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为阿尔都塞蒙上了太多尘埃，以至于当人们出于对结构主义的一般理解，认为“阿尔都塞的理论忽略了实践的主观能动性”时，他们忘记了在《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是怎样反复申明“我们十分注意同“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区别开来”，也忘记了在《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说明》中，对于那些把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解读为“仅仅用机构的各种功能来直接定义那些机构，从而将社会凝固在履行着使人臣服的功能的各意识形态机构……其深层逻辑排除了一切阶级斗争的可能性”的观点，阿尔都塞是怎样予以坚决的驳斥的。而把阿尔都塞视为结构主义的先入之见，也就使得他们在面对阿尔都塞曾不止一次谈论过的晦涩而关键的命题，即“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理论的中心”时要么逡巡不前，要么视而不见，始终无法深入到阿氏意识形态理论的本质维度中去。也就是说，停留于结构主义的框架内，是无法理解阿尔都塞“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优先地位”这一论断的真正意指所在。

阿尔都塞很早就已进入到中国学界的视野中，但起初常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偏离。在徐崇温看来，“阿尔都塞无非是在用结构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罢了”；郑杭生、杨文极对阿尔都塞学说做了整体性的梳理，涉及到意识形态与科学之断裂、多元矛盾决定论、症候阅读法诸多方面，在他们看来，阿尔都塞是一位结构主义者，而鉴于“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在另一方面，由于阿尔都塞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他常被视为一位“否定现实的人及其历史主动性”的思想家。在这一时期，尽管《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尚未被引入，但是对阿尔都塞解释的答题框架已被奠定。其后虽有诸多突破，但对于阿尔都塞是一位结构主义者的界定、认为阿尔都塞“抹杀了主体在历史中的作用”等基本论断，却几乎没有受到强有力的触动。

这一解释框架深刻影响了对意识形态一般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研究。俞吾金教授是国内较早对该理论展开专题性研究的学者，在其文章《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学说》中，他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做了初步的介绍。此后，一大批学者也关注到了这一领域并涌现出丰硕的成果。概括而言，这些研究涉及四方面的基本内容：第一，对理论细节的深入挖掘，注重对意识形态表象体系及其特征、质唤主体的镜像结构以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分析与说明，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文本有仰海峰教授的《表象体系、主体幻觉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职能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张一兵《意识形态：永存的想象之境》。第二，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谱系学溯源，在与如马克思、葛兰西以及拉康等思想家的对比中勾勒出阿尔都塞理论独特风貌，如王凤才先生《文化霸权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葛兰西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辨析》、张一兵《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与拉康》。第三，对理论缺陷的指正与批判。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探析》一文中，代志芸认为阿尔都塞有两方面的理论缺陷：一方面，阿尔都塞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性，“在其理论框架中，很难理解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和斗争是如何可能的”；另一方面，阿尔都塞没有给予经济基础足够的重视。在对阿尔都塞的批判中，这两条进路是极具代表性的，我们可以在刘翥的《从意识形态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国家机器理论研究》中（他将阿尔都塞的理论缺陷概括为“意识形态独立性的过分强调”与“主体性的消解”）、在刘颖慧的《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探析》中找到相似的话语建构。然而，必须意识到，这些批判是基于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误读得出的对阿尔都塞的错误诘难，就是说，这些批判不仅无法把握阿尔都塞的真正理论症候所在，而且遮蔽了本应得到注视的丰富理论空间，使它们只是作为可供批判的空白出现在视线中（是视线的空白，而不是文本的空白，然人们却把它视为文本本身的空白）。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看似相反的批判，例如认为阿尔都塞“将所有问题都从为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出发，将私人领域中意识形态的最终目的落脚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难免会有“一种隐而不显的经济主义倾向”，也从未越出上述批判理路的局限。第四，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现实运用，尤其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相结合。不过，这一方面的内容并非本文所要探查的重点，因而不再赘述。

