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著名历史学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河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近代中国文化、中国近代史、中国文明史、中国学术史、儒学等方面的研究。

晚明时期的中国已经置身于全球化的大潮之下，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等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在对英贸易顺差的刺激下，鸦片引发了近代中国的叠变，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1840年以来，中国人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探索，在迷茫与徘徊中，进行了抗争、学习、融合、改革与改良。外部列强势力犬牙交错、内部政治斗争拉锯不断、内外部战争频仍、洋务运动开启、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成长、民智渐开、工业发展……在各种驱动因素的叠加与聚合下，叠变继续。

然而，甲午之战的失败以及稍后列强强租胶州湾、广州湾等，深刻刺激了中国人，成为近代中国的转折点，罕见的奇耻大辱震撼了国人，谭嗣同诗曰：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沧溟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落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震撼之后则是怀疑、彷徨、困惑与愤怒，是民族精神的大觉醒，是叠变的加速：维新变法、新政、共和，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花了几百年所走的路，中国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死亡与新生撕扯着苦难深重的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至此也才真正展示出其优势与劣势，困境与顺境。这是中国历史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下，中华文明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近代中国该如何应对这种变局？中国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驱动力是什么？引发中国叠变的各种驱动力是什么，是如何交织与叠加在一起的，又是如何影响中国文明进程的？基于此，本书重新审视近代中国，探索内在的政治演变逻辑和社会发展规律，以期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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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者蒋廷黻在讨论林则徐、琦善与鸦片战争关系时有一段话发人深省。蒋廷黻说，琦善受命前往广东处理中英冲突时，确实没有准备在军事上与英国人决一雌雄，他大概知道两国在军事上的差距，知道诉诸战争的后果，审时度势，做了一个理性选择，拯救了国家，挽住了大清的一点儿脸面。

然而，琦善的理性选择却使他个人蒙受了巨大羞辱，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这是琦善的个人悲剧，更是近代中国的巨大失误。按照蒋廷黻的推理，假如不是琦善出面化解中英冲突，那么中国一定会按照林则徐设定的路径选择战争，中英必将有一次大战：战则必败，败则必速和。速和不仅可以使中国的损失大幅度减少，而且可以使中国提前至少二十年走向维新，进行政治改革。换言之，中国应该比日本提前三十年转身向西，走向世界，而且不会发生后来那么多政治、文化上的动荡与波折。

仔细想想，蒋廷黻的这个看法虽说残忍，但确实是对的。《南京条约》使中国损失不少，比如，割让香港，但对一个长期受人恭维的“中央帝国”来说，一千二百万元洋钱的赔款确实是“小菜一碟”。至于五口通商，不过就是在原先广州一口通商基础上再增加四个通商口岸而已，充其量不过是四个“经济特区”。清政府在经过短暂痛苦后很快就觉得庆幸，因为战争终究过去了，中国重回帝国老路，可以继续“天朝上国”的美梦了。

清政府确实没有大难临头的紧迫感，中国的知识精英除了林则徐、魏源等少数人，没有人注意到英国与先前那些“蛮夷”有什么不同。他们的普遍认识是，即便英国人与周边蛮夷不一样，那与过去两百年一直在东南沿海活动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应算同文同种吧？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被历史证明不过尔尔，那么英国又怎能让中华帝国心服口服？

鸦片战争表面上因鸦片而战，其实战争结束后鸦片贸易并没有被禁止。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最大的失败不在战场上，而是战争结局根本没有让中国改变一丝一毫。也就是说，中国国际贸易收支依然无法通过正常贸易实现平衡，鸦片依然是英国平衡对华贸易的重要手段。

战争结束了，和平重现了，但中国人没有弄清这场战争的意义，没有弄清英国人不惜发动战争的根本目的。中国没有利用这五个新通商口岸引进西方近代以来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创造，没有利用五口通商去培养中国市场，培养新兴产业，培养新的社会阶级和阶层。清政府上上下下在战争结束后依然浑浑噩噩，继续陶醉在中国文明的昔日光环之中。

导致中国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遇到了一个比较现代的工业社会。这是两个时代的差异，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只有时代不同。中国在那时唯一应该走的路，就是林则徐说的“睁眼看世界”，就是魏源说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然而为什么中国在挨打之后不长记性，继续陶醉在祖先的荣光中呢？

