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 “革命史”范式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极具解释力, 但“革命史”范式对阶级斗争和革命斗争的更多关注, 使其在更纵深的层面上观察近代中国社会时颇显局限, “新革命史”正好为之补正。“新革命”不是对传统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否定, 而是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和超越。“新革命史”坚持朴素的实事求是精神, 强调从新的视角、不同学科、不同层面观察中国革命史, 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 对中国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和研究, 以揭示中国革命的运作形态。

2016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 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 理论就会苍白无力, 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1]如果说传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导致了中国革命史研究的“肌无力”, 那么“新革命史”理论则为改变这一状况带来了勃勃生机, 它将突破以往的革命史研究局限, 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进程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构架, 从而实现历史研究的新突破[2]。因此, 本文认为, 对“新革命史”理论及其建构作一番历史的考察, 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一、传统革命史研究范式面临的挑战

范文澜曾说:“历史的骨干是阶级斗争, 现代革命史就是现代史的骨干, 近代革命史就是近代史的骨干, 近代史现代史的划分基本上与革命史是一致的。”胡绳也曾指出:“把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 就能比较容易看清楚中国近代史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现象。”[3]由于传统革命史研究范式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和理论指导功能, 以革命为基本线索, 将中国近代史归纳为“八大事件”“三次高潮”的革命史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 这个范式一直占据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范式的主导地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背景下, 传统革命史观一家独大的局面开始松动。1979年, 汪熙发表了《论晚清的官督商办》, 从现代化视角重新评价洋务运动、官督商办, 重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外国资本, 由此开启了近代史研究的新篇章[4]。之后, 黎澍发表的《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直接对革命史观进行质问:中国近代史的主流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搞得很混乱。陈旭麓则最先提出在革命叙事之外, 还应注意现代化叙事[4]。1980年, 李时岳发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 系统清理过去几十年非历史主义对近代中国的误读, 并提出了中国近代史演变的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四阶段”论[4]。

胡绳作为革命史范式的构筑者之一, 他在晚年对革命叙事方式也进行了反思。他说, 长时期流行的革命叙事一家独尊, 具有孤单感, 也确实存在许多不周详不严密的地方;革命叙事将许多问题推向了极端, 因而其价值不得不打一个折扣。过去很多年无条件颂扬革命, 贬低改良, 可能是不对的, 至少是不完整的, 更重要的是不符合历史, 是非历史主义[4]。

对革命史范式更直接有力的冲击应来自于现代化范式的倡行。“现代化范式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5]252。依据罗荣渠的主张, 现代化范式的目标———就是以现代化取代革命化, 走出革命范式的“危机”。20世纪90年代, 两种范式还发生过一场激烈的论争, 虽然革命史范式的主导地位在教科书领域一直未受到怎样的撼动, 但是在学术研究领域, 现代化范式还是逐步取得了事实上的统治地位[6]。

面对革命史范式的式微及其从学术版图中心退向边缘的状况, 部分学者试图寻求新的理论突破。1991年著名党史学者张静如号召“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 希望党史研究者“利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成果, 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 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 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反映”[7]。在学术实践上, 虽然档案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魏宏运《华北抗日根据地史》、改革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谢忠厚《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张国祥《晋绥革命根据地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齐武《晋冀鲁豫边区史》等论著从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角度对根据地、解放区进行了侧重性研究, 但迄今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没有超出上述论著的水平, 尤其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思维陈旧、简单化的倾向, 即沿袭着革命历史书写的传统革命范式, 更准确地说是党派史观的范式。而从社会史、文化史等视角下的研究亦呈现出了“碎片化”的趋势, 有的甚至一味追新猎奇, 完全失去了历史研究的严肃态度[2]。革命史观何去何从, 理论方法如何突破, 要求范式转换问题亟待解决。

二、“新革命史”理论的提出及其具体主张

近年来, 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又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如果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革命史的研究大致分为3个阶段, 即革命史观 (1949年后的30年间) 、去革命史观 (1980年后的近30年间) 、重构革命史观 (2010年以来重新审视中国革命)[8], 那么, 可以说“新革命史”理论是“重构革命史”阶段的重要理论标志和研究趋向。