在对学界有关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文献做出大体梳理之后，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隐匿在诸多各具侧重的研究背后的，是一系列深层的理论共性。首先，构成研究之核心文本的，始终是《保卫马克思》与《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更具阐释空间《论再生产》（“阿尔都塞从这部手稿中抽出一些片段，组成他著名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而这一抽出必然伴随着对理论的简化与省略），却始终是学术研究中的一大理论盲点所在。其次，几乎所有学者都把从意识形态一般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过渡视为一个无矛盾的连续过程，其中不存在重心的转换或范式的偏移。而对阿尔都塞的这一强调，即“AIE并不是意识形态一般的实现，甚至也不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无冲突的实现”，却从未予以充分的注意力。正因为对意识形态一般机制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的理论张力缺乏注意，他们可以说是近乎必然地无法把握到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初级意识形态与次级意识形态所开辟出的丰富理论空间，并最终在阿尔都塞的所要企及的高度，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场所”前望而却步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忽视也有文本学上的根源：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阿尔都塞几乎是刻意抹除了这两个概念的一切痕迹，尤其是次级的意识形态。最后，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时期与《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时期的意识形态理论常被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后者只是在无意识机制、在意识形态的物质场所等方面补充了前者遗留下来的理论缺乏。然而在我看来，这样一种理解可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即忽略了阿尔都塞思想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的差异。

为了对这些观点做出总的评价，并且是站在阿尔都塞立场上做出的评价，我们不得不深入到《论再生产》的文本细节中、不得不深入到阿尔都塞所呈现的 那些隐秘症候中。我们可以看到，当谈到意识形态“无所不在，在整个历史（=有各社会阶级存在的社会形态的历史）中具有永远不变的形式”时，阿尔都塞非常谨慎地将历史限定为“有各社会阶级存在的社会形态的历史”。这一对历史的限定同时也构成了对意识形态一般的限定，因为它形式的永恒性被牢固局限于尚未摆脱阶级斗争的历史中。但另一方面，阿尔都塞的谨慎显得多此一举，因为他随即宣称为历史加上“阶级社会”这一限定是完全不必要的，“我会在其他地方表明，我所捍卫的这个论点也能够并且应该推及于无阶级的社会”。这样一来，括号中的内容就仿佛成了一场失败的文字游戏，只是作为无意义的冗余才出现在阿尔都塞的笔下，并且是双重的冗余：一旦阿尔都塞用删节号把括号中的限制移除，对这个限制的扬弃，即关于无阶级社会的论述也就没有了出现的必要。

如果视线注视关注着阿尔都塞已经说出的东西，仅仅注视着那具有永恒形式的意识形态，那么这一冗余就永远只能作为冗余而浮现。对这样的目光来说，冗余充其量只是文字的不简明或修辞学的卖弄，在其中没有多说出任何东西。然而，恰恰是阿尔都塞本人大声地提醒我们，值得追问的正是文本中不起眼的症候。难道在那无意义的冗余中、在那本不应出现却就在那里的文字中，阿尔都塞没有向我们敞开他仍掩埋在沙砾中的金质的思想么？正是那奇特的犹疑与激进的论断之间过于突兀的转折，将我们的目光引向阿尔都塞遗留下的、尚待光亮进入的场所。我们首先要提出的是这个理所当然的问题，即阿尔都塞的犹豫与谨慎——为历史加上阶级社会的限定——究竟出于何种缘由？这个问题并不通向某个已经呈现在文本中的现成答案，而是通向一个新的问题，即【使这一问题的答案成为富有内容的答案】的问题。既然阿尔都塞谈到“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既然意识形态不仅在阶级社会、而且在无阶级社会中都具有共同的形式，那阿尔都塞的犹疑以及我们对这一犹疑提出的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呢？说没有意义，是因为除了心理学猜测或单纯的论证需要以外，这个问题不可能产生任何与之相应的有内容的回答。这就意味着，为了使犹疑成为可能，为了能够真正思考阿尔都塞的犹疑，我们不得不大胆地抛下阿尔都塞已经给出的结论（为的是更好的回到阿尔都塞），不得不对“意识形态没有历史”这一论断保持怀疑（为的是更明确的坚持这一论断）。然而，这种怀疑不是对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所有理论的怀疑，而只是对适用范围的怀疑，即意识形态一般是否适用于无阶级社会（事实上，为了使犹疑产生出有内容的答案，怀疑至此就足够了，因为犹疑只是为【意识形态的一般形式】增加了阶级社会的限制）？阿尔都塞谈到，他会在其他地方表明意识形态一般也适用于无阶级社会，在这句简单的陈述中潜藏着两个穿透进到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最深层的问题，第一，其他地方究竟是哪里？是《论再生产》未完成的第二卷还是《保卫马克思》中与意识形态相关的论述？如果是后者，那么阿尔都塞在《论再生产》中对意识形态一般作出的分析，究竟只是对《保卫马克思》中的结论进行迁移和补充，还是发生了某种不容忽视的深刻转向？第二，在阿尔都塞有限的【对无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论述中，他是否一贯地坚持自己的论断，也就是说，坚持意识形态一般形式在消灭了一切阶级的社会也成立？

