窪添庆文，1941年生于日本千叶县，197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博士课程。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名誉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专著《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3年）、《利用墓志的北魏史研究》（『墓誌を用いた北魏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7年）。

2017年9月11日至9月15日，窪添庆文先生受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邀请，在武汉大学举办了两场学术讲座，分别题为《北魏墓志研究的问题与方法》、《北魏后期的门阀制——起家官与姓族分定问题》。适值其主编的新书《亚洲游学：魏晋南北朝史的当下》（窪添慶文編『アジア遊学：魏晋南北朝史のいま』、勉誠出版、2017年9月）出版。围绕武汉之行和这本新书，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生付晨晨采访了窪添庆文先生。

2017年窪添庆文先生于武汉大学。

付晨晨：窪添先生时隔十年来到武汉，有什么感想？

窪添庆文：这是我第三次到武汉。第一次在1992年，算起来已经有二十五年了。那是我第一次到中国，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日本魏晋南北朝史学界第一次正式走访中国。当时正值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四届年会在西安召开，日本方面由谷川道雄为团长，我为秘书长，带领日本的一批学者参加了这次年会，并在会后走访了汉中、南阳、襄阳、武汉等地。在其他采访中也提过，当时日本方面依托的团体叫“青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者之聚会”（若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者の集い），就是现在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2001年改名）的前身。如所周知的原因，当时在日本关东和关西的学术联系并不紧密，研究者之间闻名而不知其人，与中国的学术交流也极少。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组织一个沟通日本各地的魏晋南北朝史学者，并与中国学界进行交流的团体。尽管我当时已经年过半百，也有不少不能再称为“青年”的会员，但自称“青年（若手）”正是为了表达对当时在世的谷川道雄、川胜义雄、越智重明等老一辈学者的特殊敬意。

与其他时段的研究者相比，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者能够走访中国的时间相对较晚（例如谷川道雄《受教四十年》中记录他随同唐代史研究会在1983年访问中国）。“青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者之聚会”终于在1992年达成访问中国，参加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年会的夙愿。特地赶赴武汉是为了参加9月30日谷川道雄先生出任武汉大学兼职教授的授予仪式。谷川道雄先生事前告诉我们，这也是一次重要的学术交流，日方最好有一位年轻人讲一讲关于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当时作为秘书长的我被指派为发言人，所以一路上都非常紧张。结果我们28日晚到达武汉，次日参观黄石博物馆，第三天上午参加授予仪式后立刻踏上返程。所以我的这次演讲稿没能派上用场，后来由牟发松老师翻译发表在第二年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二辑）》。

1992年9月30日 谷川道雄先生在武汉大学兼职教授授予仪式。

1992年窪添庆文先生与唐长孺先生。

第二次到武汉是2007年9月参加魏晋南北朝史第九届年会，这次是时隔十年后的第三次走访武汉。与前两次不同，这次是我的个人演讲，题目分别为《北魏墓志研究的问题与方法》和《北魏后期的门阀制：起家官与姓族分定问题》，算是近年以来研究成果的总结。原本接到魏斌老师邀请的时候，我还是有些犹豫的。由于我年纪已高，最近身体又不好。不过，我主编的这本《亚洲游学：魏晋南北朝史的当下》和第二本专著《利用墓志的北魏史研究》（『墓誌を用いた北魏史研究』、汲古書院、2017年9月）出版，身体状况又有好转，所以带着宣传这两本书的目的接受了邀请。这几日在武汉大学进行演讲，与老师和年轻学者们交流，更看到汉江与长江的交汇口，算是达成了实地考察中国主要支流交汇口的夙愿。尽管我经常到中国，像这次完整地讲述个人研究的情况却极少，而且年纪也大了，想必以后到中国交流的机会将越来越少，所以怀着最后一次出场的心情努力完成讲演，也可以说是“有终之美”（有終の美，谓有始有终）了吧。

2017年9月 窪添庆文先生与付晨晨在汉江入水口。

付晨晨：非常感谢老师这几日的演讲，让我们受益颇丰。适才老师提到了新书《亚洲游学：魏晋南北朝史的当下》。《亚洲游学》这本杂志对于中国大部分读者来说并不熟悉，能否对这份杂志进行简单介绍？

窪添庆文：《亚洲游学》是由勉诚出版社出版的一份杂志。它的特点是每期按照某一主题组稿，例如上一期的题目就是1600年在日本发生的关原之战。这是一份以亚洲文化为主题的杂志，现在已经出版到200多期了。我编的第213期主题就是魏晋南北朝。