南开大学的李金铮教授是“新革命史”的最早倡导者。2010年, 他发表《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一文, 提出了“新革命史”这一概念, 强调革命史研究真正突破的关键在于研究思维的转换和研究视角的创新[9]。201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金铮教授的《传统与变迁———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一书, 该书将“新革命史”的理论方法系统地渗透进了具体的实践研究中, 并初步建构了“新革命史”的理论框架。2016年, 李金铮教授发表了《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一文, 对“新革命史”理论的缘起、概念、方法以及其与传统革命史范式的关系作了整体性的阐释1

李金铮认为, 由于长期以来的极端研究范式严重削弱了革命史研究的学术性, 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又将中国历史学者的注意力引向了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探讨, 由此导致了中国革命史研究备受冷落。但是, 我们“无法也不可能告别革命史研究”, 因为研究中共革命史对于清晰地理解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轨迹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也可为人类革命史的研究提供具体实证和理论贡献。因此, “不仅不能够削弱中国革命史研究, 而是应该重提革命史, 并加大革命史研究的力度”。但是如何迈出传统革命史学之门, 扬弃并超越, 那就是向“新革命史”转向。“新革命史”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过程与互动:运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李金铮指出, 传统的革命史观是“政策—效果”的“两头”模式或者“三部曲”思维, 即政策制定、执行, 民众接受、获益, 最终革命效果显著。这一模式显然忽视了革命 (或政策贯彻落实) 的重要过程, 革命的艰难、曲折、复杂性被简单化了。因此, 要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来还原和反映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农民群众之间的复杂关系。李金铮强调, 这种互动是自上而下的政权权力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的排斥、融合、转换的关系。如在考察乡村社会转型时, 不仅要重视各种理论、学说, 解决乡村问题的相关路线、方针、政策, 而且更要重视它们是如何落实于乡村社会实际的, 如何在乡村社会中被接受、消融、转化的。

基层与个体:强调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李金铮指出, 传统史观注重宏大叙事和反映历史的必然性, 革命史叙事中很少关注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因此, “新革命史”研究要站在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立场进行深入挖掘, 并突出其主体性和能动性;“新革命史”要求从人性视角、从人的情感和需求出发, 来考察革命的历史进程。李金铮以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农民参军为例, 指出如果以传统革命史观认为土地改革与农民参军之间有着紧密的必然联系, 那么解放区征兵与农民参军应该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是如果从农民个体和人性的视角来看, 则不难发现不同个体参军的动机绝非铁板一块, 发动农民参军谈何容易, 而“理”“利”“力”的合力, 才是促使农民参军的真相。

长镜头:革命史与大乡村史相结合。李金铮认为, 传统革命史观对中共革命之前的乡村史———传统乡村缺乏深入地了解和研究。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理论、实践与传统乡村之间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分不开的, 但革命史观只就革命史论革命史、就党史论党史, 缺少纵向的时间维度或者历史的惯性和连续性。因此, 中共革命应被纳入到大乡村史的视野中来考察。何谓大乡村史, 就是传统乡村与革命乡村的结合, 而在大乡村史视野下, 革命与传统在乡村中的互动关系和过程是被着重强调的。李金铮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民间借贷问题为例, 认为在以往革命史的表述下, 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减息、废贷政策似乎是一以贯之、所向披靡的。但实际上, 由于革命之前的旧有借贷关系在乡村中的传统惯性, 中共借贷政策经历了一个从群众欢呼雀跃到不满、拒斥, 再到中共政策调整与政策被认同的复杂过程, 而这一过程所体现出的就是革命农村与传统农村之间的张力与调适, 就是革命过程在大乡村视野下的生动呈现。

