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杰：当政治遇上历史——比较历史分析方法（CHA）介绍

编者按：比较历史分析是当今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热点和学术增长点。自从诞生以来，比较历史分析就以其关注宏大问题、深入历史过程、注重因果机制的特征和品格吸引着一代代学人。21世纪以来的比较历史分析第三代学者站在前辈巨人的肩膀上，也站在批评的浪尖上努力开创着新局。不同学科间的争论和方法间的激荡，让这颗老枝上抽出的新芽在八面来风的同时也得以吸收丰富的养分。百余年来古今中西之变所积淀的历史资源为比较历史分析提供了丰厚土壤，所酝酿的时代命题也与其注重“大结构、长过程、宽比较”（查尔斯·蒂利语）的研究旨趣若合符契。有鉴于此，北京大学政治学研究中心微信平台将于4月推出“政治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专栏，推介近两三年来国内政治学人介绍、应用或反思比较历史分析的若干文献，以飨学界同仁。

本专栏编发的第一篇文章来自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黄杰老师。该文主要从演进历程、特点和优势、受到的批评、对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启示这四个方面对比较历史分析方法（CHA）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并随文列举了诸多有代表性的比较历史分析研究加以说明，有助于读者加深对于方法的理解。文章的最后用较大篇幅介绍和对比了和文凯和苏戴瑞（Dorothy Solinger）应用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两部杰出近著，对比较历史分析在中国政治学本土研究中的应用前景进行了讨论。总的来看，该文为对比较历史分析感兴趣的政治学人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知识地图，值得一读。

——专栏组稿人、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尚俊颖

当代西方比较政治研究由于过分迷信大样本计量统计和形式模型而忽视了许多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实质性重要问题。作为一种有着深厚学术传统的研究范式，比较历史分析是部分西方学者对这一方法论危机的重要回应。相对而言，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特别致力于为大规模社会结果提供有历史深度的社会科学因果解释。它们不仅关注宏大的历史问题，而且试图为这些问题提供因果性解释；不仅运用案例间的比较确定历史问题的因果效应，同时重视案例内的分析探寻背后的因果机制；不仅热衷于追寻经济社会结果的长历史原因，同时强调历史时序的重要性。尽管国内政治学界一向擅长历史的研究，但由于缺乏规范的方法意识而鲜有比较历史分析的佳作。借助比较历史分析方法，中国学者不仅可以对本土政治问题开展跨国性的比较，同时可以整合不同研究方法的长处，繁荣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

一、引言

当代比较政治学面临着严重的方法论危机。作为比较政治研究的中心，美国政治学界已经被计量统计及形式模型取向的研究主导。尽管它们在表面上确实使比较政治研究获得了更多的“科学性”，但过分技术化同时也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学者们忙于追求炫酷的方法，而忽视了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提供有关现实世界的“实质性启迪”（substantive enlightenment）。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及计量方法的适用性，许多根本性重要的问题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政治学研究中“政治”的因素越来越淡。一些学者不无忧虑地指出这是一种学科发展的“病态繁荣”：尽管有越来越多技术上娴熟的成果出现，但它们却并未有效地增加我们对真实世界的实质性理解。

作为一种应对策略，西方一部分学者转向了比较历史分析（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简称CHA）的路径。所谓比较历史分析，是通过比较的方法对历史事件进行深入分析以获取超越特定事件的一般性解释。顾名思义，比较历史分析为两大核心元素所界定：历史和比较。历史为研究提供实证材料，比较则是根本的研究方法。不同于计量统计和形式模型主导的研究，比较历史分析通常考察宏大的“第一序列议题”（first-order questions），如资本主义的起源、现代国家的建构、革命和社会运动的发生、民主转型和巩固、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等。这些有关我们身处之时代的根本性问题长久以来为技术导向的研究所忽视。比较历史分析的复兴把这些根本性议题重新带回了我们的讨论，增加了我们对快速变化时代的理解，为比较政治研究带来一股传统而新鲜的气息。正因此，比较历史分析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比较政治学摆脱目前技术主导的方法论困境，重获生机的根本之道。