付晨晨：能介绍一下这次成书的过程么？

窪添庆文：我直接接到《亚洲游学》编辑的电话，咨询能否主编关于中国魏晋南北朝的专号。当时编辑的要求有三点。首先，全书分为四个主题。其次，内容相对简单明了。杂志针对的是一般读者，尤其是大学生、或者其他专业的研究生。第三，执笔者尽量选择年轻学者。第四，文章本身要有原创性。我当即就接受了这个提案。因为，中国的魏晋南北朝对于大多数的日本人来说都很陌生。我自己被朋友问到研究的具体时代的时候，也只能回答是汉代和唐代之间（3-6世纪），或者说是《三国志》以后的时代。我希望魏晋南北朝能够被更多的人所熟悉和喜爱。

接下这次任务以后，剩下的就是组稿工作。在具体如何充实编辑要求的四部分内容时，还是经过了一番考量。

首先，必须介绍这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所以政治部分不可或缺。然而，关于魏晋南北朝已经出版了很多概说书，没必要做重复工作。所以我们想到了通过介绍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来反映时代特征。至于具体选择哪个人物完全由执笔者决定。例如，三国时代的话，必定要介绍曹魏，那么选择魏文帝还是明帝，则交给执笔者的判断。不过，为了突出本书的创新性，也避免与已有研究重复，所以精心挑选了一些以往很少出现在读者视野的人物。比如西晋时代的代表性人物自然是晋武帝，南朝就首先会想到梁武帝。但是，学界已经有了《西晋武帝司马炎》（福原启郎著，東京 : 白帝社，1995年）、《梁武帝：佛教王朝的悲剧》（森三树三郎著，京都 : 平楽寺書店，1956年）《侯景之乱：南朝贵族社会的命运》（吉川忠夫著，東京 : 中央公論社，1974年）等非常优秀的专著，所以本书中西晋选择了贾南风这位具有重要影响的皇室女性，南朝介绍陈武帝。这样就构成了一组有趣的人物像，既能从不同角度反映当时的时代特点，又不会因为读者太熟悉而感到乏味。

第二部分思想·文化也是了解这个时代必须的内容。魏晋南北朝一般被称为三教融合的时代，所以儒释道三教的内容必不可少。本书为了带来新鲜感，在组稿时避免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学者。例如，儒教方面，历史研究者熟悉的是渡边义浩先生，而这次则邀请了思想研究学者古勝隆一先生。关于魏晋时期佛教造像与地方的研究自然首数佐藤智水先生，这次拜托了北村一仁先生。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文化艺术长足发展的时期，从书法史的角度考察当时墓志制作的题目非常新颖。北魏墓志不仅在书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作为当时的记录，也是研究史必须使用的一次史料。泽田雅弘先生长期浸润这一研究，对墓志篆刻、形成非常熟悉，尤其是他提出的同一墓志中存在不同篆刻手法的现象值得研究者重视。不过，他的研究大多发表在一些专门杂志上，这次能够综合的了解他的研究也是一件幸事。

第三部分国都·都城、第四部分出土资料所见新世界都是相对少见的专题。由于中国都城是日本都城的源流，所以日本史学者一直非常关注中国都城史。随着考古新发现，这一时期的都城情况展现了更多的面貌，近年来中国史研究者对此进行的研究也逐渐丰富。所以特地安排了这个专题，不仅介绍当时主要的都城——邺城、建康、长安、洛阳，还对其他都城也有所涉及，比如统万城、姑臧城。考古资料不仅丰富了我们对都城的认识，竹简、木简、墓志等出土资料的发现也使我们能够近一步接触到当时地方生活的细节。第四部分就是利用这些出土资料考察当时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家族和女性等问题。

这次执笔者共28人，完成了28篇兼具专业性和普及性的优秀文章。尽管最终成书与预想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充分回应了编辑的期待。就我而言是一次相当成功的编书，剩下的就是大家如何评价这本书了。

《亚洲游学：魏晋南北朝史的当下》书影

付晨晨：从目录就可以看出本书集合了一批顶尖的魏晋南北朝史年轻学者，《魏晋南北朝史的当下》的书名更让人感到该书对综合当前研究的霸气。不禁让人联想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编纂的具有研究指导性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一书，能谈谈两书之间的区别么？

窪添庆文：也许这本书叫做《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当下》更准确。前面也讲到了，近年来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年轻学者增多，加上各种新材料的出现，整体上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题目变得更加多样。所以，综合这些新研究的本书也可以勉强称为“当下”吧。这里我特地没有使用汉字的“今”，而是使用片假名“いま”，也正是为了表达这种多层次的“当下”的意味。

