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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小传

冯尔康，1934年生于江苏仪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学术委员，曾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中国谱牒学会副会长。1959年从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师从历史学家郑天挺攻读明清史专业研究生。从事史学研究60多年来，主要研究社会史、清史、宗族史和社会结构史、史料学等领域，著有《冯尔康文集》《清史史料学》《雍正传》《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社会转向》《古人日常生活与社会风俗》《中国社会史概论》等。

冯尔康先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也是著名清史专家。冯先生已是88岁米寿高龄，仍著述不辍，可谓老当益壮。2019年，他出版了10卷本《冯尔康文集》，此外尚有数十种专书行世，其中新著《尝新集——康雍乾三帝与天主教在中国》，是84岁时出版的。

冯先生研究历史，第一步总是摸清资料底数。他说过，他同许多同行一样，一贯倾心于历史资料的搜集和解读，也许是属于“史料派”，强调“用资料说话”，主张史学著作要“寓论于史”。冯先生治学同样重视史学新领域，把新观念、新方向、新领域视为打开史料宝藏的钥匙。

探索治清史的门径

冯先生在南开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教授学习明清史。郑先生继承了乾嘉学派重视史料与考证的优良传统，同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探索新的史料学。20世纪50年代，郑先生在南开开设过“史料学”课程，那是当时学习苏联新设的课程。冯先生说，导师对他最深的学术影响之一就是进行“史料的批判”，即批判地研究史料。

清史史料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不仅需要费时费力地搜集，还要讲求研读的方法。冯先生60年代初的研究生论文主体，20多年后以《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中叶江南商品经济中的几个问题》为题发表，此文是依据地方志、文集以及碑刻、笔记、族谱等资料写成的，大多属于地方文献。而成书于80年代初的成名作《雍正传》，则主要依据清廷官书资料《清实录》及起居注、朱批奏折、玉牒等。冯先生阅读清代资料之广泛而深入，是他长年勤奋治学且治学有方的结果。杜家骥兄与我是冯老师招收的首届研究生，那时我们常到老师家上课，看到老师总是在办公桌前看书，椅子面上、地面上有磨过的印迹。师母周老师说，你们老师成年看书，椅子都磨成那样了。老师从平房搬进楼房，我们帮助搬家，看到老师用鞋盒装的一盒盒卡片，有的是早年做的，已经陈旧泛黄，不由感叹老师治学之勤。

20世纪80年代初，冯先生开设“清史史料学”课程。他深知青年学子占有史料的意愿和困难，于是撰写讲义，提供帮助，1986年出版了《清史史料学初稿》一书。该书阐明史料的来源、价值和利用方法，提示读者要注意了解清史史料文献的底数并加以搜集，对清史史料进行整理，制作工具书。先生不是一般性地泛泛介绍，而是将自己利用史料的心得体会写出来，是经验之谈。先生青壮年时读书，每读一书，不仅摘录所记叙的历史事件、制度、人物、时间和社会环境的材料，常常还对该书写札记，留意资料的保存形式，长期积累，便能综合成书。清史研究如何入门，冯先生说，如果在时间不足、利用《清历朝实录》不方便的情况下，不妨以王先谦《东华录》《东华续录》作为基础读物，从这里搜集最基本材料，初步了解清史，然后扩展开去，从各种史籍寻觅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同时说，研究清史，还是要读《清史稿》的。这真是不仅授人以鱼，而且授人以渔，使得《清史史料学初稿》成为初学者走上清史研究之路的津逮。先生在这部书的后记中深情回顾，他爱在南开大学图书馆书库读书，即使年已花甲，仍然乐于把书放到书库一个旮旯的桌子上翻检。一个读书人的形象跃然纸上。

冯先生对《清史史料学初稿》精益求精，不断增订，后来又出了三个版本。199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的版本，增加了海外清史文献的介绍、地方政书、文编中的史料等内容，增写台湾学者对清史文献的整理、鸦片战争后清史史料的说明，大为完善，篇幅比原书多出二分之一。于是，该书出版时，去掉了原书名中的“初稿”二字。冯先生在新书“自序”强调“没有历史资料便不能说明历史，没有史料学便没有历史研究，也就没有历史学”。

此后，冯先生不断探索多种史料的价值与利用，如族谱、刑科题本与履历档等，这些新的研究心得写进了2004年的新版本中。如介绍“引见履历档”，从引见制度说到履历档案的形成，“一史馆”所藏的履历档、整理编目和利用情况，它所反映的清朝任用官员制度、实行状况及与朝政的关系。还交代了“书画”图书的史料意义，以清初吉林满族史为例，增设“综论笔记、文集、方志对清史专题研究的价值”一节，使得该书特色更加突出。

