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受德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影响，曾对兰克作了否定性的评价，后经苏联学者的进一步发挥，兰克被定格为反动派。马克思的兰克评语早在1945年即已通过苏联学者的论文译介到中国，但最初似无影响，至1960年代初借助各种译著的传布，始被中国史家所熟知，深刻影响了他们对兰克的认知。1958年开始中国史学界推行“兴无灭资”的史学革命，开展两条路线斗争。为了更好批判中外资产阶级史学，1960年代初大陆史学界密集译介兰克的资料，有些史家积极批判兰克，但所凭借的文献多为二手著作，很少有人直接阅读兰克作品。进入“文革”时代，兰克话题已然进入禁区。

关键词：新中国；兰克；马克思；反动派；瓦因施坦

众所周知，德国史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理论，借助欧美、日本各种史学方法论、史学史著作，曾间接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界产生深刻的影响。但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唯物史观主导史学界，兰克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老祖”，被视为反动派而加以清算。过去谈得较多的是兰克如何影响中国近代史学，却很少讨论他在新中国最初三十年的境遇；兰克作为考证学派史家的形象，过去研究较多，而对“反动派”兰克形象如何形成及其在中文世界的传布状况，今人多语焉不详。本文尝试回答兰克被定性为“反动派”的历史过程，及其形象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史学界接受的具体情形。

一

将兰克定格为反动派形象，最初虽不是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但他受同时代德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影响，对兰克只言片语的批判，借助马克思文本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尤其在社会主义国家被聚焦放大，深刻影响人们对兰克的认知。马克思评论兰克的一段文字，即1864年9月7日他在致恩格斯信中说的：

这个飞跃的深刻的小研究家兰克所谓精神的东西——游戏的轶事的整理、一切大事的微细和琐碎的溯源——对于国中这些青年人是严加限制的。他们只限于作“外表的东西”，至于精神当留给他们的主人……是一个生成的“历史”的“仆人”。

当时德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领袖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为兰克学生德尼格司（Wilhelm von Dönniges，1814—1872）的女儿决斗而死，马克思在给恩格斯信中提及兰克，也是他唯一一次点名说到这位史家。马克思显然对兰克无任何好感，讥讽兰克：他对待学生“要他们谨守‘客观的事物’，把精神让给他们的老师”（Sie sollten sich an das “Objektive” halten，und den Geist ihrem Meister überlasesn）。客观的事指史料搜集考证，而精神的事指历史意义的解释。在兰克一生等身的著作里——全集五十四册以及其他专书、书信、遗稿——几乎没有史料编辑与考证的作品。在研讨习作课里，他鼓励学生搜集考订以及出版档案汇编，如编辑《萨克森朝德意志编年史》，但他自己不参与。显然，兰克不是史料学家，他的历史研究要呈现每个时代的特殊精神，他不是要让史料自己讲话、藐视观点的史家。正好相反，兰克著作中的历史观点极为丰富且一致，融入在他的历史叙述中，他著作的表达方式与内容都透露着他的历史观点以及他所见到的历史特质与精神，而且那些观点更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原则——个体性（Individualität）原则。马克思揭露兰克最关心的是历史意义的解释，而不像他的门徒热衷于史料搜集为目的，他的批评极具深刻，一针见血，与后人通常将兰克定位在史料搜集考证者大相径庭。

马克思之所以如此评论兰克，实有所本，这与他终身的好友柯朋（Karl Friedrich Köppen，1808—1863）有关。1841年5月6日，柯朋在卢格（Arnold Ruge，1802—1880）主编的左派学术评论日刊《哈勒年报》（Hallische Jahrbücher）上发表《柏林的史学家们》（Die Berliner Historiker）一文，评介的三位史家之中，兰克是他主要的批评对象，占整个篇幅十二页的一半以上。该文刊出的第二年春，兰克致若谢尔（Wilhelm Roscher，1817—1894）信谓“在文艺市场中有年轻反动的人恶意中伤”，说明他读过这篇深刻批评他史学的文章，但他没有作任何回应。柯朋从极端民主以及工人阶级的角度，彰显兰克以描写大人物为主的史学特色，以及没有社会意识的缺陷，他似乎预见欧洲市民与工人兴起带来的社会巨变让兰克面临价值崩溃的冲击。

柯朋从兰克最自豪的史料学出发，批判他所追求的历史客观。他引述兰克在刚出版的《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导言”中所自豪宣称的：“我们看到时间来临了，我们新的历史不必靠同时代史家的作品……我们只要目击者的使节报告以及真正直接的数据。”柯朋泼这宣言一头冷水，简洁地说：“兰克所预见来临并欢欣迎接的时代，在中国人那里早就已经存在。他们几世纪以来，就拥有一套细微极致的档案历史。”不过，他认为这并不值得羡慕。柯朋直截了当地表示，兰克所追求的历史研究者退居幕后，“让史料讲话”，根本是客观的假象。历史写作者这样的态度，只是自居“跟鸟学舌的捕鸟人”，如同演皮影戏者，“借着刻画出的形象发声”，这其中没有任何真实性存在。兰克被众所称誉的叙事能力，柯朋顺势肯定，赞赏他有细腻描绘场景与人物的能力，但随即引用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嘲讽的话语将叙事能力的意义逆转。海涅曾评论兰克：“他是一位有美学才气的人，能雕出小小的历史人物，一个挨着一个，沾黏在一起。”柯朋藉此将兰克的才气等同于游戏技艺，并进一步从兰克的叙事策略中指出其历史解释的方式：

