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这个时期的中国，仍然有马克思主义的“头脑”坚持着。1985年，出版了孙伯鍨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 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青年马克思的幽灵徘徊中，他第一次严肃地提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英年马克思如何扬弃了自己的青年时代这个问题：

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的重要意义在于，这些著作具体地、生动地再现了两位伟大思想家在人类认识史上所实现的最深刻的革命变革的全过程。……不研究这些著作，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是怎样从它的德国理论前提中逐渐脱胎出来的，就不能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而不了解其来龙去脉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是僵化的、不完整的、不全面的。

当然，在世界范围内，这个卡尔·马克思问题(das Karl-Marx-Problem)也不是第一次提出来的。但孙伯鍨的研究并不像亚当·斯密问题(das Adam-Smith-Problem)那样，出自纯粹智识的兴趣，而是对西方学者的回应。他指出：

西方学者借口反对“教条”而否定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方法，其实是为了恢复他们自己关于“人”、“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等等的教条观念。这些教条观念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自己学说的过程中，在锻造唯物辩证法的认识武器的过程中逐渐地加以克服和清除的。对于这一点，只要认真地研究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就可以获得明确无误的证明。

当王若水宣读“一位批评者的自我批评”的时候，孙伯鍨在与阿尔弗雷德·施密特、以赛亚·柏林、雷蒙·阿隆、埃里希·弗洛姆、悉尼·胡克对话。他还用辩证方法批判了亨德里克·德·曼：

无怪乎德曼在解释“青年马克思”的时候，赞扬他既不是唯心主义者，也不是唯物主义者，而是“现实主义者”：他使“物质的最高现实性”和“虚构的思想的最高现实性”服从于一个包罗万象的“总体的生活现实”。这真是超等的废话。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社会生活的物质本原并不是要牺牲精神原则而服从物质原则，而是为了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历史，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作出科学的符合历史本身的解释。这种解释如果不对统一的总体的生活现实进行唯物辩证法的分析能够做到吗？借口坚持所谓总体性原则的“现实主义”而拒绝唯物主义，就是把自己置于历史科学的大门之外。

多年以来，一是辩证法内核加唯物主义立场的模型貌似水到渠成，二来也为避免“圣人立言”的联想，突出历史必然性，三是列宁在1914年的《卡尔·马克思》传略提出“两个转变”，已足够权威，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在教学上、研究上都甚少谈及，仿佛不成问题。只有孙伯鍨强调其困难：

所以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决不是象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容易，好象只要把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简单地结合起来，就可畅通无阻地建立起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了。

当然，红色的《使徒行传》也不会吝于赞美导师的天才，但总是些抽象辞藻，只有孙伯鍨试图实际检讨两位探索者的卓绝行踪。这自然不是要引起更空洞的鼓吹，而有其现实意义：

如果采取这种简单化的看法，自然就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脱离黑格尔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之日起，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了，这时的著作就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了。其实问题要远为复杂得多。因为唯物史观的创立首先就要碰到把握全部社会生活的机制和结构这样极端复杂的问题；而不解决这样的问题，就不可能正确地阐明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这类问题不用说在上一世纪四十年代，即事实上没有任何前人可资借鉴的情况下极难解决，就是在马克思的著作已经问世一百多年的今天，许多西方学者仍旧感到莫名其妙，百思不得其解。究其原因，是他们不愿意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方面多下功夫。他们既缺乏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又对辩证方法的实质缺乏足够的理解，一旦面对着复杂的生活现实，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就都成了“认识”问题的“障碍”并且普遍地被指责为形面上学的“教条”。

直到这时，才真正打开了这一批早已译成汉语，载于《全集》，刊行全国大小地方图书馆、校图书馆、书店的历史文献，此前它们都嵌在背景板上，封锁着自身，模糊的一排排轮廓中，只有个别几篇贴出标题。

