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喜欢贴标签，但是贴标签有时候又是我们最初了解事物的入门方法。贴上历史人类学和新政治史的标签，我觉得这两个标签能够反映这本书的一些特点。

为什么是历史人类学研究？尽管，华南学派一些学者在进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这些年他们也在谈论历史人类学的理解，尤其喜欢强调历史人类学是历史学本位的研究。但是，我也很清楚一点，我看过足够多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学者论述历史人类学的分类以及概念：郑振满、赵世瑜、刘永华、陆启宏、张小军、周秋良、胡鸿保……

基本上我可以说，大部分学者在划分历史人类学的时候，更多的是站在自己的学科本位上去谈的他们对于“历史”，对于“人类”的理解。而且经常又能看见学者的论述里有他们每个人自己的学术源流、问题意识，甚至是他们和哪些临近学科的学者打交道……我觉得没必要过分关注历史人类学是历史学的还是人类学的，因为大陆的历史人类学更多的是历史学家在做，台湾更多的是人类学家，纠结这个没有任何意义。正如，《文化学研究导论》一书所说：“与历史人类学一样，与其说文学人类学是一门学科，不如说它是一门研究大纲。”

这里不想深入谈我对于历史人类学的划分，既然是宋怡明的书，我们直接引用他自己的理解来分析：

到底什么是历史人类学？我们现在可以从四个角度谈这个问题：第一个是具有历史特色的人类学, 而我觉得最流行的中国人类学可能没有受多少历史因素的影响;第二个就是历史学和人类学原来同根;第三个是把历史学和人类学合并起来;第四个是具有人类学特色的历史学。……我感觉我们所讲的历史人类学只是第四个而已。

那么，宋的这本《被统治的艺术》是不是历史人类学的书呢？我觉得肯定是的，有以下几点特征说明。

第一，历史学的历史人类学，有一个特征很明显，就是历史学家对于社会学家或者人类学的理论的挪借。这个挪借，早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历史学家和什么样的人类学家共事。年鉴学派最初搞历史人类学的时候，讨论亲属关系，引用过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斯特劳斯在第六部呆过。达恩顿毫无疑问受到了格尔兹的“深描”的影响，因为70年代两个人都在普林斯顿。华南学派跟人类学家萧凤霞关系也很密切。具体到这本书，从书名到内容，充斥着对于安娜祺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的致敬和对话。《被统治的艺术》致敬的是《逃避统治的艺术》，被统治者的“制度套利”，具体案例又非常像《弱者的武器》，甚至我不大确定是不是还有一点《国家视角》的味道。其实，华南的学者里面刘志伟也比较感兴趣詹姆斯·斯科特的研究。

第二，华南学派特色的历史人类学，如果说华南学派与其他历史学本位的历史人类学有什么不同。这一点，我本来没有想明白的，结果前几天看宋怡明的采访，顿悟了。固然，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一词最初来自于勒高夫来华的讲座。但是，很明显经典的新文化史的研究，跟华南学派的风味不完全一样。西方学者挪借来的是理论，田野考察也更多的档案里的田野考察。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更像人类学比较依赖于实地的田野考察。这里田野考察有两个功能，①傅斯年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田野考察就是为了寻找史料，至于什么是史料，不同研究范式、学派、研究内容来说，对于史料理解不太一样。华南学派重视的史料无非是民间的文献，包括不限于以下内容：族谱、契约文书、唱本、科仪书、碑刻……这个和华南学派的传统有关系，早在1939年傅衣凌先生在永安福建银行经济研究室工作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大箱民间契约文书。②田野考察的第二个功能，其实就跟人类学家在田野里观察和理解没有多大区别了。让我引用宋怡明自己话说（来自澎湃新闻对宋的采访）：

我们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历史还存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历史。我觉得中国的日常政治，是层累地发展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制度套利，比如炒房地产——低价买进公共用地，高价以住宅价格卖出，这当然不是明代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说不定还会看到一些明代留下来的因素。

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吸引来了许多普通读者。大家会在这本书里看见生活的影子。之前，我看刘志伟、程美宝的论文，影影绰绰能看见现实关怀，但是不敢确定。他们对于现实的关怀与学术研究的调和恰恰来自于这种基本假设。书里面宋说本项目一大乐趣是与年迈农民坐在一起，一边和地瓜烧，一边聊明朝历史。这就是在田野考察啊！