2013年故宫出版社推出的《清史史料学》更增加了大量书影，为读者提供了对原书的直观印象，图文并茂，成为学术珍品。

《清史史料学》广受国内外学界的好评，被视为清史研究的必备工具书、入门的基础读物和研究性的教材。

人物与人物传记研究

雍正皇帝很有性格且颇受争议，冯先生的《雍正传》全面深入呈现了传主奋发有为的一生。雍正帝继位充满谜团，多被认为是篡位夺权，冯先生则认为是合法继位。为了这一研究，先生成为最早利用记载清皇族生育档案玉牒的学者之一。说来也巧，另外两位同时利用玉牒的著名学者吴秀良、杨启樵先生也都是主张合法继位说的学者。冯先生阅读了有关雍正帝的大部分资料，辨析具有歧义的史料，慎下结论。这种研究雍正继位问题的态度，受到读者赞许。冯先生探讨雍正改革问题，颠覆了人们对于雍正帝的印象。先生将雍正改革的成败放到所处的时代分析，进而阐述该时代既没落又允许某些发展的社会特征。《雍正传》不仅显示出高超的史料驾驭能力，更彰显了综合分析的史识。冯先生说他写《雍正传》是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为了从简、从俗，书名如此。但是，当把研究雍正帝的论文结集时，冯先生不改初衷，将其命名为《雍正帝及其时代》。据说，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曾想写雍正帝的历史，见到冯著，认为写得好，打消了原来的念头。

中国史学重视人物，正史即采用纪传体。研究历史人物最主要的依据就是传记，冯先生认为：“大量的人物传记，对于人们认识历史，认识自身和家史，尤其是快速接受历史知识的价值，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为了给清代人物的研究者、文学艺术创作家，以及寻觅先人历史资料的民众提供方便，先生写作了《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此书介绍清人传记史料书籍的作者、内容、文体、出版、收藏、利用情况以及有关的工具书，特别着眼于帮助于人们认识史料的用处和利用史料，成为全面寻找清人传记资料的工具书。

从史料学角度看，《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对于史料的认识更专门化，可以视为《清史史料学》的升级版。如冯先生认为人物传记的详细史料是日记，我们应该首先关注日记对于作者本人历史的史料意义。他提出清人日记的作者传记的作用，表现在日记中反映的日记作者的心理活动，家内人际关系，交友和人情世故，主要经历的某些细节，经济状况，政治见解等，有助于写出日记作者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又如关于清人尺牍的传记史料价值，冯先生首先介绍尺牍的由来、名称、程式、类型以及写作与出版，接着讨论清人尺牍的传记史料价值：尺牍作者的传记素材，收信人和信中人物的历史资料，社会历史资料。特别是为了深入探讨尺牍史料价值，先生利用《秋水轩尺牍》的资料，给其作者幕宾许思湄制作年谱，演示了如何制作年谱传记，如同手把手教人如何使用史料进行写作。

冯先生喜欢历史人物的写作，关注传统社会女性的命运。清代文坛领袖袁枚有三个才女妹妹袁机、袁杼、袁棠，先生写了《“少守三从太认真，读书误尽一生春”——袁机评传》《〈楼居小草〉的作者袁杼》《女诗人袁棠》三文，揭示她们的生活。如袁机，4岁的时候，袁父与高家给她定了亲。高子绎祖性情暴躁狠毒，高父感到若结亲对不住袁家，于是商量退亲。袁机认为女子只能从一而终，坚持不退亲，她25岁成亲。然而高绎祖却残酷地虐待袁机，她则逆来顺受。最终她父亲和高家打官司，判决离异，把袁机领回杭州老家。袁机的悲惨命运，是她本人接受三从四德教育造成的。冯先生揭示出清人的这一认识，将读者带入传主生活的时代，也给今人留下悠长的遐思。

冯先生的传记写作对象，除了皇帝、女性，还有名臣、文人，这些文章结集为《清代人物三十题》一书。该书《自序》指出：“人的历史的研究，首先要弄清个人、群体与社会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而后才能进一步明了史书中人物传记的社会作用。”先生擅长从历史人物看时代、看社会，书中的论述体现了这样的特色。如书中对于康雍乾诸帝的论述，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色与历史走向，也再现了这些皇帝的性格为人，形象鲜明。先生对于清代名臣的论述，也颇能将其放在君臣关系中讨论。清代的思想观念也是先生关注的课题，一组人物文章就显示出了这方面的特色，如论述傅山的史论与政论、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观念、吴汝伦的西医观等，皆提出了独到见解。先生对《红楼梦》有过深入研究，将雍正帝《悦心集》与曹雪芹《好了歌》的比较值得注意，对曹雪芹与《红楼梦》全面而凝练的概述，别出机杼。先生的人物研究涉及人物的文献学成就，如对黄卬《锡金识小录》、许思湄《秋水轩尺牍》、朱次琦所修谱的探讨，论述了族谱、年谱、方志诸种文献类型。清代处于中国传统社会晚期，女性的家庭关系、精神世界如何，先生都有所探讨。正是因为冯先生对于传记资料和传记写法的娴熟掌握，所写人物有个性，分析深刻，加之文笔流畅，从而雅俗共赏。他写的《雍正帝自称“汉子”——解读一条史料》，恐怕很多人看了题目就想阅读吧。