二、比较历史分析的传统

作为一个专业概念，比较历史分析的正式提出是在詹姆斯·马洪尼与迪特里希·鲁施迈耶2003年共同编辑出版的《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一书中。该书的出版象征着比较历史分析已经成功将自己建立成一种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路径。尽管这是很晚近的事情，但是比较历史分析作为一种研究传统在社会科学中的根基却是相当深厚的。在现代社会科学正式出现以前，一些重要的学者如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就经常在他们的著作中运用比较历史的方法，这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现代社会科学出现以后，比较历史的方法被学者们更为系统地利用和发展。回头来看，比较历史分析有过三波研究浪潮。

第一波研究出现在19世纪中后期。参与这一波的学者同时也是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奠基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托克维尔、韦伯等。面对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生活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巨变，他们强烈地意识到有必要以一种新的方式去描述和分析变化，解释变化的起源。正因如此，第一代研究者关注的通常是十分宏大的问题，特别是围绕资本主义的起源、现代国家的形成及人类社会的命运等。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第一代研究者有意无意地使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从中获取有关时代大转型的智慧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现代社会科学的“元理论”。

比较历史分析的第二波浪潮出现在1960～1970年代。彼时，在研究方法上，行为主义革命方兴未艾，统计技术被广泛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在研究范式上，结构功能主义大行其道，对社会现象简单机械的解释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不满于这些研究的取向，一部分受过良好历史和社会科学训练的学者，包括巴林顿·摩尔、查尔斯·蒂利、西达·斯考切波、佩里·安德森等，投身到了比较历史的分析中。在继承第一代研究宏大议题的基础上，第二代研究者通过更加明确的案例比较，试图给出有关政治社会变迁的“中层理论”。如马洪尼等所指出的，这一时期研究的繁荣“把历史带回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奠定了比较历史分析的地位。

比较历史分析的第三波浪潮出现在1990年代以后，一直持续到今天。在这一阶段，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一方面在进一步“科学化”，统计分析和理性选择理论占据了主流。另一方面，具有后现代色彩、否认科学价值的诠释主义研究也逐步崛起。正是在这一“内外交困”的背景下，一群年轻的学者寻求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比较历史分析。一个标志性事件是《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在2003年的出版。此外，2015年出版的《比较历史分析的进展》是对这一研究方法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它主要由一批2000年以后崛起的新生代学者共同完成，系统回顾了比较历史分析最新的成就和挑战。同时，相比他们的前辈，第三代的研究也呈现了值得注意的新趋向：（1）更强烈的方法论意识。年轻一代的研究者一般是接受了系统的方法训练后转而聚焦到比较历史研究的，因此他们在开展研究时有强烈的方法自觉。（2）更广泛的研究议题。继承了对宏大问题的关注，年轻一代学者因应时代的变化将一些新的议题纳入研究视野，包括技术变革、族群冲突、性别平等、生态危机等。同时，新一代学者突破传统对欧洲及美国的过分关注，研究的地理空间拓展到了世界各个地区。

表1比较历史分析的传统

三、比较历史分析的特点

尽管比较历史分析有着十分悠久的传统，但它之所以能够被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广泛接受与最近二十年来学者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如前所述，新世纪以来，一群有着强烈方法论自觉的年轻学者，在总结前人经典作品的基础上，为比较历史分析建构了宽泛但重要的学术框架。这一框架涉及了比较历史分析的重要特质，包括宏观的研究问题、案例导向的研究以及对时间因素的考量。这一节将逐一来介绍这些比较历史分析的核心特点，并不时地指出这一取向的研究与其它研究的区别。通过这一部分的讨论，读者可以对“何为比较历史分析”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一）宏观结构的分析

比较历史分析最突出的特点可能就是它对宏观问题的关注。这在整个社会科学强调“专业化”“科学化”的背景下尤其突出。由于大部分宏观历史和社会问题都没有完备的数据，因此技术主导的研究者往往会有意无意避开这些问题。但在比较历史方法的支持者看来，社会科学不仅要关心社会当下的微观变化，更要关心社会历史变革中具有关键意义的转变及其影响。因此，他们不仅热衷于大规模的社会结果，如国家建构、民主转型、不平等的模式等；同时，也试图寻找大规模的解释因素，既包括广泛的政经结构（如阶级关系），也包括复杂的制度和文化传统（如宗教）。此外，比较历史分析的宏观视角也反映在它总体性的分析单位上：多数时候是民族国家，但同时也包括了次级国家、政治性事件，甚至帝国、国际组织等。