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失败是因为军事上不如人；政府不如人；人民，连带着整个士大夫阶层，都不如人。不论中国怎样拼命抵抗，都没有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学西方，就是改变自己。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中国不止一次遇到过鸦片战争这样危险的情形，但中国都没有像鸦片战争之后这样无所谓。按照胡适的研究，中国之所以在无数次危机中安然前行，是因为中国总能在被异族征服之后反超征服者，让征服者最终同化于中国文明之中。那么，这一次为什么不行了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时除林则徐、魏源等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弄清中国失败的根本所在，不相信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会轻易败在别人手里。中国文明原本具有的变革精神反而在失败后被遮蔽、被忽视，将失败视为偶然，不承认或者说根本没有意识到中西文明本质的差别，也就无法产生变革思想，甚至将鸦片战争之前所具有的那点变革思想予以废止，比如，龚自珍在战前所表达的变革主张。失败没有促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觉醒，反而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带进了更加保守的境地。

传统中国是“士农工商”结构的“四民社会”，在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中，真正引领社会进步的是士大夫阶层。士大夫阶层在很多时候引领社会往前走，但在文化问题上，士大夫阶层相对说来比较保守。他们在过去几千年对中国社会的巨大贡献，就是对文化变革持有一种近乎本能的适度保守。传统既是他们需要保护的精神，也是他们的资本。他们所知道的学问只是天下国家，离开了天下国家，他们就无所适从，不知所措。文化的动摇或不信任，对于士大夫阶层来说至关重大，他们根本没有想过从头开始，“尽弃其学而学焉”，像日本人后来那样，转身向西，用一种新学问取代旧学问。这是先驱者的悲剧，是中国文明的悲哀。中国文明自古以来强调与时俱进，生生不息，但到了运用关头，中国还是错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好机会。

士大夫阶层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已由勇于创新变得保守怕事，他们越来越顾忌自己的名誉、身份、地位，越来越担心清誉受到质疑和颠覆，因而他们当中即便有人意识到了时代趋势，也只是私下议论，不愿作为公共话题进行讨论，更没有勇气公开号召，倡行天下。比如林则徐，在与洋人交往中已相当清楚中国问题之所在，知道中国在军事上与西洋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所以他力主购买外国枪炮、轮船，安排专人收集、翻译西方资料。林则徐的这些思想和做法深刻影响了魏源，使魏源有机会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积极主张。林则徐、魏源的这些思想主张在二十年后深刻启发了日本，明治维新虽有很多原因，但林则徐的思想，魏源的《海国图志》起到了相当大的启发作用，已为研究者所定论。

林则徐有这样的觉悟和认识，但他在那个时代并不敢公开提倡，他所说的“睁眼看世界”模棱两可，含混不清。中国人从来都知道有个世界，而且知道这个世界远不如中国。林则徐的真实意思是睁眼看世界，终于知道了中国与世界存在巨大差距，但他就是不愿或不能直白说出来。他宁愿让那些主持清议的士大夫、言官在美梦中继续沉睡，让国家在迷梦中继续堕落，也不愿牺牲名誉与时俗抗争。

这种士大夫心态使中国坐失二十年的时间。

鸦片战争后，中国按理说应该很容易走上变革之路，知耻而后勇，奋发图强，学习西方，即便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层面，也不应该照着旧模样继续统治下去。然而在大清，这些不应该都变成了必然，中国此后坐失二十年光阴，直至下一次危机出现，直至经历下一次更大的失败，中国方才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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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后，我们觉得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是奇耻大辱，特别是《江宁条约》，以及第二年《虎门条约》所规范的一系列通商制度和交往原则，不仅使中国蒙受了巨大损失，而且极大侵犯了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是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不平等交往的开始。

根据《江宁条约》和《虎门条约》，鸦片战争全部后果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第一，赔款两千一百万元。第二，割香港。第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第四，规定条约载明的海关税则，不经两国同意不得修改。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协定关税”，是一种不平等。第五，英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更明白地说，就是在中国的英国人如果犯罪，不接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和制裁，只能交给英国法庭，由法庭按照英国法律量刑治罪，这也在后来被视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第六，在未来中英官方交往中取平等原则。这条规定的潜台词是英国不会接受中国三跪九叩礼俗的约束，这显然是指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时因礼仪争论而导致的不愉快。

对于这六条内容，战争打败了，愿赌服输，并不必怀疑。割让香港，也不是一百年后的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悲壮，因为香港究竟在哪里，朝廷中很多人并不知道。而且香港的商业价值和国防意义，也不像后来那样重要。鉴于那时的中国还处在开疆拓土的农耕时代，朝野无法接受的是历史逆转，是从开疆拓土转向了割地。痛心的要点是地，而不是香港或香山。

真正引起朝野巨大恐慌和不满的是五口通商。中国在广州一口通商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一口通商，是计划形态，比较可控。五口通商，扩大的不仅仅是规模，而且性质也随之改变了。五口通商了，外国人来华总量扩大，中外贸易交易量也大幅提升。从今天的观点看，这都是好事，但在当年大家并不这样认为。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农业社会，一直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现在突然来了那么多外国人，突然来了那么多洋货，不仅严重冲击中国的农业经济，而且外国人合法登陆了，居住了，与中国人交往合法化了，必然给中国带来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五个通商口岸的社会风气与内陆没有开放的地区形成巨大反差，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其实，从后世人的眼光看，不论时人还是后世人对五口通商的惋惜、抱憾、愤怒，可能都是不对的。鸦片战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中英之间，其实也是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贸易形成了巨大顺差。中国市场不发育，中国人的消费冲动几乎不存在，自给自足，看天吃饭，几乎没有任何购买力。这是农业社会的必然结果。

