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在这一年中，抗日战争史的相关论著可谓汗牛充栋，涉及这场战争的各个方面。在有限的篇幅内，欲系统而具体地将上述研究完整综述，似乎是难以完成的任务。因此，兹仅就几个具有鲜明特点的方面略作回顾，虽挂一漏万，但或可供同侪进一步批评指正。

从国际史视角审视战时中国外交

抗日战争的胜利固然是中国人民苦苦奋斗的结果，作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局势和国际关系对于中国战事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从学理上讲，在全球史、跨国史、国际史风行的今天，战时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2020年，学界关于战时中外关系的讨论数量巨大，且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史色彩。

国际联盟对“九·一八”之后中日冲突的调停是近年来的热点，研究者在今年继续着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陈海懿延续了他对国联调查团的持续关注，运用多国史料分别对调查报告的初步草案、修正草案和最终文本三个步骤进行了还原，深入探讨了这个关键文件的形成过程。李珊《国联调查团来华期间调停中日冲突的尝试及其失败》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考察国联调查团在华的活动。通过对武向平《满铁与国联调查团研究》等新史料的运用，李珊认为国联调查团在华期间并非仅在调查中日矛盾，而是更倾向于解决中日冲突、阻止局势恶化，只是这样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

过去关于战时中国外交的讨论常常集中于中国与美、英、苏等大国的关系。今年研究者对此进行了调适。谭刚和马吟婷分别考察了战时中法关系的两个重要方面——滇越铁路的接收和法中军事合作。因为法国的早降，人们往往忽视其存在和活动，而事实上法国对于中国抗战仍具有一定影响。今天的荷兰已不复是一个地区强权，但二战时荷兰的殖民体系尚未崩溃，依然作为一个在东南亚具有极大话语权的国家存在。中荷关系显然是当时中外关系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严海建和侯中军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注到这个以往学界不太重视的国度，就中荷新约谈判与之前中荷波澜不断的交锋进行了探讨。

有的研究甚至体现出跨国史的意味。战时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之中，很多对象是国家之外的组织、机构和群体，教会便是其中之一。而传教士群体中，来自敌对国家的德意传教士，更是特殊。杨卫华和张乐两位研究者便从不同侧面对于国民政府关于德意传教士的管理和控制尝试讨论。前者的《抗战时期中国对德意传教士的控制政策与地方实践》历时性地梳理了国民政府的政策，后者则聚焦于1941年苏德战起至珍珠港事件之间数月的变动。

时至今日，大而化之的战时中外关系史讨论逐渐被学界所扬弃。研究者们在进一步将具体研究精细化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之上。另外，国际史的眼光和多国史料的互证，也成为研究的必要基础。

思考中共抗战的战略、战术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研究者们试着回到历史现场，设身处地地感受中共武装身处敌后的斗争形势和生存状态，对其战略和战术重新审视，做出更符合历史事实的解释。这样的取向在2020年体现得非常明显。

战略问题是研究者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相关的论文主要有吴敏超《新四军向苏北发展中的国共较量》、杨利文等《由线到面:抗战时期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连通》、郭宁《从中原到苏北：中共发展华中战略及其对山东的影响》、李雷波《皖东摩擦前新四军抗战战略的调整与演变》与《中共“发展华中”战略中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角色转换》。过去人们对于八路军在华北的战略展开颇为关注，沿着这样的思路，研究者对于新四军在华中如何打开局面也进行研究。事实上，新四军进入苏北的过程比想象的要复杂曲折，既有反复的计算谋划又有无数的机缘巧合，其产生的积极效果也值得高度关注。

中共武装的战术，以及和战术相关的技术，也是今年的热点。敌后根据地的对日作战，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不可笼统地要而论之。孙健伟《“黄金抗战”——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黄金斗争与运金延安》发现从根据地到后方的秘密通道，宋弘《“灭敌人耳目”：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打狗运动》探索根据地为了生存发动群众的一个典型案例，邹铖《全面抗战时期八路军作战原则探析》展现1942年之前中共在运动战和游击战之间的探索。技术方面，叶铭简析了中央军委参谋部门的职能和作用，齐小林系统梳理了八路军的弹药来源问题。

