女真族融合。北方的契丹人被金朝安排在临潢以北，让他们防御金的北部边疆。这部分人仍过着“射猎畜牧和粗放的农耕生活”，使用同一的语言，保留着契丹人早期的习俗，如供奉库烈儿佛等。总之，他们还具有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另有一部分游牧的契丹人，不肯附金，退到金统治的范围之外，后来投附蒙古，参加蒙古的南征，也被安排在各地驻防。他们的后代也就留在了当地，与当地的汉人融合。

如今天云南保山地区有蒋姓人，即契丹“阿莽蒋”的后代；今吉林梨树县有律氏，是契丹耶律氏后代；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五川县有萧姓，相传是萧太后的族人；河北宝坻县有“耶律各庄”，村人多姓刘，辽金以来，耶律译为刘。投附蒙古的契丹人，没有参加南征的，过着原有的牧猎生活，保留了浓重的契丹风俗习惯。

元明之交，这部分人和临潢地带的契丹人，随蒙古人北迁，“散居于祖国东北边缘地带”，仍然起着防御边疆的作用。他们之中，有些融于蒙古族，有些仍保留着契丹的传统习俗。今天的达斡尔人就渊源于这些保留着契丹传统习俗的人。达斡尔人在明末清初又处在反抗沙俄侵略、保卫祖国边疆的最前线。而西辽瓦解后，居住在祖国西部的契丹人，逐步融合于维吾尔、蒙古等族，承担着建设和保卫祖国西部疆域的作用。

由此不难看出，辽朝瓦解后，契丹人的各部分处境虽然不同，但无论是融于各族之中的契丹后裔，还是继续保持着契丹习俗、后演变成达斡尔族的部落，都在保卫和建设祖国的事业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和他们的前辈，即辽朝时的契丹人，在祖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①《燕京学报》第四十期，第268一280页。

②陈述：《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见《辽金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