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民族史撰述的研究意义是多方面的，大致可以归纳成文本层面的历史编纂学的意义、史学层面的民族史研究的意义和政治层面的巩固多民族国家的意义三个方面。

（一）历史编纂学的意义

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而言，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有几个显著特点：第一，将民族历史纳入中国历史的记述之中。司马迁《史记》所做的6个少数民族史传，是将其纳入七十列传之中的；班固《汉书》出于整齐体例的需要，而将3篇民族史撰述置于列传之后。自此以后的历代正史，都承继了《汉书》的做法。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虽然记述的内容多寡不一，却都是将其作为中华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按地区记述少数民族历史。在汉族大一统政权下，正史的民族史撰述或者是记述一个地区的一些民族，或者是记述一个地区的主要民族而兼记其他民族。少数民族政权编修的正史，其民族史传也遵循了这一原则。从《史记》到《明史》，二十四史都保持了这样一个传统做法。第三，以记述少数民族政权为主，兼及其他相关史实。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有两类情况：一类是民族史与皇朝史二合一，如《魏书》、《周书》、《辽史》、《金史》和《元史》等；一类是记述汉民族建立的政权的历史，通过民族史传的形式来记述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两类情况的民族史撰述，都是以记述少数民族政权为主。换言之，民族政权的历史，是民族史撰述的核心，这是二十四史民族史撰述的重要特点。第四，民族史撰述，往往会涉及有关的中外关系。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中国就存在着一些跨境民族，民族史撰述在涉及到跨境民族时，虽然主要是记述境内民族，却也无法避免会涉及到境外相关民族的史事；又如一些战争或者重大活动，往往也会超越国境，而被载入我国历史当中；再有就是民族区域的对外交往，是中外交往的主导方面，自然也会被载入民族史当中。

二十四史民族史撰述的上述特点，在历史编纂学上的意义重大。一是表现在多民族史的编纂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而历史编纂也应该是多民族史的编纂。自从司马迁《史记》开创了“四裔传”的撰述，重视多民族史撰述成为二十四史的重要传统。而二十四史作为历代正史的特殊历史地位，对中国古代各种体裁的断代史或者通史（少数专门史除外）的历史撰述都有着重要影响，表现在这些历史撰述中就是都普遍地重视对民族史的记述。纵观中国古代的历史撰述，这种重视民族史撰述、将民族史撰述纳入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撰述当中的做法，已经成为史家们的一种历史自觉。同时，从多民族史编纂的内容来看，往往重视对历史上各民族政权历史的反映，尤其是重视反映汉族大一统政权下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中央政权之间的政治联系。

二是表现在对历代汉文民族专史编纂的影响上。二十四史民族史撰述，不仅影响到各类通史、断代史的历史撰述，而且对记述民族历史的汉文专史也有重要影响。在二十四史民族史撰述的影响下，我国历史上产生了一批按照某一区域或者某一民族记述的民族专史。从记述内容而言，它们深受二十四史民族史撰述的影响，都普遍重视记述民族的起源与兴衰史，重视记述民族或民族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风土、地理等的历史，以及域内和域外交往的历史；从记述方法而言，分区域、分民族、按政权的历史记述比较普遍，如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便是按政权对十六国的历史进行记述；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唐人樊绰的《蛮书》等，是关于西南民族的撰述，则属于区域民族史的记述。