为了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做出全景式的把握，我们需要从第一个问题过渡到第二个问题，再从第二个问题迂回到第一个问题。朱晓慧指出，“对于意识形态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失的观点，阿尔都塞显然是不同意的”，通过阿尔都塞与马克思的比较，她抵达了一个本可以更加深入的命题：“阿尔都塞是否认意识形态是社会特有的产物，相反，他认为即是在共产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也将存在，只不过改变了形式而已”。她将意识形态的永恒性仅仅视为阿尔都塞的一个理论失误，而对何以是“改变了形式”，却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朱晓慧的这一命题，直接来源于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中的表述：“历史唯物主义不能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可以没有意识，不论这种意识形态是伦理、艺术或‘世界的表象’。当然可以预见，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形式和关系将有重大变化”，而对所谓“形式将有重大变化”，阿尔都塞只是含糊不清地说有些形式会消失，有些新形式将出现。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在保卫马克思时期，一方面，意识形态的永恒并不指向某种在全部历史中永远不变的形式；而另一方面，所谓的意识形态形式，也并非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一般机制，而是指宗教、伦理、哲学等不同方面的意识形态。一旦我们将《论再生产》时期的结论（“意识形态在全部历史中具有永恒不变的形式”）与《保卫马克思》中的观点相对比，很容易发现潜藏在其中的某种转向：意识形态一般取代了“宗教、伦理、哲学”构成“意识形态形式”的新内涵并使意识形态形式以镜像结构被固定于流动的历史之中。之所以是取代，是因为对于意识形态一般机制来说，不存在宗教的、伦理的、哲学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相反，“所有意识形态的结构在形式上总是相同的。”

对于阿尔都塞这一术语转向所蕴含的深层理论变革，还有待对文本的进一步分析才能得到澄清。但是，通过在文本细节中出入，一种从意识形态之永恒性向意识形态形式之永恒性的重心转移，已经清晰地呈现于我们的视野之中。当阿尔都塞谈论“意识形态永远不变的形式”时，他所指认的正是意识形态一般的镜像结构。有理由推断，这个适用于无阶级社会的结构，也同样适用于无产阶级革命中。然而正是在这里，阿尔都塞遭受了来自其理论内部的自我诘难：在密不透风的意识形态机制（而不是意识形态）中，何以有科学的空间？

