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专著《德都蒙古史诗文化研究》简介

“德都蒙古”这一称谓包含着地域和部落两层含义，指生活在青海、甘肃境内，以和硕特部为主体的蒙古族人。“德都蒙古史诗”便是萌生于这片文化土壤，经历了数代人漫长的口头创编和口耳相传过程，逐渐形成的民间文学瑰宝。

本书对德都蒙古史诗的流传状况、演唱形式、史诗艺人、相关礼仪和民俗、听众的修养和接受情况，以及对其搜集和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研究，内容丰富翔实。

本书可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教师和科研人员，以及对民族史诗、民间文学和蒙古族民俗感兴趣的各类读者参阅。

图书目录：

前言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称谓和研究范畴的界定

第二节德都蒙古史诗的研究现状

第三节德都蒙古史诗的搜集与出版发表

第四节德都蒙古史诗的研究概况

第五节本书研究的问题和资料

第二章德都蒙古史诗文化综合特征

第一节主要的史诗文本及流传现状

第二节德都蒙古史诗文化传统的主题和题材特征

第三节德都蒙古史诗的佛教文学影响

第三章德都蒙古史诗历史文化阐释

第一节德都蒙古史诗的文化环境概况

第二节德都蒙古史诗文化交流及其途径

第四章德都蒙古史诗文化特征

第一节德都蒙古史诗的宗教文化特征

第二节德都蒙古史诗征战传承与成吉思汗军训方式

第五章德都蒙古史诗艺人及其演唱习俗

第一节德都蒙古史诗艺人及其艺术风格

第二节德都蒙古史诗演唱传统及其面临的问题

第三节德都蒙古史诗传承中听众的意义

索引

后记

精彩段落摘抄：

43～44页：

1985年，仁钦道尔吉发表了题为“探寻蒙古史诗的发祥地”（蒙古文）的论文，这篇论文在其之前提出的国内蒙古史诗三大流传地带的基础上，增添了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БорисЯковлевичВладимирцов）提出的国外蒙古史诗四大流传中心，进而提出国际蒙古史诗七大流传中心说，并且提出这七大中心史诗传统分别归属三大体系：卫拉特体系、布里亚特体系、巴尔虎—喀尔喀体系（图1-3）。这样，青海、甘肃德都蒙古史诗自然被划归卫拉特史诗体系中的中国卫拉特史诗带。在此后出版发表的论著中，仁钦道尔吉都坚持了这样的划分并逐步进行完善。

137～138页：

记得蒙古国著名民俗学家浩·桑布拉登德布（ХорлоогийнСампилдэндэв）院士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诸蒙古部在以后的岁月中没有形成统一的蒙古民族建立蒙古帝国，也没有走向世界，或许蒙古人将一直局限于蒙古高原，按着游牧民族自身的发展规律，创造并发展一种更具蒙古特色的民俗文化。这充分说明了蒙古民族文化成分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复合性，以及其形成过程中所接触到的和所涉及的人种之多、时空范围之广大。的确，蒙古族文化历来不是封闭式的、固定性的，而是走出蒙古高原，走向世界的开放性的、活态性的、生成性的文化。他们在接受西方商业文明的同时，也在接受东方农耕文化，结合自身传统的游牧文明，把自己游牧民族的文化与东西方农商文化融为一体，在这种多方面文化交流过程中，也总结出了经验，创造出更加有活力的活态文明。蒙古上层官员一向非常爱惜人才，不分民族、不分阶级阶层，只要有贤才就加以重用。通过这些各族各阶层的各行人才，蒙古人可以吸收到各民族、各阶层的各种先进文化，以此不断充实自身文化。蒙古上层对待各种宗教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在西方，他们接受伊斯兰教、基督教的各种先进文化，在东方则接受儒、道、释三教之道，同时也保持自己传统的萨满教文化，构成一个多成分的信仰环境。法国学者德阿·托隆曾用蒙古景教教堂的十字架浮雕来印证当时宗教包容的氛围（图3-1）。

最复杂的文化组合：四只金刚杵原是古印度的一件兵器，后被佛教吸收为最常见的法器之一。由金刚杵组合成的十字架却是基督教的标识，十字架内部的阴阳鱼是道家的符号。金刚杵图案如西方的王冠，王冠上的圆环却是东方的龙的形象。如此复杂的文化组合在同一石雕中，只有蒙元帝国才有可能实现。

153～154页：

传统上，蒙古人认为世界是个“圆”，习惯用一种循环往复，而非二元对立的思维看待周遭世界，这种观念成为蒙古人能够很快接受佛教理念的基础。佛教的世界观是因缘观、轮回观，也就是认识与实践活动的不断循环的过程。人生本有一些无法避免的苦事，通过经历而掌握其克服规律。如果对那些难免的事持不正确的态度或想法会导致更加不好的结果。只有观念正确、做法正确，效果才会最佳。就像德都蒙古史诗勇士的行为轨迹一样：勇士一生下来就领悟他来世的责任，询问父母他该完成的大业、该娶的未婚妻、该骑的坐骑。因为勇士的这种负责任的想法是正确的，所以，他为此所受的苦难再多也最终会获胜，得到幸福，达到目的。这也是因缘观的表现。

157页：

蒙古民族，自走出“额儿古涅昆”开始，穿越蒙古高原、北方草原、中亚，走向欧洲，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统一中原，建立元朝，后又回到蒙古高原，和硕特部西迁中亚，后又南下青藏高原，土尔扈特部迁徙到伏尔加河流域，等等，整个扩散与回缩史，统一与分化史，在给我们提供一个漫长的时间概念的同时，也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概念。在这两极的“时间”和两极的“空间”交叉组合而形成的广大的“时空”范围内，前前后后与蒙古民族产生直接的和间接的各种关系的各种氏族、部落、民族、地区、国家及他们的各种文化，综合而形成的信息“时空”，成为蒙古史诗生成的最基本的土壤和环境。蒙古史诗就在蒙古民族历史文化的这一广大“时空”范围中产生，以至这“时空”的阶段化、区域化过程而生成、发展、阶段化、区域化，并整个三大体系的蒙古史诗流传的七大（或者八大）中心地带的形成，几乎可以说蒙古史诗容量的增致，被镶嵌在蒙古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框架之中。

184～185页：

有学者认为彭大雅所描写的“百骑环绕，可裹万众，千骑分张，可盈百里”的战法就是《蒙古秘史》中记载的“湖型阵势”。笔者认为这是正确的，这是一种以少战多的战略方式，而且恰好符合当时的成吉思汗和太阳汗的兵力实际情况。蒙古民间游戏中也有“绕湖”的游戏。“湖型阵势”的攻打法就是100个骑兵能围攻10000多个敌兵的一种巧妙而尖锐的攻打法，也是一种有趣的游戏训练（图4-1）。

作者简介：

萨仁格日勒 女，蒙古族，1982年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蒙文系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93年在蒙古国科学院获得语文学硕士学位，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蒙古文学学会、中国民俗学学会会员，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理事，中国《江格尔》研究会副秘书长。

《庫庫诺尔公众号》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