这样，当孙伯鍨追踪昔日探索者的时候，自己也走上了一条探索的道路。但是，《探索》这部著作不仅在叙述上采取了妥协的形式，在内容上也受限于题目，将所有文本的意向都统摄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因此，书稿在当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甚至孙伯鍨自己对这条道路的探索性也不是十分自觉。将这条探索道路发扬光大的是99年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著者是孙伯鍨的学生张异宾，署名“一兵”。

这部著作从孙伯鍨那里引申出一种“解读模式”，与吕贝尔、列斐伏尔、阿尔都塞、列宁并列。如果说《探索》审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文本，是思想史意义上的正本清源，《回到马克思》在更大的时间跨度上采择文本，描绘了著者认为的马克思从博士俱乐部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部重大发展阶段，并且指认出三个“理论制高点”，则是传播史意义上的正本清源。言之凿凿的称引消失了，而代之以索隐正义的文本学，从而在形式上树立了科学的典范。这一步是如此彻底，引得争议纷纭，于今未息。这一点后面还要再谈。

正如牛顿将他的«methodvs flvxionvm»隐匿在欧几里得公理化的«principia»下面，张也将他的“构境论”隐匿到了赫耳墨斯之学的“回到”下面。当理论界“给人民以科学”的时候，这样地缺乏“自觉”，难免惹人不太愉快。于是就有人对名目繁多的“科学们”编排了这样的段子：

鲁克俭：陶伯特好，文献实证

韩立新：学日本，要验证

张一兵：不管，我要构境

当然，无论如何，综合的Principia Mathematica总也比巴罗的Lectiones Geometricae成熟得多。孙伯鍨既称马克思、恩格斯为“探索者”，那种单向的指归就是题中应有之义，整部著作贯彻了论战的需要。师门下的“一兵”当然也进军，也谈“需要”，《回到马克思》这部著作却是面目一新，并且迅速引起一场新风。按照资产阶级的说法，这就是“在学科正规化建设上前进了一大步”。我们认为，这是懂得实事求是，懂得全面看待问题，能够讲究“战术”，更好地为“战略”服务了。总之，尽管《回到马克思》并非《关于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那样地异军突起，而是以包括《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在内的一系列公开论文、专著为先导的，可还是一鸣而惊人。

其实，“给人民以科学”这种宣言也不是第一次发表。早在1996年，《求索》期刊就连载了《人本学的青年马克思：一个过去了的神话——关于1843—1844年马克思思想变体的一点史考》，张异宾在篇末断然表示：

我认为，在今天简单地以1843—1844年青年马克思的人本学逻辑反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做法是不当的。因为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程中，这已经明显是一种对思想史的逆动（我没有使用带有政治色彩的反动一词）。更进一步说，如果我们去认真读一下今天后期海德格尔论技术的论文、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巴特的《符号的帝国》、杰姆逊《语言的牢笼》，广松涉的《存在与意义》等文本，就会发现自己思想之足上不过是套着一双古典人本主义（连新人本主义的门都没有进！）的旧拖鞋。当然，这些论者会激动地说，我们提出人道主义是由于今天我们并不像现代西方人那样，已经从人道主义走向后人道主义，今天我们的市场经济就是要确立人的主体性（那怕是物化的主体？！），所以今天的中国更需要人的主体性。对，这一点从现实的层面并不错,可是需要并不就是科学。给人民以激情，与给人民以科学的结果是根本不同的。中国人已经受激情支配太久了！今天在我们走向现代化的物化进程中，更需要的是科学理性基础上对人的重新关注，而不是回到非科学的人本主义。因此，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层面看，以青年马克思为依据的人本学马克思主义都只能是一个过时了的现代神话。这一神话最近的一次现实破灭就是前苏联东欧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当一些人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的利益”的人学幻想来搞垮自己的社会主义（实质是自己的民族人格）时，西方列强并没有后退任何有实质性的一步。难道，我们还需要再试一次吗？