然而，英国人不这样看。作为岛国，英国本来就具有商业、贸易传统。经过工业革命，产能急剧增加，英国人的商业能力获得更大提升。英国人不相信市场不发育是一个永久难题，他们更愿意相信只要耐心开发，市场可以培育，消费习惯可以培养，消费能力可以提升。这是英国人坚持扩大通商的心理基础和依据。

从过往两百年的历史特别是最近几十年的历史看，英国人这些想法的可行性并不值得怀疑。中国改革开放后在很短时间内就培养了国民对外国物质文明的喜爱和消费习惯，中国人的消费能力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提升，中国政府只是在政策上做了一些变通，没有牺牲自己的利益，反而增加了收益。

当然，后世中国的经验，道光帝是不可能明白的，朝野容忍了五口通商，依然没有想到利用这个机会去改变旧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更没有想到产业创新、升级和转型。

中英之间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无力购买，更没有意愿购买英国的纺织工业品，那时和后来中国人的辩护理由都强调必须防止中国的手工业大规模破产。从道义上说这种主张没有什么错误，本土手工业大规模破产当然不是一件好事。问题是，当年不愿用洋货冲击国货，不愿用洋布替代土布，那么，今天放眼看去，土布安在？传统手工业者在哪儿还能找到？

在技术竞争层面，当新技术出现时，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或理由，都没有办法保护落后的技术，没有办法保护旧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正确的选择是果断采用新技术、新手段，甚至不惜让旧行业破产。主动破产是新生活的开始，是新时代的开启。

中国在鸦片战争后没有利用五口通商的机遇加大自身产业改造，没有创新，没有转型，只有固守。然而这种固守只能导致那一代或稍后一两代手工业者的生活更悲惨、更无助。假如中国在五口通商后痛下决心，转型升级、更新换代，用西方大机器生产替代传统手工业，或许只有一代人痛苦，但完全可以相信，中国一定能够跟上西方工业化的步伐，缓慢地从一个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

在工业社会之前，农业社会宁静安逸的生活确实具有很多优越性，尤其是我们在经历了急剧工业化、城市化之后，更容易对此产生共鸣。问题在于，工业化、城市化是任何后发展国家都无法迈过、绕开的一道坎。如果一个国家拒绝工业化，只是延缓这一天的到来，只是将痛苦往后拖，那么只会越积越重，最后导致积重难返。

五口通商原本是中国跨越时代的良机，但清政府以各种理由拒绝将这五个“经济特区”的局部经验向更大范围推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因此推迟了五十年。至于中国工业化起步，至少也人为耽搁了二十年。直至1860年中国再次败在西洋人手里，中国方才不得不踏上工业化的道路。

中国对工业化的恐惧从后来观点看当然是不能成立的，但从中国历史文化的立场说，似乎还有一层因素可以考虑。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全面工业化、城市化，当然没有人知道实际后果，谁能担负起因工业化而引发中国农业全面破产的责任？

确实，自从五口通商开始，中国农业、农村便处在逐渐萧条的状态，农民也面临全面被抛弃的境地。这是工业化带给任何国家的必然结果，没有一个国家能逃出这个定律。假如五口通商后，清政府由五口大幅度推动中国工业化，容忍中国工业的发生与发展，中国农业是否一定全面休克？

历史无法假设，清政府没有这样做，既没有保全传统农业，也没有适度发展自己的工业。朝野最留恋的，其实就是传统社会的宁静与安逸，是一种前工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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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二十年，中国没有抓住五口通商带来的机遇，没有下功夫引导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产业转型，将农业文明转轨到工业文明；也没有耐心去引导消费，培育市场，培养中国人新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中国在经历了战争短暂的痛苦后，很快重回宁静与安逸，重新享受农业文明的好处。

或许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惰性，或许是因为统治者无知、自私，中国没有从五口通商走向世界，反而以扩大通商引诱国人抱怨西洋人，以为五口通商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伤害。至于在五口居住、营业的外国人所享有的治外法权更是对中国的不尊重。

根据《江宁条约》《虎门条约》，所谓“治外法权”，就是在五口或中国内地，外国人一旦犯罪，不使用中国法律进行约束和制裁，而是交给英国法庭，运用英国法律量刑治罪。这个规定后来被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条约，以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司法主权的丧失。

