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人类在有“信史”的阶段中，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成了世界上任何国家或是地区的近代化过程。在经济上实现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近代化的标志，而如何实现工业化成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统治阶级所思考的重要问题，这种思考伴随着的是整个国家政治的顶层设计的变化，引导着整个国家的上层建筑变化或是经济基础改变，这种以一种变化带动另一种改变的方式，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不断发生。

由于当时进行这种改变的成本比较“低廉”，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个现代化“试错史”，然而这仅仅是1840年到2000年这一段时间的“低成本试错”，而如今科技变化如此之快，国家层面的试错——顶层设计的改变，已经让这种试错的成本变得不可被一个国家所承受，因此没有一个国家会让这种试错在本世纪的本国重现，而如何避免在本世纪中的现代化或是进一步现代化中试错呢？

马克思曾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

从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思想对待历史的认识是基于一种宏观的角度，是一种唯物的辩证的，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的所谓可知论正是对“人类史”的可知与人类出现后的“自然史”的可知，我们所谈的规律不过是在可知中发现的，而现代化就是如此。再看这两类“历史”，我们发现它们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于自然界，那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界的历史，其漫长的时间跨度和广阔的空间维度，并不是我一言可尽，故尚且在此不谈，但在之后的叙述里，“人类史”内容的叙述背景中是离不开它的。

在此正如马克思所言：“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

如此研究历史必然要透过表象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简而言之是个人或者群体的思想观念的体现。他们就像“艺术家”把历史史实进行“绘画”，古典主义者让历史史实变得神圣化，如同所述对象是众神的凡人化和众人的神圣化，特别是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上；浪漫主义者让历史史实变得充满人性，让“看客”感受到人性的光辉在历史中的“绽放”；现代主义者让一切历史史实表述变得多元化，一些“涂鸦作品”混入其中，让部分人觉得啼笑皆非。如此“绘画化的历史”难免让原有史实面目全非，让人陷入到“玫瑰陷阱”中去，而反感某种“意识形态”的人看到此种“历史”，则会觉得历史缺乏真实性和政治化趋势，直言历史不可信与“任人涂改”，厌恶与憎恨油然而生，反而让意识形态“艺术家”的行为适得其反。故从所谓的历史史实中所得出的“真相”，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意识形态”化的影响，其本身的客观性真实性就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难免再说其为真相。而我们要从所谓的史实中，“清除”涂在上面的层层颜料，看到历史的本质，而不是所谓的“真相”。

在历史中，工业化的先发国家的历史经验成了后发国家的参考“教科书”，后人所言的“符合国情，实事求是”的“建议”，在当时却是众人难以看到的“上帝视角”，大部分人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来一次“穿越“，对整个国家和地区的顶层设计进行绝对正确的建构。因此“生搬硬套”而进行的顶层设计在任何后发国家都是存在的，即国家层面的“试错”，在不知不觉中“错误”可能会变得更加“错误”，也可能会变成“正确”，在“正确”之后也会继续面临正确与错误的“试验”。

在充满迷雾与阴霾的近代化前夕的东亚，以原住民为主的国度，在所渲染的歌舞升平“盛世”中，对外来的事物的接受程度是不同的。对于日本这样的岛国，因有漫长的内部战争与对外部分开放与学习史，加之整个国家体制处于名为天皇实则幕府统治的地方分权天下共主的封建模式。而在部分地方势力已经长期接受西方影响长达数百年，外来的威胁与内部谋求变革的呼声，让日本接受西方的外来事物较快，迅速发生变革，在“试错”的道路上先“正确”后“错误”，并日后成为亚洲唯一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中国在当时绝大部分人的眼中，是一个古老而又神秘的帝国。中外交流贸易有着长达千年的历史，而在广袤的亚欧大陆的两端，诞生了古老的文明，欧洲的海洋文明与东亚的大陆文明在发展程度基本在同一水平上，双方有诸多相同之处。

而欧亚大陆的气候变化让中国与欧洲各国在文明与民族命运上同呼吸，如在“小冰河期”，大陆两端的文明在不同程度上会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文明发展曾一度受到中断的危机，而东亚农业文明是受季风气候影响较大，农业受自然灾害影响极大，独立的个体自然无法抗衡强大的自然，进而形成以村社为基础集体生产生活的合作模式，进而产生“水利灌溉建设”的集权式国家；欧洲农业文明受大西洋海风的影响，自然灾害较少，独立个人不需要联合成为村社集体也可以生产生活，但受北欧海盗的影响，商贸与殖民成了欧洲原住民发展本文明的模式。不论是我们熟知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圈，还是日后的大航海时代涌现出来的世界性帝国，都可以说是一种充满殖民主义色彩的传统文化蕴含于欧洲文明发展史中。

即使后来出现了中央集权式的国家，不过是封建社会的末路与近代社会的前夜，总体仍是殖民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商业发展方式。

我们与欧洲自诩为文明，总体上不过是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基础的民族“意识形态”说法，游牧民族的经济发展模式则为“野蛮”与“落后”，在仔细分析后，我们可以在文明发展的基础上看到中西的分歧，文明的包容性与对立性是并存的，但是文明的特殊性让包容性在中国无限扩大，让对立性在西方无限扩大。

而在西方步入工业时代之后，“文明”就是指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而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却成了“野蛮”和“落后”。中国便从一个文明古国变成了“野蛮”国度，“文明”一词在大部分的西方人眼中就不再是中国的修饰词了，除了部分汉学家还勉强认为中国曾经是文明国家，但他们也认为前近代化的中国不是文明国家，这种观念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和经济侵略，在中国社会蔓延开来。这个古老帝国的传统意识形态——儒家学说，如同这个帝国一样，变得腐朽不堪固步自封。

在清政府中央内部，传统的党争仍在继续，自诩为“清流”的帝国官僚仍然引用陈旧观念和古典文集中的言论来抵抗西方思想，而这种反对声音给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果，但对西方思想的从一种一无所知到一种初步了解并且产生一定反应，说明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尽管这个视野并不如后人所想的那么全面多样；而“清流”所反对的正是被后人称为“洋务派”，他们是以地方乡勇团练来平定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运动所兴起的地方汉族官僚集团，在清廷中央内部也有其支持者，而帝国实际的当权者仍局限于传统的统治思想——群臣于党争中而弱，不敢自决，故臣奏上请决之，故君主决断天下。对两派党争不断，弱化中央政府权威的潜在威胁置之不理，殊不知地方分权的趋势在不断加强，并且在几次对外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和多次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后，帝国中央的权威也伴随着帝国的实际统治者的去世而消散。但在当时，中央默许并有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地方进行披着近代化的外衣的封建统治的自救，也是传统文化在激烈的中西方碰撞中的面临挑战，帝国如同一个迟暮的老船长驾驶着一艘航行数百年的木船，在内外忧困中缓慢航行，向着近代化前进，即便是在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