非常感谢将小书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并论。《基本问题》是由学会（日本唐代史研究会、中国中世史研究会、中国史学会、龙谷学会）主导，经过详细安排，由专门成员完成的系列著作。而《当下》却完全由我个人组稿，问题的设定也非常不同。从刚才谈到的本书来由，就可以了解。从问题选择来讲，《当下》完全没有涉及经济史。这并不是因为经济问题不重要，而是从现在的研究状况来讲，组成一个专题相对困难。在我大学学习的时候，撇开社会经济，就不能称之为历史研究。所以，当我毕业题目选择北魏的镇时，前辈非常不解，甚至表示怀疑。但是，现在的研究状况不同了，曾经马克思主义史观占主流的日本史学界发生了变化，加上史料本身有限，关于这一时期经济的新问题开拓非常困难。走马楼吴简中出现了关于“市”的资料，我也很期待今后能够出现更多经济方面的研究。

另外，在我学习的时代，政治社会史尤其是贵族制问题极其重要。近年来，关于时代区分论的关心降低，尽管有川合安等学者的继续，从正面考察贵族制的研究确实越来越少。《当下》中基本没有涉及贵族制，唯有我的《北魏后期的门阀制》勉强可以归为这类研究。谷川道雄、川胜义雄的研究视角在南朝可行，运用到北朝就比较困难。尽管谷川就北朝的贵族制提出了伦理社会的理论，这也不能完全解释当时的情况。中国贵族制与官僚制关系紧密，我认为首先厘清官僚制才能理解当时的贵族制。所以，我早期研究了门下省、尚书省，进展得不太顺利。近年通过墓志才终于更加清楚地了解到当时官僚制系统的运作，大致阐明中国历史上成为隋唐贵族制渊源的北魏贵族制的面貌。

付晨晨：《当下》呈现了目前研究的状况，那么您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未来方向有什么展望？

窪添庆文：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魏晋南北朝是传世资料非常有限的时代，新资料的发现是研究拓展的重要方面。但是新资料的使用不应局限于对某些简、墓志的个体研究，更需要整体考察它的存在环境。例如，壁画研究不仅需要分析壁画的内容，也必须考虑壁画在墓葬整体中的相对关系。另一方面，大量传统资料的数据化使大数据研究成为可行的手段。第三，新的研究视角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不得不承认，现在日本年轻学者的研究大多像我一样，关注比较细微的问题，对大问题关心相对稀薄，这正是很多前辈学者所担心的。这并不是要求继续时代区分等问题，而是需要在自己的研究中建立对整个历史发展脉络的把握。如果没有这种背景关怀，研究就会局限在自己的小世界而缺乏将来性。这样的研究不过是单纯的自我满足。

付晨晨：在日本像《当下》这样由专业历史研究者撰写的历史普及读物很多，不仅有《亚洲游学》之类的杂志，还包括很多文库本，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

窪添庆文：日本人确实喜欢阅读历史书，比如不少女性非常喜欢日本的战国时代，有些新书（文库本的一种，例如岩波新书）甚至达到几十万的出版量。这些文库中也有很多纯粹的历史学研究。中国史相关文库本不多，但是诸如宫崎市定的《科举》、三田村泰助的《宦官》（《科挙 : 中国の試験地獄》、《宦官 : 側近政治の構造》均出自东京中央公论新社出版的中公新书系列）等书，文字优美，内容简明有趣，非常畅销。可能人们都对历史抱有一些好奇心，想知道历史中隐藏的另一面。这种历史知识的传播，不仅需要出版社运作，也是历史学者的责任。很多日本的出版社编辑会参加学会，选择比较有趣的课题。而历史学者也很乐意出版这些普及读物。

付晨晨：最后请您向中国读者推荐本书中的文章。

窪添庆文：这是一个难题，从内容上讲每一篇都是经过精心撰写的，尤其是三位中国学者的参与直接拉升了本书的研究水准。与事先确定好日本的执笔者不同，三位中国学者的参与都是因为在不同场合的学会中听到他们高水平的报告而特意邀请的。如果，从中国读者不太熟悉，或者内容新颖的角度来挑选的话，第一部分堀内淳一的《各自的“正义”》在对各个国家进行鸟瞰式整理基础上分析皇帝如何主张自己政权的正统性，值得首先阅读；第二部分泽田雅弘的《书法史上的刻法、刻派之新视角》是传统墓志研究中很少关注的新问题；第三部分中介绍蜀都成都社会的作者新津健一郎是执笔者中唯一的一位博士课程学生，可以借此了解日本目前学生的研究水平；最后一章中，纯粹是自卖自夸，由我执笔的《北魏后期的门阀制》是利用墓志进行研究的一个例子，可资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