这是多么慷慨的调子！二十三年后重读，我不禁击节。然而那个时候的读者并没有击节。中国知网网站的数据显示，第一次有人引用这篇论文的任一部分都是很久以后的事，张异宾早已著名，檄文的题目躺在一篇综述性质的博士学位论文里。在“需要科学”的那个“今天”，没有人理会这样的疾呼。

三年后，《回到马克思·导言》重提了这个意思，特别地，还将“逆动”、“需要并不就是科学”字样加强为黑体，“再试一次”上加“以身”二字。这一次，倒是他有些多虑了。完全不必这样强调，理论界不会再忽视他的话了。

以理论本身的深度而言，95年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已足令人侧目。以政治觉悟、问题意识而言，96年的《青年马克思》那篇论文更好比高秋箜篌，“石破天惊逗秋雨”。可是它们都远没有99年的《回到马克思》来得成功，不如它影响得那么深刻。这固然得益于“回到马克思”这个招引争议的题目，更重要的却是这一次真真正正拿出来的文本学的态度，逐篇解读了相当一批重要文本。其所以吸引人，起初也许是功利的。比如，在这个范围里，不论你要单独研究哪个文本，都可以找来这本书参考。结果当然也有褒有贬。我们近来研读“巴黎笔记”，也重读了《回到马克思》的相关部分，经过讨论，就认为其文献学、文本学都不足取。但不论如何，这部著作活生生地办成了这件事，所以首开风气。著者大概也对此心知肚明，后来渐渐淡化方法，只强调实实在在地读一读文本。那段檄文也在新版中删去了。

这场新风当然也刮来了别的一些东西。这在历史上是从来不能避免的。首先是资产阶级学院的自然经济，仅仅经历了时间，就能积累一些物资。开关以还，又有许多海客往来，不时输入更发达的工业品。最后才是《回到马克思》的推波助澜。在孙伯鍨、张异宾的南京学派以外，又涌现出不少家文本学人，所以才见得此一方争鸣的热闹。结果，正如《共产党宣言》的精辟论断，倾销的海货横扫一切，把苏东传统排挤到思想政治这个古老的官营盐铁部门去，甚至逼迫他们在多年后又一次认真起来，成立了规模更大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厉兵秣马地准备捍卫“中国特色”，倒也解决了不少西学博士的就业问题。

因此，尽管主词“马克思”在复苏，在这个主体内部，八、九十年代的混乱情形仍在继续，只不过换了另一群角色粉墨登场。对文本学运动来说，那个耸人耳目的口号“回到马克思”也在偿付代价。一方面是le déjà-vu de la marxologie太强，无形中给了它可乘之机，另方面还要替它分担经院的批评，遭受不白之冤。“回到马克思”在流行，流行的却是一场关于要不要做“思想的减法”的争辩，一个说为了马克思的名誉，必须减下去，而反对方的理由是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名誉。删删改改，又是一叠形色各异的“马克思”。

„Zurück zu Marx!““回到马克思去！”回到哪一个马克思呢？说到这里，几个月前知乎上就发生过一场关于当时新放映的动画片《领风者》的讨论。上座的一位答主对着预告片的一句台词惊诧不已：“我做的所有工作，都是为了帮助这个世界上占大多数的穷人。”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道出这样的独白是不可饶恕的。他引用了一篇又一篇文献。这个回答博得了将近两千个赞同。

所有这些scholars都在谈论马克思，他们很熟悉"Marx(1844)"、"Marx and Engels(1848)"、"Marx and Engels(1932)"、“Marx(1968)”，甚或"Marx(1867)"，然而没有一个人知道Karl Marx, 1818–1883！这个卡尔·马克思，他在中学时代决意为全人类的幸福而献身，思想上还是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时候就被林木盗窃案激起义愤，难道他说出这样的话有多么难以理解吗？

