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9日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史学所副所长、史学理论与外国史学史教研室主任董立河教授来到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在文科楼408会议室为全球史研究中心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后现代主义之后历史理性的危机与焦虑》的学术讲座。报告会由全球史研究中心主任刘文明教授主持，江湄教授也参与评议。

在讲座中，董立河教授首先对“历史理性”概念进行了必要的界定和说明。在他看来，“历史理性”与“历史哲学”概念颇多类似。董教授基本认同刘家和先生有关“历史理性”的定义，将其划分为“历史的理性”和“史学的理性”。“历史的理性”讲的是有关历史过程的所以然或道理，相当于沃尔什所说的“思辨的历史哲学”，是对整个历史进程的一种概观，核心论题是历史的进步问题，而“史学的理性”讲的是历史研究的所以然或道理，大体上属于沃尔什所说的“批判的和分析的历史哲学”所讨论的问题，主要关注历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和本质，涉及历史学中的“解释（explanation）”和“阐释（interpretation）”、“一般性”和“个别性”问题，其核心问题是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或合理性。董教授还结合彼得·伯克（Peter Burke）有关西方历史思维的十个特征，对“历史理性”作了进一步阐明。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后，作为传统历史学最终根据的“历史理性”遭到无情的奚落和攻击，从而导致历史学的合法性危机。在董教授看来，当前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不容回避的时代性课题是，如何在新的历史观念背景下重新讲述宏大的历史故事、重建历史理性信念，从而解决历史学的合法性问题。董教授就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着重论述了“历史的理性”（思辨的历史哲学）对于历史学的意义和价值，并对我校全球史研究中心在宏观理论指导下关注于微观个案研究，也就是在对“普遍历史”或“长时段”的诉求中尝试重建“历史的理性”的工作表达了肯定和赞赏态度。

讲座引发了在场师生的深入思考和热烈讨论。针对同学们的问题，董立河教授和刘文明教授都进行了细致的解答，江湄教授也做了针对性的评议。本次有关历史理性的讲座对于全球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讲座最后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完美结束。（王悦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