然而，这种对宏观问题的关注并不只是对历史重大变革的简单梳理，而更多的是对变革背后因果关系（causation）的探寻。这是区别比较历史分析和传统历史研究以及人类学研究的关键。传统的历史研究重视史料的收集、梳理与还原，漠视其背后的因果关系。传统的人类学研究则强调对研究环境和对象的“深度理解”。与这些研究不同，比较历史分析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试图给研究的问题提供因果解释。这里有必要强调，比较历史分析学者一般并不宣称自己的发现是普遍适用的。他们追求的因果解释更多只是“中层理论”——可以很好解释手头案例，同时在一定条件下具有扩展性。

（二）案例导向的分析

比较历史分析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基于案例而展开。作为案例研究的一种特殊类型，比较历史分析通常会整合案例间比较和案例内分析，是对案例材料的综合性运用。案例间比较，顾名思义，是研究者通过对有限数量案例的比较探寻变量间的因果效应。这里所谓的因果效应（causal effect）应当与大样本研究中的因果效应区别开：在一般的大样本统计分析中，研究者关注的是自变量对因变量变化的解释程度，即变量A的单位变化引起变量B的变化。然而，在比较历史分析中，学者们探寻的因果效应往往是变量间的逻辑关系，即变量A是变量B的必要/充分条件。在这一状况下，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者通常会遵循密尔的比较原则（求同法、求异法、共变法）或在密尔原则基础上发展的一些规范（如最大相似法、最大相异法）。

在开展案例间比较之后，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通常会留下相当空间给案例内分析。这背后是比较历史分析学者的一个重要关切：他们不仅要探寻重大社会现象发生的因果效应，同时更关注这一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所谓因果机制是指联结起始条件与最终结果间的一系列因果关联的事件与过程。为此，比较历史分析需要开展深入的案例内分析，即通过解剖少数几个个案内部的结构和变化，探寻解释变量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具体路径。相对案例间比较，案例内分析要求研究者对单个案例有十分深入的了解，包括该案例的历史、文化、经济、制度等各个方面。正因此，研究者一般只会对少数几个案例作深入的分析。

（三）时间导向的分析

与其他取向研究相比，比较历史分析特别重视时间的因素。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者大多坚信时间过程对于有效理解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果至关重要。一方面，社会科学的问题，无论结果还是原因，都可能是缓慢发展和长期累计的。如保罗·皮尔森所指出的，尽管部分的社会问题是短期原因－短期结果，但更多的社会问题其实是长期原因-短期结果或者长期原因-长期结果。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比较历史学者特别关注社会问题的历史根源，并关注这些历史因素在长时段内的变迁。例如道格·麦克亚当通过对美国黑人抗争运动的分析就发现，1950年代大规模的民权运动是长期结构性因素的累积，其中至为重要的动力源于1925～1950年间美国南部棉花产业的持续衰退。这一衰退削弱了传统反对黑人运动的力量（大量原先依赖棉花经济的黑人生活状况恶化），同时也增强了黑人群体的组织力量（如黑人教会的扩张、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的建立以及黑人入读社区大学等）。

另一方面是时间顺序（sequence）。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尽管在很多时候具有偶然性，但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却可能有决定性影响。与时间顺序密切相关且已经被广泛吸纳到比较历史分析中的重要概念是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所谓路径依赖是一种“正向反馈的动态过程，其依据特定事件发生的顺序可能产生多种不同的结果”。一个经典例子是维维克·基伯的《锁定在原地》。通过比较二战后印度和韩国经济发展的努力，基伯发现政治精英对不同经济政策的选择——在印度是进口替代模式而在韩国是出口主导模式——决定了两国在战后不同的经济绩效。有趣的是，尽管印度的政治精英在进口替代政策实施不到十年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政策的失败并且一度试图挽救，但是他们根本无力彻底将印度转到出口主导的模式。因为彼时进口替代政策已经造就了一群强大的既得利益者，其中既包括受益于贸易保护的国内商业精英也包括贸易政策的制定和管理者。