过去的修正主义者是用现实的卑鄙来修正马克思主义，而我们自觉的Doctor Zelantissimvs试图用思辨的纯洁来修正马克思本人。这位分析学派的doctor philosopiae满怀概念的clarification，自己却是个最迷信的先知，告诉我们，“及至时候满足”（加4:4），圣查理(Saint Charles)就要带来福音，又是通神师(‎θεουργία-τής)，忽忽然念出道成肉身的咒语。Doctores theologiae，从此可以不必“惊诧莫名”，只请放心来兜售就是了！

在这个真假马克思的乱局中，2008年9月，《回到列宁》出版，第一个回到者张异宾宣布：包括自己在内，所有人看到的马克思都是假的。他声称这是自己的一步“后退”。

整个文本学的阵线后退了。

亦载于同名微信公众号（FinlandStation1917）。

参考“青年马克思”原来是“两个马克思”的提法，相对的是“老年马克思”。但是，这种提法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本人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意愿。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的文本，更不应满足于“两个马克思”，而应对其思想作出更细致的分期。事实上，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基列》（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国内以前则称作“1857—1958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如今也多从此题，但译名“基列”是我立的）发表以来，西方学者也开始考虑“巴黎笔记”与《资本论》之间的阶段，此外还有“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与《资本论》的差异等等。在一部历史考证版《全集》出版完毕前，总不能将这全部阶段确定下来，只是为目前的研究，不妨姑且将马克思主义以来的第一阶段称作“英年马克思”。所谓“春发其华，秋收其实”，累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虽还没有出来，却已生成健康的器官，豁然面向时代的平野，采风受精。这里的“青年”取自“青年黑格尔派”，„die Junghegelianer“之称，标识马克思加入博士俱乐部，到完成“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从而“真正结出果实”（以上引自《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之四，取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之4（1884—1895年）第296~197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以前这个阶段。从《探索者道路的探索 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孙伯⿰钅癸著，安徽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引自《绪论》，第5页。如前揭，引自《绪言》，第9页。这里请容许我偏袒若水先生一点。事实上，《读一位批评者的自我批评》这篇短文是在1986年7月发表的，而《探索》的《后记》在85年3月就写好了。不过还是以出版时间为准吧。那也就是说，在孙伯鍨站出来捍卫马克思主义整整一年后，我们的若水先生表示自己克服了对手的手段仍然仅限于歪曲他早已承认的“自我批评”。在孙伯鍨完成了中国第一部以文本为单元，梳理马克思、恩格斯整个早年思想的著作这个创举整整一年后，若水先生面对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批评文集，只能拿出这种办法。如前揭，引自《绪言》，第8页。如前揭，引自《绪言》，第7~8页。如前揭，引自《绪言》，第8页。如前揭，引自《后记》。从《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张一兵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详读《导言》之一“五大解读模式：从青年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第2~11页。当然，马克思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苏联教科书的模式皆非一人之力，这里只举其代表。这里并无意指控张异宾在主观上故意剪裁文本。

据他自己说，他作学生时，已遵师命读过一通汉语第一版《全集》，后为作此书，又读之一过，此外对照原著，参证外译，不能一一计。而像这样一部赋有主旨的专著，本来也不得不有取舍。“采择”之“采”犹采花之采，其“择”犹择菜之择，只是纳用、甄别的意思。过一通汉语第一版《全集》，后为作此书，又读之一过，此外对照原著，参证外译，不能一一计。而像这样一部赋有主旨的专著，本来也不得不有取舍。“采择”之“采”犹采花之采，其“择”犹择菜之择，只是纳用、甄别的意思。如前揭，详读《序》第4~8页。又《导读》之三“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三个理论制高点”，第20~26页。如前揭，引自《导言》之一“五大解读模式：从青年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第12页。如前揭，详读《导言》之一“五大解读模式：从青年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第11~13页。从《人本学的青年马克思：一个过去了的神话——关于1843—1844年马克思思想变体的一点史考（下）》，张一兵，《求索》1996年第2期。引自期刊第83~84页。关于引用的情况，据这两篇论文在网站上本页的“引文网络”，网址是$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Dk3MjhIOC9Ncm9vcUY1NE9mZ2c1emhBVTRqaDRPWDZUckgwM2ViT2RSYktkWXVkbkVpcm1Vdz09TkQ3UmRMVzQ=、$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g5ODlNL01yb2NxRjU0T2ZnZzV6aEFVNGpoNE9YNlRySDAzZWJPZFJiS2RZdWRuRWlybVVnPT1ORDdSZExXNEg=。