三是表现在对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影响上。在中国史学特别是历代正史的发展过程中，不但重视记述民族史学，其编纂方法与记述内容对少数民族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是有重要影响的。如对维吾尔族史学的影响，在维吾尔史学发展史上，元代的廉惠山海牙和沙剌班是两位有着优秀史学素养的维族史学家，他们也分别是正史《金史》和《辽史》的执笔撰写人之一。如果没有对正史撰述的充分了解与史学知识的良好修养，要想承担一代正史撰述的任务，那是不可想象的。又如对蒙古族史学的影响，元朝编纂的《辽史》、《金史》和《宋史》，其主撰官便是蒙古族的脱脱，虽然他的这一任职与其民族出身和政治地位有着密切关系，但也不可否认他确有一定的史学修养，否则是无法肩负这一重任的。值得注意的是《蒙古秘史》一书的作者，有人认为初成书是蒙古贵族学者，也有人认为是元朝的畏兀儿（维族祖先）学者完成的，还有人认为是契丹学者耶律楚材撰写的，虽然存在争议，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该书是出自于少数民族史家之手。再如对藏族史学的影响，汉地记载西藏历史的最早正史是新旧《唐书》，此后历代正史（也包括其他汉文史籍）大多都有关于藏族历史的大量记载。由于新旧《唐书》的《吐蕃传》记述吐蕃历史翔实，对藏族史学的影响最为显著。据藏族学者根敦群培在其历史著作《白史》中所说，《吐蕃传》在元代时曾被藏族学者十分看重，并由译师姜主安宰和仁青扎巴国师译成藏文而被藏文史书大量引用。①藏族著名史籍像《青史》、《贤者喜宴》、《西藏王统记》和《新红史》等，都曾在思想内容与编纂方法上对历代正史“吐蕃——西藏”撰述作了汲取。

（二）民族史研究的意义

第一，二十四史民族史撰述是构建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的主体。在中国古代各类历史编纂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关于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述，同时还有不少反映少数民族历史的专史。由于二十四史是成系列、不间断的历代正史，它的民族史撰述，无论从撰述内容与思想，还是从撰述影响来讲，无疑都是构建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的主体，是我们今天认识和研究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史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历史材料。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之所以能成为构建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撰述的主体，是有其充分依据的。其一，它全面反映了中国古代各民族的历史。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虽然主要是以分区形式来编写的，却涵盖了中国历史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非常全面，没有遗漏。我们今天所谓除去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都能在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中找到他们先祖的历史。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对照今天的少数民族，二十四史民族史撰述中所反映的少数民族，有的已经在长期的民族激荡中消失了，有的虽然族名发生了变化，但却能在今天中国包括汉族在内的所有的56个民族中找到其血脉渊源。其二，它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各民族的产生、发展全过程。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综合起来看，就是一部中国各民族的产生、发展史，它详细记述了中国各民族的全部发展过程。在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中，我们看到了民族起源和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很多民族的起源并非是单一、直线的，而是融合、曲折的；民族的发展过程也是非常复杂的，有些民族消亡了，有些民族得到了新生，然而这种消亡只是被融合到其他民族当中了，汉族就是最广泛地融合了其他民族血液的一个民族。如果我们通读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便可据此把握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

第二，二十四史民族史撰述是反映民族关系史的重要史料。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所反映的民族关系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关系史，二是与域外国家关系史。这两个方面的内容，虽然并非都是民族史撰述当中反映出来的，二十四史当中的其他传记内容也有相当多的这方面内容，但是，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无疑是反映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的重要史料。从境内各民族关系史来讲，二十四史的“四裔传”详细记载了民族政权与中央政权交往的历史，这种交往的形式有战争冲突，也有和平往来，后者应该是主要方面。同时也有大量内容，反映了民族边区与内地的民间往来情况，包括人员、商贸、文化等等方面。此外，由于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是分区进行的，在一定区域内自然还存在着众多少数民族，因而还有民族区域内部的各民族相互交往的情况。由此来看，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所反映的中国境内各民族关系史，其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从与域外国家关系史来看，由于地理因素，民族区域与域外国家的关系更为密切，如古代丝绸之路，古代西域民族地区无疑是这条中外交往的重要通道，也是经由此通道与境外交往最密切的地方。那些与境内民族区域接壤的国家，相互间的交往自然也最为频繁。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其中就包含了大量关于区域民族与域外国家交往的情况，如西域与中亚西亚的交往、南越与东南亚的交往、吐蕃与南亚次大陆的交往等等，这些民族史撰述也就成为今天人们研究周边国家历史的重要史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