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先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他著述颇丰，尤其在宏观的理论方法方面卓有建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12月推出的《张海鹏论近代中国历史》，捧读之后，笔者深感这部书收集的论文篇篇都是精华，可谓是张海鹏先生的真正代表作，其辨析问题方法也能使人多所受益。

张海鹏研究领域涉及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从鸦片战争史、太平天国史、洋务运动史、甲午战争史、义和团运动史到辛亥革命史，再从国共内战史、抗日战争史到解放战争史的各个时段，都有重要论文。一般而言，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大多有自己深耕的一个具体学术领域，时段上有的限于中国近代史的前半段，有的专注于后半段，像张海鹏这样对于整个中国近代史各个时段的重大事件进行全方位深入研究，尤其能在诸多时段中提出新见、且言之成理实属不易。

令笔者受益最多的是本书“近代中国历史的理论探究”一组论文，诸如《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关于近代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关于用唯物史观评价民国历史人物的几点原则思考》等，涉及中国近代史发展线索问题、历史观与方法论、研究范式、话语体系等诸多历史理论问题。

张海鹏历来关注社会热点思潮和问题，不仅勇于从历史的角度给出明确答案，而且善于解疑释惑。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掀起了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张海鹏是积极参与者之一。针对一些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有“沉沦”，而且有“上升”，二者同时并存的观点，他不否认“沉沦”中有“上升”，“上升”中有“沉沦”的因素，但认为两者并非同时并存，而是中国社会先“沉沦”到“谷底”，而后开始“上升”。他指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像一个元宝形，开始是下降，降到谷底，然后上升，升出一片光明。这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直到20世纪初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深渊’到了‘谷底’，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这时候面临的主要是‘沉沦’，虽然，这时中国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实际上存在着积极的、向上的因素，但这种因素的发展是渐进的、缓慢的，相对于社会‘沉沦’主流来说，它是弱小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往后，直到40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渐渐走出谷底，随着新的经济因素不断成长、壮大，随着新的社会阶级的出现，随着人民群众、社会精英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日渐觉醒，社会向上的、积极的因素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流因素，影响着社会向好的方面发展，虽然，消极的、‘沉沦’的因素仍然严重地存在，其对中国社会的压迫，甚至不比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前弱。但是由于有新的阶级、新的政党、新的经济力量、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这样的上升因素在起作用，终于制止了帝国主义使中国滑向殖民地的企图。”（第367页）这种观点也从本书中两组论文的标题中体现出来：“世变之亟：近代中国之沉沦”“凤凰涅槃：近代中国的上升之路”。

张海鹏的文章观点明确，要言不烦，往往在重大的问题上独辟蹊径，提出新见解。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努力探索近代中国的历史规律。他在自述中这样说：“我是在学习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来学习和体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的。我在学习和理解这个理论后，是服膺这个理论的。即使遇到质疑或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理论，都不曾动摇过。”在他看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运用在历史研究中，就是尊重基本史实。“重要的是正确掌握和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开展长期的研究和探讨，才能推进若干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的认识与进步。”他强调，扎实的基础研究乃是史学理论提升的前提。“历史学者要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研究要有十分扎实的史料依据、十分严谨的论证逻辑，要有令人信服的阐释力”（第440页）。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有一段时间出现了不同研究范式之争，即“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形势下，现代化问题遂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自然也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取向。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行，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开始有学者尝试用现代化模式研究与解释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有的人主张用“现代化范式”代替“革命史范式”。张海鹏对此进行了辩证思考，主张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解释中国近代史。“考察整个中国近代史，首先要看到争取民族独立的时代紧迫性，同时也要注意到现代化过程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考察视角上既不能只注意到民族独立的一面，忽视现代化过程，也不能只看到现代化过程而忽视民族独立的一面”（第389页）。

张海鹏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也非常重视国内外新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对于改革开放以后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热潮，他认为：“这种引进和借鉴，是改革开放方针在历史学领域的体现。这些西方史学流派和研究方法的引进，对于中国史学家开阔眼界，进一步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开展多方面的史学研究是有帮助的。”（第439页）在他看来，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矛盾，并且应该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进行。“中国历史学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广泛吸取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和来自西方的史学理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有所创新，形成有中国气派的史学理论、史学概念和史学体系”（第439页）。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06日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