宗族史的不断开拓

宗族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所谓封建“四权”就包括“族权”。冯先生长期关注宗族问题，20世纪60年代就在报纸著文论述宗族祠堂与族权，那时的认识自然是批判为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学术界对于宗族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冯先生强调全面认识宗族，主持编写了《中国宗族社会》一书，是当时学术界新出的两部宗族史之一，有力推动了宗族史研究的开展。先生还推出《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一书，论述了宗族的阶段性变化，祠堂的祭祖、教化，族人的经济、政治生活，宗族的谱牒编纂。先生用自己长期的学术积累，高度概括了中国古代宗族的基本问题。日本的宗族史专家小林义广教授认为该书对于认识中国宗族很有帮助，译成日文发行。冯先生还提出了中国宗族社会研究的“变态型宗法社会”说，这些相关论文，都收入到他的《古代宗族与社会结构史》一书。

明清以来盛行修谱，虽然近代因社会动荡族谱多有损失，但留存至今的仍然数量庞大，究竟有多少，藏于何处？人们都说不清楚。冯先生很早就注意族谱的调研、整理工作，我读研究生时，他要我带领本科同学实习，调研京津图书馆的族谱收藏状况。先生又与我同国家档案局二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合作，编成《中国家谱综合目录》，这是大陆第一部全国性大型家谱目录，为研究者与寻根问祖者提供了方便。

冯先生阅读宗族文献，摘抄了大量资料卡片。还是在我读本科的时候，上先生开设的“清史专题研究”选修课，其中一讲是“清代宗族制度”，发的讲义就是一段一段的资料摘抄，想必是他从摘抄的大量资料卡片中选择的。21世纪国家纂修大型《清史》，冯先生应邀撰写其中的《宗族志》，编委会要求以资料长编为基础撰写，先生遂在已有资料基础上，组织学生补充不同地区的新资料，编成并出版了《清代宗族史料选辑》这部大型资料集，该书汇集了有清一代宗族史的基本史料，观照到不同地区的宗族活动情形，取材包括政书、史书、文集、方志、笔记、档案以及大量视觉史料，主要是民间的族谱（家谱、家乘、宗谱）。

冯先生对于清代宗族的深入研究，集中体现在他的《清代宗族史论》一书。先生从宗亲法及其指导思想、宗族特点、宗族载体、族谱4个方面，综论了清代宗族状况、宗族的社会属性及其演变，研究了族长制的特点、祖坟建设、祠祭墓祭、义产与助学、修纂族谱、政府与宗族的互动关系等问题。

研究宗族需要回答现实问题，宗族在现代社会究竟应处于什么位置，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冯先生思考着这些问题，《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社会转向》一书，是先生将清代宗族研究延续到当今的尝试。为了写好这部书，他带领学生到江西等地进行宗族调查，了解当今宗族的活动。冯先生应邀为一些族谱作序，回答热衷宗族事务人士的问题，也搜集新修族谱。冯先生在书中既讨论清代宗族的特点，“礼以义起”的宗法变革论，“养为先务”的睦族观和家族通财观，谱法中求实际与慕虚荣的矛盾观念；也探讨20世纪的宗族，涉及20世纪上半叶在式微中更生的家族、社会各界的家族观、家谱修纂和谱例改良，以及20世纪下半叶家族宗亲活动，还讨论20世纪最后20年的族谱编修、社会各界的家族观、现代社会的宗亲会。先生认为：“当今宗族有其对社会的适应性，能根据社会的变化和需要，改造其组织形式和活动内容。宗族正是有这种适应力，所以能够在变动中的社会生存下去，非但没有被改革的时代所淘汰，还能在消沉后复兴。”

20世纪中国宗族史的研究，冯先生是重要的开拓者。《近现代海内外宗族史研究》一书，反映了先生的系统性看法，先生对于近当代宗族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非常值得重视。为了研究近现代海内外宗族史、宗亲会史以及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先生利用在国外探亲的机会，深入华人社区，搜集有关华人活动的宗亲会刊物、海报、通知，进行观摩，将研治中国宗族通史延伸到海外华人之中。先生以北美和大洋洲为重点，叙述海外华人的现实状况，分析他们的发展途径，他们与祖国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他指出：“移民一面要融入主流社会，一面又要保持中华文化，而这两者要同时共存，无疑是矛盾的，难于把握的，移民处理好这组矛盾，就会前进，就会生活美满。期待着这个目标早日实现。”