以上是历史人类学的分析。

我看见有人讲这书是制度史研究，这个说法不能算错。但是我觉得新政治史的标签可能合适。至于为什么是这个标签，大概以下几点可以佐证。第一，研究对象上。第二，研究方法理论上。第三，叙事之复兴。第四，文化维度。

第一，新政治史研究的对象不是传统政治史常见的帝王将相，也不是政治精英（上师在微博曾经辩解自己著作不是新文化史范式的研究，理由就是他还是关注的政治精英），而是底层大众。如果说，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提出了“一般人的思想”，那么，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则是“眼光向下”、“自下而上”。而本书作者常说“日常政治研究”是不是也是“一般人的政治生活”、“眼光向下的政治史”呢？其实，“新政治史的政治行为研究，与“二战”后在西方政治学界盛行的行为主义学派密不可分。而行为主义政治学把政治生活中的个人或团体行为当作基本分析单位。”具体到本书，个人就是底层百姓，团体就是宗族。最近那本李里峰的《土地改革与华北权力变迁》也很明显是新政治史的研究。《被统治的艺术》书底下有一个书评，作者观察细致，感觉非常敏锐，他在开头说道：“隐约学过和认知到有个行为经济学，感觉这本书阐述了行为政治学。”其实跟我对于这书性质的判断如出一辙。

多扯几句，“底层（庶民）人能否发出声音”，这个命题固然是斯皮瓦克提出的，但是不管是她说出这句话之前还是之后，都有无数学者从历史学角度回答这个命题，不管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印度庶民研究，还是欧美的微观史研究，亦或者是中国的华南学派研究，他们都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和各种解题思路。

第二，研究方法理论上，本书比较强调政治制度的过程，而非静态的研究，人通过制度套利，制度有什么修正，或者改朝换代以后，制度消失以后，人如何有能动性一面。这个动态的过程，李里峰在谈论“新政治史”时候讲“政治过程理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静态的制度研究之不足。”但是，这个动态的过程研究，未必是宋直接借鉴政治学研究，而更像是萧凤霞的“结构过程”等概念。其实上面引用的历史人类学基本假设，那段话也非常像是“结构过程”等概念的通俗说法。

至于理论上，新政治史可以从各种学科汲取养分，不管是社会学、人类学，还是哲学、文艺学理论。本书理论部分来看，詹姆斯·斯科特就不用说了，米歇尔·德·赛托、德勒兹、ep汤普森的理论，在书里运用的还蛮好的，而且即使你不太懂理论本身，看具体案例你至少也能懂一点。其实，我有一个感觉，这书似乎强调了普通人通过制度套利，这里表现了普通人在历史中作为能动者（agent，萧凤霞的常用术语，好像是从布尔迪厄那借来的，千万别翻译成代理人）的一面。

第三，叙事这一面非常有趣，作者叙事的水平还不错，而且你也能看出来作者明显也读过微观史学者的书，比如娜塔莉·戴维斯（你看他在故事里讲这是明代的马丁盖尔）。有些人肯定会不以为然，我觉得叙事的优点在于，即使你不懂作者运用的理论，或者作者受到谁的影响，他足够高明的叙事，也能够让读者在真实的故事情节里明白他要表达的含义。就像我经常看不懂社会学、人类学的抽象理论，但是一看作者在田野考察里发现的具体案例，我能够顿悟一些问题。新政治史的角度，用李里峰的话说：“所谓“叙事的复兴”当然不是传统政治史、事件史的复归，它指的是一种边界开放的事件和叙事，其范围之广足以包括历史中发生过的一切事情。”

第四，其实文化的维度不多，这一点主要是第六章，涉及到宗教、仪式、节日的问题，这个华南学派也经常讲，其实他们这种研究非常的人类学。新文化史学者，也喜欢研究这一块的东西。奥祖夫、李学智、李恭忠等都有对于节日、庆典都有相关研究。

补充几句刚刚想到的东西，为啥宋怡明喜欢用解域化和再域化，而不用本土化之类的概念，因为，解域化和再域化是历史学里热门的全球史常用概念，《被统治的艺术》似乎不涉及到全球史，只是明代宗族和制度的历史，因为他研究的是华南的军户，具体一点是福建的宗族，闽南人的族群全世界都是，而且这些族群即使隔绝千里之外，有些依然能够有很好的联系（他提到他的老师孔飞力研究这个嘛），这里涉及到解域化和再域化的问题。他对于闽南族群全球化时代的一些现象，希望能够在明代历史里寻找到一点答案。换句话说，他运用这个概念，其实暗示了本文强烈的现实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