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起源问题一直是世界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国际学术界对现代人起源的问题存在争议，以“非洲起源说”与“多地区起源说”为代表的两种主要观点争执不下。在此背景下，学者希望通过跨区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提供更多关于现代人起源与扩散的遗存依据。2017—2018年，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的“许昌人”头骨化石的发现者、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占扬带领中国—肯尼亚现代人起源联合考古队，对位于东非的肯尼亚吉门基石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和调查，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围绕该遗址的发掘情况与重要价值，本报记者采访了李占扬。

为新探索提供重要线索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基于怎样的初衷带队前往东非考古的？

李占扬：在考古领域，全世界有关古人类—旧石器的研究，使用的是相同的方法和术语，旨在解决相同的学术问题。旧石器时代是人类起源并扩散十分重要的阶段，而讨论现代人类起源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

当前，关于现代人起源存在两种理论。一种是“多地区起源说”，这种理论认为亚、非、欧各洲的现代人是由当地的早期智人乃至猿人演化而来的。另一种为“单一地区起源说”，该理论认为现代人是某一地区的早期智人侵入世界各地而形成的，这个地区就是非洲。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欧美学者在东非开展了大量古人类—旧石器调查、发掘工作，目的是寻找早期人类起源线索。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人类起源研究得到长足发展，尤其是利基家族对相关方面的研究有许多重大发现，非洲是早期人类发源地之一已为不争事实。然而，围绕现代人起源问题的研究多是理论的争鸣与探讨，真正的田野考古并不多。如果现代人起源于东非，那么那里的物质文化如何？这是首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我们去东非考古的初衷。

《中国社会科学报》：考古团队为什么选择对吉门基石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李占扬：吉门基石遗址位于东非大裂谷腹地，距巴林戈湖和博高利亚湖很近。该地属稀树草原环境，遍布岗地和丘陵，多季节性河流。在干旱季节，河床上有汩汩冒出的泉水，条件宜于古人类生存。虽然东非大裂谷南北两端都有十分重要的考古发现，但位于中部的各个湖泊相连的大裂谷腹地以及南北二三百公里的区域内，却罕有重要考古发现。2016年，从肯尼亚国家博物馆退休的基蒙先生，发现这一区域分布有大量古人类活动的遗存，这对于探索现代人起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2017—2018年，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大学、洛阳文物考古研究院和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组成的中国—肯尼亚现代人起源联合考古队，对肯尼亚吉门基石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和调查。此次发掘面积共114平方米，出土细石器和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制品共860件，类型包括石核、石片、石器、断块和石料，还出土了数十件哺乳动物化石。

考古调查发现了27处旧石器时代地点，发现石制品和动物化石2000余件，时间上涵盖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其中，考古队员在肯尼亚裂谷地区的纳库鲁郡玛卡里亚瀑布附近发现11件旧石器时代石制品，原料为优质的黑曜岩和燧石。这是中国考古学家在非洲发现的第一处旧石器时代地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2017—2018年的考古工作中，研究团队有哪些主要收获？

李占扬：通过此次考古工作，研究团队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三期文化的叠压层。其中，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制品分布在吉门基石遗址下层，此处发现较原始的石核和砍砸器。地层叠压在一套类似于中国华北“三趾马红土”的顶部，年代约距今200万年，这是早期人类起源、发展并走出非洲的重要时段。在我国，200万年前的人类工具可能还未出现，一些遗址如重庆巫山人遗址、山西西侯度遗址出土的石器，还没有真正得到国际学术界认可。东亚早期人类依然被认为是最早走出非洲的人类的后裔。非洲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约距今30万年，这是非洲古人类的繁盛期，所以遗址数量增加、遗址规模扩大。此时，东非大裂谷地区火山活动异常频繁，几乎所有遗址地层堆积都是黑黝黝的火山灰。在大裂谷边缘的低山上，随处可见火山遗迹。吉门基石遗址发掘区主要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地层和遗迹，代表性石器有典型的手斧和比较先进的刮削器，中期出现预制石核技术。2018年，在遗址的上层找到了叠压在中期文化层之上的细石器文化层。这种由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连续地层堆积十分罕见。叠压层的发现对研究现代人起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以往经验，可以初步判断，细石器时代约距今5万至7万年。

这一发现有助于研究细石器向欧洲传播的问题。欧洲最早的细石器出现在距今3万多年的奥瑞纳时期，文化面貌与东非细石器类似。西伯利亚南部最早的细石器出现在约距今2.7万年，面貌与欧洲细石器较为一致。在中国华北，2万多年至1万多年前是细石器文化的繁盛期，从器物组合和制作技术层面看，中国华北的细石器同上述地区有诸多共性。细石器文化从东非经欧洲和西伯利亚到达我国的传播路线十分清晰，这条路线作为现代人走出非洲并扩散的“北线”应无问题。以1.35万年前灵井许昌人遗址第5层细石器为例，不少器类如端刮器、修背器、部分细石核等，都能在东非大裂谷腹地、欧洲西南部、西伯利亚南部、中国华北北部和日本列岛等地的上百个细石器遗址中找到同类。因此，吉门基石遗址发现的细石器，为探索细石器的起源和传播提供了重要线索。

推进古人类迁移与扩散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吉门基石遗址的考古发现为研究现代人起源问题提供了哪些线索？

李占扬：从吉门基石遗址出土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石器来看，这里的手斧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个头较大的阿舍利手斧，另一种是向欧洲莫斯特文化过渡的中小型手斧。莫斯特文化是由欧洲尼安德特人创造的，时间最早不过距今13万年。东非和欧洲两地手斧的制作技术和形体相似，反映了文化上的亲缘关系。如果吉门基石遗址的主人是现代人，那么欧洲紧随其后也会出现现代人。但研究证明，那里只有尼安德特人及其文化，欧洲真正出现现代人的时间要晚一些，且同尼安德特人并存一段时间，直到尼安德特人彻底消失。

由吉门基石遗址同欧洲尼安德特人文化（莫斯特文化）的亲缘关系可以推断，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文化的主人可能是最早的现代人。因此，吉门基石遗址的考古材料支持“现代人在5万至7万年前走出非洲”的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于古人类的迁移与扩散研究，未来将有哪些推进？

李占扬：吉门基石遗址存在大量中晚期地层堆积，但都是被雨季洪水长期剥蚀后的残余。尤其是含细石器的地层，在这一地区所剩无几。因此，考古学家应对这一地区进行抢救性发掘。

此外，在该遗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器与法国西南部遗址石器具有相似性，我们团队正在推进在法国开展考古发掘研究。将法国的早期遗址与东非遗址进行对比研究，有利于为古人类的迁移和扩散寻找更直接的考古证据。

在肯尼亚吉门基石遗址的考古活动虽然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有些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例如，在年代学方面的研究遭遇了瓶颈。该遗址由一套火山灰地层组成，虽然可以使用传统的钾氩法测定年代，但无法从中提取可用的火山灰样品，测年工作止步不前。绝对年代的缺失直接影响文化上的对比研究。因而，我们还应在年代学方面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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