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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历史学十大研究热点

2020年中国历史学十大研究热点来源:《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21)》  为反映中国历史学研究前沿,构建权威、科学、公正的历史学评价体系,引领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

研究性课题历史题目_关于历史的研究性课题_课题性历史研究的特点

为反映中国历史学研究前沿,构建权威、科学、公正的历史学评价体系,引领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自2020年开始推出年度报告《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旨在梳理研究进展、盘点研究热点、评选优秀论著。通过专家推荐、大数据采集、课题组筛选、问卷调查、专家审定等程序,我们评选出2020、2021年度中国历史学十大研究热点、五部优秀著作和十篇(组)优秀论文。现予陆续发布,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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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历史学十大研究热点

点评专家: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是认识和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的基本内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是中国历史客观事实的真实反映,也是从古代到近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整体框架的逻辑生成。“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是中国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动表述。清末“中华民族”概念被明确提出,很快获得了全民认同。抗战前后中华民族观念得以广泛普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规模民族调查与民族识别工作全面确立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构成,同时展开的汉民族形成、古代民族关系等问题的讨论,于学理层面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叙事。改革开放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自在走向自觉,而相关研究仍具有广阔空间,深入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过程及相关理论问题,是新时代赋予历史研究工作者的重大使命。

点评专家:李新伟(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指明了方向。经过百年发展,中国考古学在田野发掘技术、科技手段应用等方面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已经用丰富的考古资料,描绘出中华大地百万年人类起源、万年文化发展、5000多年文明形成和此后不断发展壮大的壮阔画卷;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成为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也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华文明有独特的形成和发展道路,孕育了独特的文化基因,自然需要自己的话语体系阐释。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需要从中国考古资料出发,从中华文化传统中汲取智慧,也需要借鉴世界文明研究的优秀成果。

点评专家:刘文明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近30年来,史学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回应催生了历史研究的“全球转向”。全球史研究由此兴起,并发展为全球性史学潮流。全球史学者倡导以关联、互动、整体等视角考察历史,这不仅有助于人们从历史维度更好地理解全球化进程,而且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不同于民族国家框架的新路径。全球史研究在不同文化和学科的影响下出现多元化实践,例如跨文化互动史、交互比较史、跨国史、新海洋史、物种交流史等,中国学者在阐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也加入这一行列,将中国放在全球范围内考察,打破传统学科界限,取得一系列全球史研究成果。中国特色全球史研究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点评专家:沈长云(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日益临近,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探寻中华民族和文明历史的发展规律,成为关乎时代发展的重要问题。中华文明有多久远、如何起源、怎样形成……近年来我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的新进展,给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答案。我国自距今1万年左右跨入农业社会以来,经历了文献记载的神农氏时代、炎帝及“五帝”时代,直到夏王朝的建立。这段将近6000年的历史,正是我国文明起源与初步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进步,由聚落形态体现的社会组织也更加复杂化,实现了多族邦的不平等联合,最终出现广域王权国家。这一历史过程,正印证了人类由平等社会到不平等社会、再到国家社会的发展进程,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推动了国际学界的人类文明起源研究,考古学、历史学和人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文明起源研究的大趋势,期待更多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加入讨论,将人类文明起源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点评专家:卜宪群(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制度是中华文明演进的标识性载体,是社会形态与社会阶段划分的重要标志,是历代王朝国家治理的根本所在。中华文明能够长期延续、不断前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各具特色、内涵丰富的制度体系发展演变,规范制约着国家治理的发展方向,不断创造出中华文明一个又一个高峰。反之,制度缺位、破坏与治理体系涣散,往往又是王朝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根本原因。因此,古往今来,制度史研究始终是史学家关注的重心。本年度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守正创新,成绩斐然,在传世制度文献与出土制度文献的整理上,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社会制度、军事制度上,都有非常深入的推进。史学研究总是与时代问题紧密相关,制度史研究也不例外。国家治理是当代中国的时代课题,将制度与治理相结合的研究也成为本年度特色。文明起源、国家结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官员管理、乡里控制、公文运行,都与该时期国家治理紧密相关。制度体系需要通过治理体系表现出来,治理体系是制度体系完善与否的检验,从治理实践上升为制度体系,从制度体系衍生出治理体系,体现出二者的辩证统一。可以预期这还将是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的未来方向。