四、对比较历史分析的批评

具体而言，方法论者对比较历史分析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第一，依因变量选择案例。在方法论者看来，依因变量选择案例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严重问题。因为研究本身就是要解释因变量的变化，如果研究者只选择呈现某些因变量值的案例而忽视其他案例则很可能给研究带来选择性偏误，并影响结论的普遍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绝大多数的比较历史研究是小样本分析，因此它们几乎不可避免地存在这个问题。

第二，比较对象间虚假的历史相似性。如前所述，比较历史研究本质上建基于“控制比较”的原则——排除在各个案例中不变的因素，而分析变化因素的效应。在这一逻辑下，比较对象必须具有一定的历史相似性，即在大量的控制变量上相似，但在核心解释变量上相异。然而，很多比较历史分析的案例仅是基于合成性概念选择的，被比较对象处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这就容易导致所谓的“虚假的历史相似”——研究的对象仅仅是由于概念的不恰当延展而具有了可比性。一个著名的例子来自许田波的《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作者所谓的春秋时期的中国和近代早期欧洲同属“封建型”社会，在许多学者看来，便仅仅是一种“源于概念泛化产生的伪相似”。

第三，历史资料使用中的偏误。相比其他类型的实证研究，比较历史分析由于关注历史重大问题而不得不依赖二手历史资料。然而，正是对历史资料的依赖，在许多方法论者看来，影响了数据的质量，导致研究偏误。一方面，比较历史分析中使用的历史材料不可避免地受历史书写者个人态度及观念的影响，同一历史事件在不同历史学家笔下有十分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叙事；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严重的，在面对不同观点的历史资料时，研究者本身会偏好契合自己理论预设的那一方观点而有意无意忽视持反对观点的材料。在极端的情况下，研究者只收集有利于自己观点的数据并将它们强行整合进自己的理论框架中。这两种产生偏误的情况都或多或少存在于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中，即使那些里程碑式的重要作品也很难避免。

总结而言，以上这些批评的核心都指向这样一种担心：小样本研究真的能获得可靠的发现并促进理论的进步吗？遵奉大样本计量研究的学者，对于比较历史分析的“科学性”持怀疑态度的。令人欣慰的是，最近二十多年来，比较历史分析呈现了与其他研究取向融合的新趋势。不少研究，在保留小样本案例间比较和案例内分析的前提下，也视研究需要广泛运用各类最新的研究技术。从这个角度看，比较历史分析，如马洪尼等指出的，可能成为不同取向研究的一个“调节者”，促进不同研究相互借鉴和融合。而这之所以可能又与比较历史分析的一个重要特质有关：让问题决定方法，而不是依方法选择问题。

五、对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启示

以上简要地展示了比较历史分析的核心要素及特点，下面谈谈这一方法在本土研究中的可能运用。尽管由于方法训练的不足，规范的比较历史分析在中国学术界十分缺乏，但笔者认为这一方法在本土研究中具有很大潜力。一方面，中国政治学界由于特定的学科发展背景，长期以来就有浓厚的历史主义趋向。历史分析对于中国本土学者而言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相对欧美学者的一种“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世所罕见的长期、剧烈的大变革，经济社会面临的问题异常复杂。而对这些宏观、复杂问题的检视恰恰是比较历史分析的强项。有鉴于此，笔者这里将简要介绍两部海外学术界最近出版的涉及中国的比较历史作品。

第一部是何文凯的《通往现代财政国家的道路》，该书获美国社会学会2014年度巴林顿·摩尔奖。该书的主要研究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在近代早期建立现代的财政制度，而有些国家却不能？作者的分析主要基于三个历史案例：1642年至1752年的英格兰、1868年至1895年的日本以及1851年至1911年的中国。这几个案例之所以具有可比性是因为在初始阶段它们都具备了发展现代财政国家的必要条件：繁荣的工商经济、覆盖全国的金融网络以及长期的财政困难。然而即便这样，只有前两个案例成功建立了现代财政国家，而后一个案例没有实现这一转型。基于对档案资料的分析，作者给出的核心解释是英格兰和日本的现代财政制度是由严重的“信用危机”触发的“意外结果”：长期以来，英格兰和日本都过分依赖流动性很强的信用工具。当遭遇信用危机时，两国都有着强烈的动力去统一全国的税制，这进一步增强了它们发行长期债券的能力。相比，在中国的案例中，长期的内战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阻碍了政府纸币化改革努力，使得长期债券无法成为政府重要的财政工具，并最终使得清政府避免了大规模的信用危机。结果就是，由于缺乏充分的改革动力，清朝执政者错失契机建立英、日一样的“现代财产国家”。

