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史是世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中世纪史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我们不能忘记前辈学者的筚路蓝缕之功。直至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中世纪史研究才真正发展起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以前“黑暗中世纪”这一认识误区的破除，世界中世纪史已成为我国史学界进步最为明显、成果最为丰厚的学术领域之一。由于其特殊的历史时段，中世纪史研究一度还成为我国比较史学特别是中外比较史学的重要策源地，引起学界普遍关注。

史学先贤筚路蓝缕

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西方世界碰撞的开始，也成为中国了解西方的标志性起点。至五四运动时期，国人就如何看待西方这一问题已历数轮争辩，对于西方的认知也逐渐丰富和深入。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陈衡哲的《西洋史》、高一涵的《欧洲政治思想史》等专著都有中世纪部分，涉及欧洲中世纪不同领域，记载了那个时代的学者对欧洲中世纪史的认识。此外，雷海宗、阎宗临等学者对中世纪史发表了颇有见地的观点。尽管如此，民国时期国内学者对中世纪史的认识和理解主要是基础性的，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极少，影响有限。直到20世纪中期，中国大学很少设置世界史，几乎没有专门的世界史研究机构。就中世纪史研究的大部分领域而言，当时基本上仍是有待耕耘的处女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研究进入新时期。我国仿行苏联教学计划，各大学都以世界史取代了西洋史。后来，陆续建立了国家级的世界历史研究所，以及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南亚研究所等。随着世界史研究机构和教学体系的设立，培养并聚集了一批世界史方面的专业人才，组成了规模性的专业队伍。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共4册）成为大学通用教科书，其中第2册为“中古部分”。为配合大学的世界通史教学，从1962年起，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其中，“中古部分”由郭守田担任主编。在外国史原始资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特殊的补益作用尤其值得重视。此外，世界史学者还参与了全国关于历史问题的大讨论，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过渡问题”“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问题”等。除上述学者和著作外，郭圣铭、齐思和、刘启戈、蒋相泽、戚国淦等学者在中世纪史研究和培养后学方面，都作出了杰出贡献，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中世纪史研究发展迅速

20世纪80年代，世界中世纪史研究日趋活跃，进入重要发展时期。八九十年代，欧洲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是国内中世纪史研究的热点，该问题由探寻近代西方为何率先崛起所激发。与该研究主题相关，中世纪晚期成为主要的受关注时段。人们在研究中倾注了自己的反思，也呼应了国际史学界70年代以来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大讨论，弥足珍贵。吴于廑、庞卓恒等学者开始重视传统社会中农牧业的经济结构差异与资本主义诞生之间的关系，探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一些专题性研究堪称精品佳作。例如，马克垚著《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朱寰主编《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等，就是这样的作品。在都铎王朝议会制度、英国中世纪城市、英国中世纪农村行政和法庭、英国与中国农民比较、教会史、拜占庭史、阿拉伯及伊斯兰世界等领域，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达到一定深度。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的中世纪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传统领域得到深化，一些薄弱领域得到加强，空白领域得以填补。随着相关研究日趋深入，研究风格也逐渐从基础性的宏观研究转向中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更加重视实证性研究方法，以研究方法、研究理论和理念的更新开拓为特点，呈现全面发展的强劲势头。

近年来，中世纪史研究领域日趋拓宽，研究时段逐渐延伸。人们寻求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角，使历史学研究更加贴近社会与生活。因此，一些新兴学科和新的研究方法走进我国史学界，经济社会史学科即为其中一例，研究成果频频涌现。在农民日常生活和消费水平、城镇化历程、贸易手段的变革、中世纪女性观念与婚姻家庭、中世纪宗教生活和信仰、疾病和医疗社会史等领域，相关研究日趋深入。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剖析社会生活，其中一些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一扫传统话题的老面孔，不仅研究领域空前拓宽，研究时段也得到合理延伸，引发出新的课题。例如，欧洲中世纪早期文明与罗马文明的关系研究、欧洲民族起源和民族大迁徙研究、对中世纪早期历史叙事文献的翻译和整理、对宗教文化转型的思考等，此其荦荦大者。近年来，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宽，中世纪史学者在日常生活史、乡村史、城市史、家庭史、妇女史、医疗史、教育史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成果。

由于受语言障碍束缚，英语地区以外的中世纪史研究以往大多是薄弱领域。进入21世纪以来，这些薄弱领域均有不同程度改善。例如，法国和德国中世纪史领域都有相关成果问世；东欧俄罗斯中世纪史研究亦有突破，关于俄罗斯文化、东欧和俄国农奴制等问题的探讨都有一些新成果；阿拉伯及伊斯兰问题研究进展明显，关于伊斯兰教的兴起、阿拉伯国家的建立与扩张、阿拉伯封建土地关系等问题均有一系列论述；朝鲜史、日本史是学者们密切关注的研究领域，关于日本律令时代身份等级制、日本近代社会转型等研究均有新意，推动了东亚中世纪史研究；拜占庭史研究继续得到加强。

同时，一些传统课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例如，社会转型和历史比较研究得到持续关注，而且更加注重分析社会转型内在因素和观念的作用。研究更加专题化，例如从某个特定方面讨论社会转型问题。法律政治史的探讨得到深化，并且出现研究重心下沉的现象，例如对村庄共同体和郡共同体的研究。农业史亦然，研究逐渐深化。文艺复兴研究取得新进展，刘明翰主编的《欧洲文艺复兴史》12卷反映了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关于西欧“封建主义”是否具有普遍意义的探讨，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进入21世纪后，讨论更为集中。众多学者将目光转向更加广阔的领域，分别从语义学、学术史和实证史学等方面论述了各自的观点。此外，还有大量译著问世，开阔了研究视野。例如，张绪山等学者翻译了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的《封建社会》一书，徐家玲等学者翻译了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汤普逊的《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此外，《中世纪文明》（徐家玲译）、《英国庄园生活：1150—1400年农民生活状况研究》（龙秀清、孙立田、赵文君译）、《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李玉成、李进译）和《中世纪的衰落：对十四和十五世纪法兰西、尼德兰的生活方式、思想及艺术的研究》（刘军等译），都为国内中世纪史研究提供了“他者”的研究视角。

需要继续努力

在充分肯定国内世界中世纪史研究成绩不菲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不足之处。现就需要改善和继续努力的几个方面，提出一点儿期待。

其一，要更加重视对于一手资料的使用和积累。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收集和整理了外国中世纪史档案资料，出现了使用原始卷宗进行研究的可喜现象。由于语言的原因，这对于中世纪史研究者而言具有相当难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仍处于奠基时期。

其二，尽快补足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短板和空缺。如果没有雄厚的中世纪史研究为基础，就很难有成功的世界近现代和当代史研究。无论对于周边国家的研究，还是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国内中世纪史研究的短缺现象依然相当严重。

其三，研究中存在碎片化现象，原创力度不足。一般看来，当下的研究成果比以前更规范、更专业。同时，也存在问题意识淡薄、就事论事、缺乏探索热情等现象，视野宽阔并具有指向性内在逻辑关系的作品更是少见。所谓原创性，一定是有内在系统的，独立地提出具有广泛影响的原创性概念和范畴。在这方面，当下很少有人做，也很少看到试图这样做的努力，这大概是国内中世纪史研究亟待补足的致命短板。

（作者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原理事长、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原副会长、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资深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