点评专家:张国刚(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物质交换、文化交流、族群交融的重要通道。2020年,学者不仅广泛利用传统文献学、考古学、海洋考古的手段,还注意借鉴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对既有研究有所推进。本年度该热点的相关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论题:(1)通过考察丝绸之路沿线上东西方民族的交融,促使新部族的形成、发展并深刻影响后世,揭示丝绸之路对文化交流、族群交融的重要意义;(2)通过物质如丝绸、瓷器、白银、香料、种子等在丝绸之路上的流通,探讨东西方物质、经济交流的丰富样态;(3)综合利用传统文献、考古资料、现代遥感技术等,揭示丝绸之路形成的深层原因,还原古代丝绸之路沿线的社会生活图景。总之,既有老问题的新阐发,也有新问题的提出,使得丝绸之路研究成为本年度学术研究的热点和亮点。

点评专家:黄纯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海洋史可谓近年来研究热度上升最快的学术领域之一。2020年海洋史研究表现出如下特点:一是海洋史研究的关注度不断上升,海洋史议题的学术活动更为活跃,重要研究项目数量明显增加,学术成果更为丰富;二是水下考古取得重要进展,“南海Ⅰ号”等重要水下考古项目完成发掘并陆续发布成果,有力推动了造船史、技术史和交流史等领域的研究;三是海洋史研究领域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印度洋史、作物及货币等物质文明交流史等在全球史视野下得到更为深入的研究;四是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继续推进,有关中国海洋史的国内外档案文献、图像、碑刻、洋行资料等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五是历史上海疆治理研究受到重视,滨海地域的区域历史、滨海人群的生计特点和管理方式、南海海域和东海海域的经略等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新成果。2020年研究领域的深化和拓展推动了对传统中国和近代中国与海洋关系的认识,为海洋史研究奠定了新的基础,必将持续推进海洋史研究。

点评专家:余新忠(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

21世纪以来,医疗社会史研究有较快的发展;而一场席卷全球且蔓延日久的新冠肺炎大疫,使得疾病医疗的历史愈加受到社会和学界关注,成为2020年史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学界出版著作(包括译著)20余部,发表论文近百篇,达到一个新高潮。这些成果中有相当一部分直接与疫情相关,比如《中国抗疫简史》《希望与恐惧之间:一部关于疫苗和人类免疫的历史》等著作,《中国历代疫病应对的特征与内在逻辑探略》《14世纪西欧黑死病疫情防控中的知识、机制与社会》等论文。这些论著希望通过中外历史上瘟疫流行及其社会应对的探究,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当下疫情及其引发的种种现象。同时,医疗社会史也按照自身既有的研究节奏不断产生出一些新成果,特别是在生命史学、医学知识史、全球医疗史、社会文化史和医学人类学视野下的疾病医疗研究等方面,均有颇多亮点。

点评专家:黄正林(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史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领域。2020年的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在研究领域和视角方面,主要体现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从主要关注根据地重大政治事件、经济政策等转向较多关注根据地基层社会与民众生活,涉及根据地的合理负担、党群关系、日常生活等问题。第二,一些“老问题”如精兵简政、整风运动等,继续受到学者关注,并形成诸多新观点。第三,一些建立比较迟、规模比较小的根据地如河南、淮北、浙东、浙南等,也逐渐得到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为构建更为完整的抗日根据地研究体系发挥了积极有益的作用,同时也深化和拓宽了抗日根据地史研究。

点评专家:邢来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19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民族国家史一度在历史叙事中占据绝对支配地位。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面对各文明间相互交融以及各国间相互联系和影响的加深,史学家也与历史脉动共振,开始了历史研究的全球转向。其中,跨国史研究已逐渐成为我国世界史研究的热点之一,仅2020年,相关研究成果就达20余项。跨国史研究范式之所以受到青睐,主要在于它不是孤立地看待一个国家的历史,而是更注重不同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领域的联系、交往和互动。我国学界的相关成果除了涉及跨国移民、思想文化的跨国和洲际漂移等内容,也有明显基于中国视角的关怀,即关注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及周边国家之间的文明交往互鉴,以及“共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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