回应这一问题的困难之处在于，一方面，阿尔都塞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视为意识形态与科学的结合，认为“无产阶级不仅要有经验（一百多年来它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的经验），还得要有客观认识，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无产阶级提供了关于那些客观认识的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照亮了那些经验，正是在这个理论与经验的双重基础上，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才得以构成”。但是另一方面，依循于阿尔都塞本人的一贯思路，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又存在着截然的断裂。这一联合与断裂之间的张力结构，宣判了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就足以获得科学的不可能性，即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科学的不可能性。相反，科学的出场势必意味着不仅仅对意识形态的内容，而且是对意识形态一般机制的打破（科学本身就必须是这个打破，否则根本不可能有科学的空间，而只能存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正因如此，当谈论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时，当谈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时，阿尔都塞不得不背离自己关于意识形态一般的论断：“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具有一种特殊性、史无前例的特殊性：它是由一门科学——即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强有力地‘加工过’、从而是被改造过的意识形态，这门关于社会形态、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科学，虽然没有完全消灭意识形态的镜像结构，但却使它产生了‘变形’”。结合国际歌的歌词“既没有上帝，也没有护民官和主人”（从来也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阿尔都塞更清晰地阐述了这一变形的内涵：“没有臣服的小主体，《国际歌》就这样希望使政治意识形态本身‘去中心化’”。但是，关于这样的去中心化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以及去中心化究竟是怎样一种“形式”（“总有一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新统一，会通过那些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去中心化’的形式而得到保障。要有‘耐性’”，论再生产第382页注释），阿尔都塞令其保持为一个没有回答的问题。

我们并不打算回应这个连阿尔都塞本人都没有回答的问题，尽管这个回答与阶级社会这一限定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相反，我们希望通过这一问题追溯到对阿尔都塞的更根本的论断的思考。既然阿尔都塞已经意识到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的矛盾、意识到意识形态一般机制不得不发生某种变形以使科学得以通过，那么他为何还要提出那个极具争议性的命题，即，意识形态没有历史呢？

白涵予.《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及其当代启示》，沈阳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版，致读者部分 阿尔都塞：《论再生产》，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413页；《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说明》是为回应对《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系列误读，尤其是将之理解为功能主义或结构主义的误读而写成的。 这个命题以附文的形式出现于《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实际上，只有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国家和国家机器作为保障阶级压迫、保证剥削及其再生产的条件的阶级斗争机器，才是有意义的”；而在该论文的始源性手稿，即《论再生产》中，阿尔都塞谈到了关于第二卷的构想：“要探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阶级斗争”，对于第一卷的理解、尤其是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解，阶级斗争构成了必不可缺的一环。在《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说明》中，阿尔都塞又一次强调了这一命题：“人们没有呆着充分的注意力去读我那篇文章结尾的附记，它着重指出了我的分析的‘抽象性’并明确把阶级斗争置于我的构想的中心。” 徐崇温：《关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和观点综述》，载《国外社会科学》 郑杭生、杨文极：《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南石：《社会结构与历史主体——评阿尔都塞“无主体”论》 汤建龙：《对阿尔都塞的一种症候式解读——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评介》 但不意味着这几方面内容就是截然分离的 代志芸：《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评析》，载马克思主义哲学 惠成刚：《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论文 论再生产，34页 近年来已经有一些研究填补了这个空白，如张一兵教授的《阿尔都塞：社会再生产中的国家意识形态规训装置——以《论再生产》为中心》，然而《论再生产》这一文本的真正生命力仍然有待挖掘，尤其是其中的初级意识形态概念与次级意识形态概念。

在阿尔都塞关于相同主题的另一次论述中，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把握这个症候：“意识形态的特性在于，它被赋予了一种结构和一种发挥功能的方式，以至于变成了一种非历史的现实，即在历史上无所不在的现实，因为这种结构和发挥功能的方式以同样的、永远不变的形式的出现在我们所谓的整个历史中——说整个历史，是因为《共产党宣言》把历史定义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即阶级社会的历史。”在这一论述中，阿尔都塞只呈现出他小心谨慎的一面，这意味着将意识形态之永恒性限定于阶级社会并非阿尔都塞的心血来潮，其背后隐藏着极深邃的理论考量。 朱晓慧：《“政治”哲学家阿尔都塞——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229页 《论再生产》：491页 同上，382页，阿尔都塞写道，“它在什么样的限度内是可能的呢？这是另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