大视野:以全球视野考察中共革命。李金铮指出, 在传统革命史中除了部分学者关注中共与共产国际、苏联之间的关系外, 对于中共革命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关系互动及对中外革命的比较研究几乎还是空白。但是, 中共革命既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 中共革命是属于全球落后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世界民族革命的一个典范。因此, 要立足于全球视野, 从外部对中共革命进行考察。要考察苏联、日本、欧美、朝鲜、越南、东南亚等地区、国家与中国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如何相互影响的。同时, 还要对中共革命与这些地区、国家的革命进行比较, 从而更深刻地揭示出中共革命的独特性与典范性。

新视点:开拓新的研究视点。李金铮指出, 传统革命史观关注点主要集中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 这不利于解释中共革命的丰富面貌。因此, 他提出要从话语、符号、象征、形象、想象、认同、身份、记忆、心态、时间、空间、仪式、生态、日常生活、习惯、节日、身体、服饰、影像、阅读等角度, 增加对中共革命史的分析, “这必将是今后革命史研究中非常令人兴奋和期待的视域”[10]。

我们可以看出, 李金铮“新革命史”的“新”, 就在于其视角与方法上的新, 而从列举的研究范例来看, 他所倡导的“新革命史”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对革命过程中的内部张力———各因素之间的矛盾、融合、转化及其过程的强调, 这是对传统革命史自上而下和社会史自下而上单向分析的最精彩的超越。

三、学界的理论共识及研究趋向

李金铮教授提出“新革命史”的理论观点后, 在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许多学者做出了回应或肯定。如黄正林认为, 李金铮的“新革命史”主张为传统革命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在中共革命史研究处于两难的境遇下, ‘新革命史’的提出, 不仅是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中共革命史的研究”[11]。常利兵指出:“李金铮在方法论层面提出了向新革命史转型的突破, 并提醒研究者要警惕滥用社会史方法导致的‘碎片化’现象, 这是极具借鉴意义的。”[8]把增强认为, “新革命史”理念是李金铮在汲取传统革命史研究合理内核基础上, 对中共革命史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能够解决中共革命史研究中的诸多难题”。但同时, 把增强也提出, 就“新革命史”研究理念的提出和实践来看, 仍有待于进一步推进和完善, 比如, 对于中国革命的艰难性和复杂性, 除从乡村社会史层面反映外, 还有无其他视角;如何构建多元化的研究路径全面解决中共革命史的全部内容[12]。朱文通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 他说, 面对中共党史学理论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在大多数学者视为畏途而回避时, 李金铮“提出并成功运用‘新革命史’研究范式”, “引领‘新革命史’研究范式悄然兴起”。李金铮还率先垂范, 率领众多弟子一起致力于新革命史研究领域的探索, “俨然成为新革命史派的领军人物”。朱文通指出, “新革命史研究范式可以说就是唯物史观理论和中共党史、革命史研究的‘中介理论体系’之一”, 它高度重视实证研究, 同时运用互动理论, “依据矛盾着的事物是螺旋式上升、发展的原理, 深刻地揭示其间的多层次的反复的互动关系, 以及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复杂性”。朱文通认为:“在学科建设上, 新革命史研究范式可谓独树一帜, 这不仅是一种学术自觉, 而且还是学术自信转化为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13]

在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普遍进行反思并尝试建构替代性新范式时, “新革命史”的理论主张无疑在许多学者中达成了共识, 而且他们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索和尝试。夏明方指出, “他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 主张超越革命与现代化范式, 放弃目的论的预设, 重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新革命史范式”[6]。同时, 夏明方教授从八个方面提出了重建“新范式”的构想:一是研究时限的“历史化”。将历史时期的划分与历史视野的贯通结合起来, 从历史的长时段来探讨和解决历史的连续与断裂问题。二是研究空间的“全球化”。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史观, 把中国放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考察。三是研究对象的“生态化”。从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生态史观, 来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 并进而重新审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四是研究主体的多元化。改变以往的两极化思维模式, 对传统、现代、后现代等各类问题进行多重反思。五是历史哲学的“复杂化”。以复杂性理论和生态系统分析方法为主导的新辩证史观, 对一系列与史学研究密不可分的重大哲学问题进行再思考。六是研究目标的“相对性”。以相对真理与视域交融为中心的叙事史观。七是历史资源的数据化。通过史料发掘、整理、利用和现代信息技术的结合, 促进历史资源的生产、积累与共享, 实现资源利用效应最大化。八是“开放史观”。超越本土与西学之争, 学习、借鉴一切外来理论与方法, 砥砺之、转换之。夏明方是站在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立场上提出“新革命史范式”的, 他认为革命史、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三种范式都有局限, 所以三者应当结合形成“新革命史范式”[14]。