他太喜欢用一段轶事或小故事，从那里面发展，并联结起重大的事件……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他无法超越乖巧的标语、有趣的人际关系、友好的交会，进而提升成为概念。但乖巧的标语并不是必要的知识，有趣的人际关系也只停留在有趣为止。他的短小舞动的叙事有幼稚的风格，缺乏历史的尊严与姿态。

这正是马克思日后形容兰克史学所撷取借用的句子。

柯朋指出兰克所讲述的都是那些能出入宫廷（Hoffähige）的人物，诸如教皇、苏丹、王侯、将军、阁员、使节，并且以这些人物编织历史。凡是这些范围以外的事物都不属于历史。他问：人民在哪里？档案史料真的能呈现“德意志族人的历史”（die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吗？事实上，兰克一生都未正视社会大众，他的作品中诚如史家菲尔浩斯（Rudolf Vierhaus，1922—2011）所说，极少提及“社会”（Gesellschaft）这个词汇，偶尔使用时指的是高级知识阶层的聚集，完全没有经济的意涵以及群众生活的内容，更没有当成与国家对立的力量。“宫廷之间的权力斗争创造历史”，柯朋用这句话讥讽虔诚的兰克，说这就是他所谓引导人类历史发展的“上帝之手”。面对历史的发展，兰克被批评毫无哲学的观点，原因是他“盲信档案”(Faktengläubig)。柯朋尽情地批判：兰克没有解释历史的进步，没有学术的概念，他的作品“缺乏历史的尊严及姿态”。

柯朋的评论露骨地凸显了兰克史学的局限，同时也呼吁着历史学新的观点与方法，但这并没有撼动兰克在史学界如日中天的地位。兰克继续致力于《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的写作，相信在历史中见到的意义。《哈勒年报》在当年遭普鲁士政府查禁，转入地下。主编卢格流亡英国，期间正值英国史家巴克尔（Henry T. Buckle，1821-1862）以自然科学为榜样撰写人民生活及物质发展的《英国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in England）出版，他将此书译成德文出版，在序言中表示希望此书德译本在德国能掀起史学界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向权威兰克提出异议。以上德国左翼知识分子对兰克的批判，正是马克思批评兰克的时代语境。日后苏俄学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进一步发挥马克思的评语，将兰克塑造成彻头彻尾的反动派。中国学者借径苏俄学者的论著获悉马克思的兰克评语，遂转相引用，为新中国前三十年史学界认知兰克立下了基调。

二

19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胡适、傅斯年为首的“资产阶级史学”展开攻势，成为1950—70年代大陆史学界批判中外资产阶级史学的先声。1945年具有共产党背景的刊物《时代杂志》发表了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巴斯金（M. P. Baskin）《反动的德国历史学》，这是中文世界最早将兰克定性为反动派的一篇文献。德国法西斯灭亡，清除法西斯思想成为接踵而至的任务。巴斯金认为法西斯思想与德国历史学有内在联系，德国大学中的历史教授做了反动派的传声筒，反动历史学思想培养了数百万德国人的侵略精神。德国历史学的反动特点表现为：宣传侵略性的国家主义；把历史的进程或者看作是“绝对思想”的产物，或者是个别“历史人物”的创造；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神秘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以浮面描写代替历史事实的解释。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德国思想的反动和落后时，对德国历史学作出“从来不曾有过一个历史家”的判断。兰克是普鲁士历史学的奠基人，所以巴斯金着重加以批判：

兰葛是德国地主资本家的典型的伪自由主义的代表……兰葛诈称自己是“客观主义”的代表，口头上宣称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中立”地叙述事实。然而兰葛的“客观主义”和“中立性”只是它的外表，里面却隐藏着黩武的观念论和反动的辩护。兰葛认为历史是绝对精神的产物。由于精神的命令，社会上产生了思想，而思想的实现则是伟人的职务，他们是直接操纵事件的发展的……马克思尖刻地嘲笑兰葛的这种“客观主义”，并且批评它的“科学价值”。在一八六四年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写道：“江湖术士兰葛所认为‘精神’的事情——笑话的搜集，把重要事件附会到琐屑的小事情上去——对于乡村里出来的青年人是禁止的。他们一定要严守‘客观’而把精神寄托在自己的导师身上。”兰葛说历史是“精神”意志的表现，他否定了社会的经济史，否定了人民大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任何作用，否定了阶级斗争……他不过披了一件“中立学者”的外衣。这使得兰葛不但在“自由的”教授集团中，而且在公开的反动代表中得到好感……同时，兰葛企图用一切方法来否定其他民族的作用和它们的政治活动，虽然这是在隐蔽的方式之下进行的……兰葛以地主贵族的憎恶态度对待欧洲的革命运动。他是民主的公开敌人，劳动者的公开敌人……把历史归因于个别人物之活动的兰葛的一般理论概念之带着反民主性质是很明显的。

巴斯金此文意在揭露德国历史学的政治性格，与此前杨人楩《德国民族之侵略性》（开明书店1943年版）所作的探讨属于同类，但两者立场不同。没有资料显示巴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是否有影响，也没有证据说明《时代杂志》选译此文，意在影射中国正统派史学，然而兰克“反动派”形象在1950年代以后随着大陆学界从苏俄不断翻译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中得到强化，完全取代之前的科学派形象，成一种主流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