第二部作品是苏戴瑞的《国家之得，劳工之失》。作为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的著名学者，这部作品一改她以往只关注中国的风格，系统比较了三个不同国家的案例：20世纪最后20年的法国、墨西哥和中国的劳工政策及其福利意义。她的研究问题源于这一观察：1980年代以后，法国、墨西哥及中国这三个历史上长期奉行左翼经济政策的国家相继接受自由化的市场变革并加入了跨国性的经济组织。在劳工政策上，三国也放弃了传统的庇护政策而鼓励工人加入市场竞争谋取福利。令人费解的是，在21世纪初当这一经济转型趋于稳定时，三国工人的福利却出现明显的分野：法国和墨西哥的工人福利只有微弱的提升，中国却重建了工人福利体系。

围绕这一困惑，作者将全书分成了两大部分展开：在第一部分中，作者突出的是三个案例之间的相似性，包括战后国内的政治社会背景、国家－劳工关系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等。尽管在政体形式和发展程度上有差异，这些相似性显示了这三个案例仍然具有“可比性”。在第二部分中，作者转而关注案例间的差异，即劳工福利政策的分野。通过对各国历史和现实资料的分析，作者发现它们不同的国家－劳工间“依附模式”至为关键：在中国，尽管建有统合性工会网络，但工会对工人的控制力不大，工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在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工人们更多依赖自己独立的行动去抗争。这种没有工会介入的抗争反而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促使政府建立了更完整的福利体系。而在法国和墨西哥，由于工会的切实影响，工人的抗争不得不依赖工会的协调。这种相对制度化协调机制，在结果上，弱化了抗争的强度，导致政府更少的福利妥协。

尽管研究的议题很不相同，这两部作品在研究设计上共享了许多优秀研究的相似点：第一，两部作品都充分自证了研究案例的可比性。如先前讨论的，比较历史分析成败的关键在于所选案例是否具有可比性。何著研究的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问题，其选择的三个案例是以往研究经常涉及的，因此相对容易论证。苏著的情况则复杂些。在一般的认知中，中、法、墨三国在劳工和社会福利问题上都差异甚大，因而作者花费了相当的笔墨论证她选择这些案例的合理性。其作品的论述结构——上半部分讨论相似性、下半部分讨论差异——也很大程度上出于这一考虑。第二，除了在案例间比较外，两部作品均有十分扎实的案例内分析。为了开展深度的案例内分析，研究者必须框定案例的时空条件，并选定各个案例分析的重点，以避免讨论无限度发散。考虑到中、日两个案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近，何著将主要的精力用在了对这两个案例的深度分析上。相比而言，苏著的三个案例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段内，因此作者能够在案例内分析时更聚焦于各个案例在关键节点前后的演进。第三，两部作品都广泛地运用了各方面的经验资料。何著作者充分利用语言优势大量运用中、日历史档案。苏著则由于研究问题相对晚近而能使用不少个人观察和访谈资料。同时，在不同资料冲突时，两位作者都能够很好平衡不同的观点，并将其明确呈现给读者。

从这两项近年来涉及中国的比较历史分析佳作中我们能获得什么启示呢？笔者认为至少以下两点是清楚的：一方面，在研究选题上，由于中国在过去一百多年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和转型，许多议题适合开展比较历史的研究。这些议题不仅包括经典的现代国家建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福利政策等，同时也包括新兴的全球化影响、环境政策变迁、互联网治理等。一些议题，如中国革命的国际比较、中国与转型国家的改革路径比较，国内学术界已经有很好的学术积累和传承，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呈现有重要影响的比较历史作品。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本土的研究者们急需强化方法论的意识。一项好的比较历史分析需要首先选择合适的比较案例，并在研究中明确论证案例的可比性。可比性分析需要考虑的要素包括：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政治结构、时空条件等。同时，在开展案例间比较和案例内深度分析时，要以探索变量间因果关系为根本目的，视需要融合不同的研究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