王奇生的个案研究和理论方法也体现出了构建革命史研究的新视角, 他提出, 革命史研究, 一是应将革命过程中形成的理论、话语、逻辑、价值本身, 也作为研究的对象。二是将革命放回到20世纪中国政治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考察, 将革命的主体、客体以及局外各方放置于同一历史场域中探讨。三是在“求真”的基础上进一步“求解”, 除了过程描述更应进一步探寻革命的原理、机制以及革命的政治文化[8]。

应星则从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上, 将中共革命史纳入到社会学研究视野中。他指出, 以往革命史的研究是从一极滑向另一极, 而且地域社会史和革命史研究没有得到很好对接, 党史研究和史学被分割开来。因此, 从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意识切入, “需要思考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支配性结构、精神气质是如何形成的, 这种结构和气质与中国传统文明是如何发生互动关系的, 这种互动又是如何影响中国革命实践的”, 以及“如何着眼于从历史的源流和传承来分析在各种思潮风波中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明的形态”。在研究方法上, 他强调:一方面要下决心做“灰暗的、细致的、耐心的文献工作”, 要舍得坐冷板凳、花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 “奠基在历史研究基础上的社会学想象力, 可望给革命研究带来一种新的冲击力”, 因此, 要把社会学的思维与史学实证结合起来[15]。

在对新的理论范式进行探讨和思索的同时, 有的学者直接将“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运用到了具体的学术实践研究中。如李金铮的《传统与变迁: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王奇生的《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黄道炫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 (1933—1934) 》、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肖红松的《中共政权治理烟毒问题研究:以1937—1949年华北乡村为中心》。按照李金铮的说法, “何高潮的《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的分析》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年) 、台湾学者黄金麟的《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 、丸田孝志的《革命的仪礼———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与民俗》 (日本汲古书院, 2013年) 、齐小林的《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5年) ”[6]等著作也都可被纳入到“新革命史”的范畴内。另外, 带有“新革命史”意味的学术论文也不乏陈例。很显然, 在革命史研究逐渐回暖的情况下, “新革命史”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很大学术潜力的研究方向。

四、结语

对于“新革命史”的研究范式, “是否可以称之为中国史界的新革命?”夏明方认为, 至少“三十年来各路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正是这一新革命潮流当然的组成部分”[6]。库恩指出, “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 “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手段、标准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16]24。长期以来, “革命史”范式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及特征极具解释力, 但“革命史”范式对阶级斗争和革命斗争的更多关注, 使其在更纵深的层面上观察近代中国社会时颇显局限, “新革命史”思想正好为之补正。库恩还指出, “只有大量的证据表明, 许多重要问题都不能在现有范式的范围得到解释时, 科学共同体才会不情愿地逐渐抛弃旧有的范式”, “对于一般公认的范式的反复挑战所产生的科学思想的危机最终由一次‘科学革命’而解决”[17]6。李金铮也承认:“新革命史并不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更不意味着革命史本身有什么问题……新革命史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上与传统革命史没什么两样。”[18]显然, 能否已然视“新革命史”为一个范式或理论“革命”的标志, 这当然需要商榷。但是,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新革命史范式”是一座具有远大前景的“富矿”, 如何进行纵深挖掘, 如何将“矿物原料”转化为“工业成品”, 仍需要学者们的艰辛挖掘和创造性努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