打开社会史史料宝库

冯先生倡导社会史研究，首先面对的是社会史料的搜集利用问题。先生涉猎过多个断代史，明清史属于本行，大学时期最早的兴趣在隋唐史，撰写南开所编《中国古代史》负责汉代，撰写宗族史承担中古部分。治断代史多从正史入手，冯先生开展社会史研究，也是先从正史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冯先生从社会史的视野再次系统阅读正史，撰写读史札记，结集《古人社会生活琐谈》，后增订为《古人日常生活与社会风俗》一书，内容包括古人衣饰的规制与风尚，古人的婚姻家庭生活，人口的再生产、死亡、丧葬、迁徙和社会救济，社会结构中人们的群体生活，古人的文化娱乐等。冯先生还将研讨社会史的正史史料，写成《社会史研究与“二十五史”》一文，并全面介绍包括政书在内的社会史料，发表《略述中国古代社会史的史料》的文章。先生进而又以《关于建设中国社会史史料学的思考》为题，提出“社会史史料学”的概念。这是史料学新领域的探索，收入先生的《史料学研究》一书，先生在书中对于从《史》《汉》到当代的史书文献均有所涉猎，意在明了各种文献体裁的史料价值，尤其关注中国社会史史料和视觉史料。

《中国社会史概论》是冯先生撰写的教育部重点教材，书中大篇幅介绍了社会史史料。如何发现史料呢？先生提出：“新观念、新方向、新领域是打开社会史史料宝藏的钥匙。”这一指导性的看法，个人觉得真是至理名言。更新观念对于学者尤其重要，这可以使旧史料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冯先生倡导开展社会史研究，同时提出了清代社会史研究的设想，以清代人们的等级、宗族、家庭的社会群体生活，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习尚，人口流动与社会救济，戏曲、节日等娱乐生活，缠足、停丧等社会风气作为研究对象，关注诸种社会生活。先生与我合撰了《清人社会生活》一书，尝试将社会结构与生活融为一体的社会史写作。

冯先生也致力于社会史史料的发掘，清朝嘉庆朝刑科题本的整理最具代表性。先生写作研究生论文时，读到李文治先生《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的部分刑事档案资料，对它极具特色的史料价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2年问世的《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一书更引起其兴趣。冯先生决心开发嘉庆朝的刑科题本，1983—1987年间，他带领学生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实习，从32000余件嘉庆土地债务类刑科题本中抄录清代各种身份者的资料，成果拟题《清代社会生活及身份地位档案资料选编》。当时我们研究生也参加了抄录，实习的同学有人生病，先生从北京的弟弟家取来药和可口饭菜，关怀备至，同学都很感动。

冯先生利用搜集的刑科题本结合其他资料，探讨了清代的土地占有、阶级关系，发表了多篇论文。随着学术思想的转变与研究的深入，他利用刑科题本关注不同的人群，兴趣扩大到下层社会。2004年冯先生应邀为“萧公权学术讲座”作第二讲讲座（第一讲由何炳棣演讲），演讲题目为《乾嘉之际下层社会面貌——以嘉庆朝刑科题本档案史料为例》，探讨了小业主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与婚姻生育，宗族社会状态，流动人口，社会不稳定状态下人们的生活。他研究的这些问题，是以往研究刑科题本时很少涉及的。

冯先生《论“一史馆”土地债务类档案的史料价值》一文，也是经验之谈。他认为刑科题本的史料价值可以归纳为生产关系、社会等级、下层民众社会生活、清史研究的突破性、司法史五个方面，特别是其中的“下层民众社会生活史”资料价值，是指“土地买卖、典当、找赎、租佃和银钱借贷运行过程，雇工的生产劳动和生活，人们的宗族、家庭生活，移民的迁徙和创业过程，奴婢听受主人支配的生活”，他认为：“这些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不像达官贵人有较多的文字记录，赖有这类档案史料，使史家可以采集爬梳，去描述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和他们的历史。”这为我们利用“土地债务类”刑科题本提供了指导。

在冯先生的带领下，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将整理、利用刑科题本作为重要科研工作。先后出版了家骥兄与我分别主编的《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两种大型史料集，家骥还主编了《清代社会基层关系研究》一书，我则利用刑科题本开展研究日常生活史等工作。我们感谢先生慧眼识题本，为我们指引新的学术方向。

（作者：常建华，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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