那篇博士论文是复旦大学孙强的《社会关系维度的哲学沉思——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种当代解读》，网址是。这里说的是：“我认为，今天再简单地以1843—1844 年青年马克思的人本学逻辑反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做法是极不恰当的。因为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程中，这已经明显是一种对思想史的逆动。更进一步说,如果我们去认真读一下后期海德格尔论技术的论文、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巴特的《符号的帝国》、杰姆逊的《语言的牢笼》、广松涉的《存在与意义》等文本，就会发现自己思想之足上不过是套着一双古典人本主义（连新人本主义的门都没有进！）的旧拖鞋。也许，这些论者会激动地说，我们提出人道主义是由于今天我们并不像现代西方人那样，已经从人道主义走向后人学，我们的市场经济就是要确立人的主体性（哪怕是物化的主体？！），所以今天的中国更需要人的主体性。对，这一点从现实的层面上并没有错，可是需要并不就是科学。给人民以激情与给人民以科学的结果是根本不同的。中国人已经受激情支配太久了！今天在我们走向现代化的物化（世俗化）进程中，更需要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对人的重新关注，而不是回到非科学的人本主义中去。因此，无论从历史的还是现实的层面看，以青年马克思为依据的人本学马克思主义都只能是一个过时了的现代神话。

这一神话最近的一次现实破灭就是前苏联、东欧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当一些人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的利益”的人学幻想来搞垮自己的社会主义（实质是自己的民族人格）时，全球化资本主义之西方列强（德利克语）并没有后退任何有实质性的一步。难道，我们还需要以身再试一次吗？”如前揭，引自《导言》之一“五大解读模式：从青年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第12~13页。这些美式学院符号的生产也塞给大众“科普”的需要，作个全套，我也替他们解释一下。其实，"Marx(1844)"表示《论犹太人问题》(Zur Judenfrage)或者《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Einleitung)，都发表在《德法年鉴。第1和第2期》1844年巴黎刊 (Deutsch-Franzosische Jahrbüche. 1ste und 2te Lieferung, Paris, 1844)上。我们的scholar也喜欢将这篇Einleitung称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前沿”。这表示《共产党宣言》1848年伦敦版(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London, 1848)。

同年，在《德意志伦敦报》(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上连载的版本、共产主义者同盟(Bund der Kommunisten)自己再版的版本，按规定也可以这样记录，不过很少有人称引那两种。这表示《历史考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部1卷5《卡·马克思与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1845—1846年》1932年柏林版(die historisch-kritisch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Abt.1 Bd. 5 K. Marx und F. Engels: Die deutsche Ideologie: Kritik de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in ihren Repräsentanten, Feuerbach, B. Bauer und Stirner, und desdeutschen Sozialismus in seinen verschiedenen Propheten, 1845–1846, Berlin, 1932)。

这是目前《意识形态》的标准版本。此后虽然也有其他一些编辑版本，迄今为止，都还不如这种影响大。汉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和国内长期以来发行的各种《意识形态》单行本也都可以追溯到这个版本。这表示《数学手稿》1968年莫斯科版(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Москва, 1968)。这是一种俄德对照本，其中的德语部分是这份手稿原文的第一次发表。此前，只在1933年有一个俄译本。这表示《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1867年汉堡版(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Buch I: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Hamburg, 1867)。这是《资本论》第一卷的德语第一版。今天国际上出版、翻译这一卷《资本论》的标准版本则是1890年恩格斯校订的德语第四版。从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张一兵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作者的话”第16页上说：“我……从假想的真理向主观构境论后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