上述研究与其他与战时中共相关的研究共同构成了一幅丰富的图景，充分展示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前行的艰辛和不易——通过不断地尝试和调适，中共逐渐掌握全民族抗战的精髓，并有针对性地做出因应，符合历史更符合逻辑。

进一步讨论国民党军队的组织形态

2019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的八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第四卷“战时军队”首次较为系统地探究了国民党军队的组织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的结束，反而它激发研究者们更进一步地对相关问题开展讨论。

在2020年，研究者似乎对于国民党军的士兵相当关注，也贡献出较多深入的论述。隆鸿昊和于宁分别考察战时第九战区的士兵训练和战时初期南京的伤兵救护。郑发展再度审视了兵役这个久盛不衰的问题，并着重观察蒋介石的言论和行为。姜涛的《再造党军：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与青年军》，成功地重新诠释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该论文通过细密的复盘，揭示了蒋介石发动这场运动的真实目的不仅在于吸引青年学生，更在于再次打造一支由党团员组成的、带有浓厚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党军。

这样改变学界既往认知的研究还有不少。项浩男基于《黄体润日记》的考察，找到了一个国民党敌后抗战的实例，并试图展示其生存策略。国民政府的海军抗战是历来研究的缺失点，贺怀锴考察海军在长江流域的敌后游击战，强调其布雷作战对于日本海军的打击效果。蒋宝麟讨论了一·二八停战后的上海市保安队与八·一三战事的关系，指出该保安队的存在在相当意义上帮助张治中确定先发制人的战略。

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新意迭出的讨论，还有叶铭关于联络参谋和参谋视察制度、陈峥等关于桂南会战军民合作站、张燚明关于国防最高委员会“国际问题讨论会”、高翔关于战前兵工署对陆军兵工业的整理、姬凌辉关于战前国民政府军事卫生人员训练工作等多篇论文。这些研究相互映照、互为表里，共同完成着战时国民党军队组织形态的拼图。随着类似研究的不断出现，国民党军队的形象变得益发清晰而丰满。

观察在地方的抗战

吴敏超的《抗战变局中的华东》，可谓是2020年度最受欢迎的抗日战争史书籍之一。这本关于华东区域的抗战史著作，“地方光谱”是作者不断强调的关键词。过去的研究要么忽视地方，惯常于站在中央层面俯瞰各个地方；要么以地方为例，试图用地方的个案反映一个更加普遍的问题。吴敏超选择了第三条路线，即以平视的目光，观察在地方的抗战。

这样的眼光不仅是吴敏超的学术自觉，而且是学界同人不谋而合的共同体认。2020年，相当多的论著也立足于各个地方，挖掘其地方独有的抗战历史，展现这场战争的多歧互渗。沦陷前后的香港，各方势力汇聚，政治氛围波谲云诡，孙扬和游海华分别考察了这一孤岛上的国共组织建设与知名人士的大营救活动。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西南，其与中央的关系也相当微妙。刘宇复原了“云南王”龙云在战时反蒋拥共的转向，黄天华则解开了战争后期西南各实力派筹组“西南联防政府”的秘密。

有意思的是，研究者们不但将目光转移到地方，还倾向于将目光下沉到基层社会。在这里，区域常常可以小到一个专区乃至一个县。梁坤注意到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湖西地区国共关系的演变，强调某个特定时期双方的合作与配合。无独有偶，刘本森考察山东对崮山战役的始末，复原国共双方摒弃前嫌、携手杀敌、建立统一战线的史实。邓达宏发现了潮汕到广西的秘密物资通道“东兴汇路”，称其为抗战中的海上“滇缅公路”。刘岩岩将具有“小上海”之名的安徽界首作为对象，指出战争状态下特殊的地理位置、人口流动和物资集散对于城镇发展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