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黄河流域灿烂的新石器文化，到“邦国”文明的诞生，到作为文化基因的正统观和“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到礼乐文明与理性人文基因的养成，再到“自在”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这五个方面充分展示了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其历史意义。

灿烂的新石器文化

中国早期文明诞生于两大河流域——黄河与长江。就黄河流域而言，20世纪60年代之前，国际学术界把中国文明称为“黄河文明”，其与埃及的尼罗河文明、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印度的印度河文明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长江流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迹日益丰富，日本学者伊藤道治以此撰文提出中国文明应称为“河江文明”，这里的“河”就是黄河，“江”指长江。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秉琦提出中国早期文明的“满天星斗”说。但由于黄河流域的早期文明与夏商周王朝文明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满天星斗”中，黄河文明的重心地位并没有被动摇。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研究文明起源的一个主流范式是：把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以聚落形态的演进来标识社会复杂化进程。在这期间，中国文明起源路径也被概括为“聚落形态的三个演进”：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含有不平等和初步社会分层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的“万邦”形态。

作为这三个阶段三种形态的聚落考古遗址，在黄河流域的上、中、下游都有发现。例如，作为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阶段的著名遗址，黄河上游有甘肃秦安大地湾第一期和第二期遗址；黄河中游有陕西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西安半坡、河南新郑裴李岗、濮阳西水坡、河北武安磁山等遗址；黄河下游有山东滕州北辛、兖州王因等遗址。作为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阶段的著名遗址，黄河上游有甘肃秦安大地湾第四期遗址、临洮马家窑、天水师赵村、青海乐都柳湾等遗址；黄河中游有河南陕县庙底沟、灵宝西坡村、郑州大河村、郑州西山遗址等；黄河下游有山东泰安大汶口、莒县陵阳河、大朱村等遗址。作为“万邦”时代的都邑国家形态，有黄河中上游的陕西神木石峁、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遗址；黄河下游的山东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日照两城镇和尧王城等遗址。这些遗址给我们描绘出一部文明起源的真实画卷，展现了早期黄河文明的物化形态。

最早的都邑邦国文明

对于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和国家演进的“三段式”，我们都可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文献资料来进一步把它们丰富起来。其中，史称“万邦”或“万国”的材料对于说明中国最早的文明社会及其国家形态和结构，是非常恰当的。先秦文献中，《尚书·尧典》说尧时“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吕氏春秋·用民》说：“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尽管甲骨文和金文中的“邦”字与金文中的“国”字，字形不一样，意思也略有差异，但就“万邦”与“万国”中的“邦”与“国”而言，二者是一个意思，可互为置换。

“万邦时代”这一概念，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狭义的“万邦时代”，即上述《尚书·尧典》《左传》和《吕氏春秋》所指称的尧舜禹时代。广义的“万邦时代”，相当于距今5000—4000年前的“广义的龙山时代”（狭义的龙山时代是指海岱龙山文化所代表的时代，即距今4600—4000年前的时代），也略相当于五帝时代。在这里，之所以使用“略相当于”，是因为五帝一般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作为五帝时代开始的黄帝时期，是迈向文明社会和国家的转型期；而颛顼和帝喾、尧舜以及禹的前期，则应属于史称“万邦”的邦国文明形态。“万邦”（“万国”），只是极言其多。在“万邦”之中，既有社会发展程度已达到初始国家的一批政治实体，亦有仍处于氏族部落或酋邦的许多政治实体，但由于事物的性质总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所以我们用“万邦时代”来指称中华大地最早出现的国家社会时期，其概念是明确的。当时，黄河中游和下游的格局一方面是邦国林立，另一方面在中原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尧舜禹族邦联盟。所以，尧、舜、禹都曾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本邦的国君，又担任过联盟的盟主。

“万邦时代”的格局与考古发现基本吻合。一方面，这一时代诞生的文明是多元的，在黄河流域发现有众多的邦国文明的都城遗址，如陕西神木石峁、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山东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日照两城镇和尧王城等遗址。另一方面，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中原的许多部族的人群，经过战争的冲撞与和平的共处而形成尧舜禹族邦联盟。这样的联盟使得黄河流域在多元文明的基础上又出现一个以联盟盟主所在地为核心的政治中心，这一政治中心构成一种霸权，成为夏王朝的前身。

“大一统”思想观念的形成

中原正统观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传统观念。中原正统观始自夏王朝，历经夏商周三代而奠定根基。通过历史地理考据可知，无论是夏朝还是商朝乃至周朝，其王都均在黄河中游地区。《论语》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可见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的。由于夏商周的王都均在中原地区，所以中原正统观代代相袭，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传统。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它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密不可分。“大一统”主要是指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它可细分为：国土一统、政令一统、文化和谐向心、民族团结凝聚。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真正“大一统”国家始于秦朝，但是夏商西周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却是另一种层次上的“一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诗经·小雅·北山》所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关于“大一统”思想观念的源流，笔者曾提出，从尧舜禹经三代再到秦汉，伴随着国家形态和结构的变化，先后经历了三种背景指向的“大一统”观念。即与尧舜禹时代族邦联盟机制相适应的带有“联盟一体”色彩的“天下一统”观念；与夏商周“复合制王朝国家”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观念；与秦汉以后郡县制的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形态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观念。这三种背景指向、三个层次的“大一统”思想观念，是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的标识。在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对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一直发挥着深远而积极的影响，而建都在黄河中游地区的夏商周三代和汉唐王朝，是为其奠基的两个重要阶段。

礼乐文明与理性人文基因的形成

自古以来，中国就被称为“礼乐之邦”。中国的礼乐文明从龙山时代发端，到夏商周奠定了基础。通过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山东龙山文化的一些重要遗址出土的陶礼器和玉礼器，我们看到了龙山时代（也即五帝时代）“礼”趋于制度化的情形。到了夏商周三代，成套的礼器为礼制的物化形式，礼制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西周礼乐是理性主导得到升华的礼乐文明，它根植于黄河文化之中。历史文献说周公的贡献之一就是“制礼作乐”。笔者认为，周公所制之礼有两个方面的变革：一是对商礼的改造，把商人对上帝和周人对天的崇敬纳入礼制的框架，提出了敬天保民的理念，并由此把商代注重“人神关系之礼”改造为周代注重“人际关系之礼”；二是把礼制与德治相结合，推行德的制度化建设，实现了天命与德治、天命与民意相结合的辩证统一。

“自在”中华民族的形成

费孝通曾把中华民族的形成划分为“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两个阶段，古代属于“自在”阶段，近代以来进入了“自觉”阶段。笔者认为，民族类型与国家形态结合结构有对应关系。从秦汉开始，国家形态结构变为“中央郡县制”，大一统的封建王朝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大一统王朝内，有两个层次的民族：一个层次是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另一个层次是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正在形成中”的中华民族，相当于费孝通所说的作为“自在民族”的中华民族。作为“自在”的中华民族的出现是从秦汉开始的，这是一种由中央一元化统辖的“郡县制”结构。2000多年来，这样的国家结构本身使“大一统”国家至今具有高度稳定性，并使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具有一体两面的关系。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多元是指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构成，一体是说中华民族在整体上是一体的。笔者认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一体性，也体现为“大一统”国家是一体的，“中央郡县制”的国家结构保证了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因此，在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凝聚就与国家认同密不可分。从秦汉到唐宋，这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都就建在黄河中游地区。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都，既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同心圆圆心。由此我们说，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游地区以其国都的地位而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所在地，在这个意义上，黄河文化也成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