这些愤怒从后世观点看当然可以理解，但实在说来，这种愤怒只是后来者的愤怒，并不代表当时人的心情。

相反，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中国人已经见过不少外国人了，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沿海、沿江，甚至在偏远乡村，外国人且是真正的西洋人并不少见，西洋人与中国人也并不总是处在冲突状态。只是，怎样管理这些在中国的西洋人，清政府似乎并没有想好，他们不是愿意让渡自己的司法权，而是不知道怎样运用这项权利。他们能想到的简单办法就是古代中国的羁縻政策和“以夷制夷”，让洋人自己管理自己，总比让中国人去管理更省心。

至于那个一直被后世中国人视为不平等的“协议关税”，其实与“治外法权”同等性质，是出于同一个原因，是清政府主动放弃了这些权利。

参与《江宁条约》《虎门条约》谈判的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并非等闲之辈，他们不仅有着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历，而且深知中国体制之弊与体制之优。他们还清楚鸦片战争之前广东地方政府与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发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希望英国人同意用一个具有包干性质的固定税率去反制地方政府、强势官员的胡作非为。于是他们想到了协议关税，这种方式最方便最省心，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无误地写在条约里，中外双方因此减少了冲突和争执，地方政府和官吏不论怎样强势，也没有办法额外加税。这虽是一个关税包干、财政包干的笨办法，但在这些制度设计者看来，一举数得，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不会因此减少，新税则的“值百抽五”在事实上比先前的税率略有提高。又因为有了这个数额、比例的制度约束，地方政府、强势官员无计可施，不能税上加税。

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屈辱或吃亏，但在当年，不论谈判者，还是朝廷，都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他们不愿彻底打开国门，介入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但他们也不愿意英国人在与中国人做生意时占尽便宜。当然，从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理论来看，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所取得的外交成绩是虚假的，是不足信的，牺牲了国家主权，贻害不少，他们争来了不当争不必争的东西，恰恰又放弃、牺牲了不应该放弃的权利和利益。只是历史主义地看待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外交，那时的中国毕竟刚刚开始被动地与近代国家打交道，而且是被打败之后不得已而打交道。经验、智慧、眼光，当然没有办法与一个成熟的国家去比较，甚至没有办法与几十年之后的中国相比。直至1882年，当中国帮助朝鲜与美国进行修好通商条约谈判时，方才有机会仔细检讨四十年前有关“协议关税”“治外法权”的利弊得失。

1882年2月14日，主持中国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与朝鲜《朝美通商修好条约》谈判代表金允植交换意见时，劝说朝鲜在与美国谈判时一定要注意通商条约的公平合理原则，既不能像朝日《江华岛条约》那样不定税则，丧失利益，且为各国所窃笑，也不能像中国几十年前那样用一个固定税则一劳永逸。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议立公平章程，如有未尽，就参照他国式样，约定修约时间。五年一改，或十年一改，总不至于将关税主权永久丧失。[6]这就是关税自主原则。中国在经历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方才弄明白，后人当然不应该因此去指责伊里布等人的失误或不察。这是时代的原因。

《江宁条约》《虎门条约》签订后，中国赢得了一个和平时期，只是中国没有利用这段时间去发展自己的近代工业，去开发自己的市场，中国依然在浑浑噩噩中度过。而且，还有一个不太好的趋向是，由于中英战争是以条约谈判的方式结束的，因而战争结束不久，美国、法国等也相继要求与清政府签订类似条约。由于此时朝廷并不认为“关税协定”“治外法权”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商业利益，反而认为是“天朝上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羁縻政策”的胜利，因而尽管也有人反对这样不战就将优惠的商业利益转让给美法等国，但清政府主流派依然我行我素，自鸣得意。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中英订约通商，战争远去了，“值百抽五”的税率让中国坐地收利，中国有什么理由拒绝美法两国呢，为什么一定要诉诸战争然后才同意议和呢？更何况，我们不将给英国人的贸易优惠让渡给美国人和法国人，我们有什么把握防止美国人、法国人冒充英国人来与中国人做生意呢？假如美国人、法国人都靠着英国人做生意，他们势必团结一致对付中国，那样的话，中国必将面对一个整齐划一的对手，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中国将贸易好处分赏给各国，各国必将感激中国，中国就有机会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维护自己的利益了。

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又因为中国那时对国际公法、国际贸易体制与规则并不理解，穆彰阿、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的建议与决策确实问题多多，中国也确实因他们先后签订的那些协议丧失了不少经济利益，丧失了一些主权甚至尊严。但是，应该肯定的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与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们的贡献和失误，其实都是那个大变动时代的一笔精神财富，值得珍视，不必总是以后见之明去指责他们媚外、卖国，而是因为时代，因为无知，因为我们中国那时还远远没有现代意识，远远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