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们在中国学医。

新华社记者 王昊飞摄

汉学家拍摄宁波慈城孔庙的孔子像。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5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指出，要“支持和鼓励建立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

5月22日，世界中国学论坛东亚分论坛在韩国高丽大学拉开帷幕。来自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蒙古国等国家和地区的50多名专家学者以“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为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什么是中国学？它的研究领域有哪些？近年来中国学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海外中国学学者与中国之间有着怎样的互动和联系？针对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与资料整理。

从传统学术走向现当代研究

1814年12月11日，法国巴黎。这一天，法兰西学院正式开设汉学课程并设置汉学教授席位，雷慕莎成为法国第一位汉学教授。这便是中国学成为一门学科的正式起源，距今已有200年历史。而此前，研究中国的只是如马可·波罗这样的冒险家和利玛窦等传教士。

早期的中国学也称做汉学，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看来，这一英文为“Sinology”的表述强调的是西方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学、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汉学研究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

比如语言，雷慕莎在法兰西学院最初开设的就是有关中国的语言讲座，而他本人熟悉汉语和满语，擅长考据和翻译，并归纳总结出了一套适合法国人的教学语法；比如文学，雷慕莎的弟子儒莲不仅翻译有蒙学教材《三字经》《千字文》，还有《赵氏孤儿》《平山冷燕》《玉娇梨》等戏曲作品。

此外，在哲学领域，俄罗斯汉学家季塔连科的代表著作是《古代哲学家墨翟及其学派与学说》以及《墨翟及其学派对中国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在历史领域，费正清等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对中国数千年历史进行了细致研究，书内包含大量一手史料及图表、数据；在宗教领域，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酷爱禅宗文化，曾翻译《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和《菩提达摩禅法》等作品，并在中国寻找隐士，最终写成《空谷幽兰》。

据已故国学大师季羡林生前回忆，早期的汉学家能阅读中文，但往往不能说汉语。二战结束后，年轻的汉学家成群结队来到中国，从此，欧洲汉学家不会讲汉语的情况成为历史。

而在当下，“Sinology”一词正逐渐被“Chinese studies”所代替，中国学的研究领域超出了传统汉学中的文史哲部分，开始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纳入进来。“一带一路”“十三五”“新常态”，这些政治热词都成为海外学者进行中国学研究的切入点。

“从‘汉学’到‘中国学’，其转变关键，可谓有迹可循，也反映中国研究范式的转变。”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李焯然表示，海外对中国的研究，从传统的文史哲，到走出传统，延伸到现当代的研究，并以社会科学及多元学科的研究方法去探讨中国课题，反映中国研究的新趋势，凸显了人文学科面对时代变迁的挑战而迈向更多元的发展。

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2016年5月18日，《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而作者则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罗思义。面对世界经济这盘大棋，罗思义跳出中国人的习惯性思维，以外国人视角分析中国经济成就达成的各项因素，多角度对比分析中国经济与世界其他经济发展强国特别是美国的发展指数，解析中美经济之兴衰成败，全方位展示出中国经济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时代的未来走向。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表示，在当今研究中国的文章和书籍中，此书是少有的用详实的中美大数据对比，透视中国经济变革的规律与趋势，拥有独特的学术和社会价值。前瑞士苏黎世州银行北京首席代表刘志勤在读完此书后则感叹“罗思义先生或许比许多中国人自己更了解中国”。

这只是当下中国学学者研究产生的成果之一。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及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与中国有关的话题正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为什么中国会取得这样惊人的进步？未来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这些问题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兴趣，同时也成为中国学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话题。

例如2011年，美国资深外交家基辛格博士出版《论中国》，分析和梳理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传统，从围棋文化与孙子兵法中探寻中国人的战略思维模式，重新解读中国的过去和未来；2013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原主任傅高义发布新书《邓小平时代》，该书在完整回顾邓小平同志一生的同时，也全景式地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之路，剖析中美建交、试水改革、提出“一国两制”等大事件，回顾了当时中国发展的机遇、成果与挑战。

此外，还有像滨下武志的《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马西林的《我看中国：1949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等等，都是近几年中国学领域的重要著作，并具有一定的社会关注度。

除了学者个人研究成果的凸显，海外中国学的相关学术机构也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学的研究发展。例如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在巩固原有优势的基础上注重大数据研究，推进“中国地理信息系统”、“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等数字项目的建设；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则收藏有大量中国近现代的一手历史资料，近年来在完成整理后正逐渐对外公布。

中外交流日益活跃

2016年5月22日，在韩国高丽大学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坛东亚分论坛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表示，希望世界中国学研究进一步聚焦当代中国，加强对中国理念、中国道路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研究。

中国学，这本是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的领域，如今也受到了国内学者及相关机构的日益关注。许多中国学者开始走向国际舞台，与海外中国学学者一起探讨中国道路、中国理念的话题；同样，一些国内的政府部门及研究机构也开始参与组织论坛、研讨会等活动，将海外中国学者请进来，开展对话交流。

例如世界中国学论坛从2004年起已在上海成功举办六届，成为世界中国学专家们交流思想、碰撞智慧的重要平台。2015年，该论坛首次“走出去”，在美国纽约、亚特兰大两地举办美国分论坛。而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举办的世界汉学大会如今也已经历4届，成为沟通中国主流学术与海外汉学研究的重要论坛。

在这些国际性的场合，中外的研究者能够坐在一起，就与中国相关的议题进行讨论，有时就同一个话题表达各自的看法。

比如在世界中国学论坛东亚分论坛上，“经济新常态”成为讨论的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经历了增长速度的下行，中国经济逐步稳定，开始沿着结构优化、中高速增长、效益质量提升、环境友好、民生改善的健康之路稳步前行；韩国高丽大学亚细亚问题研究所所长、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李钟和在发言中指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挑战，并就中国经济保持增长提出了优化人力资源、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解决结构瓶颈等政策建议。

而在2014年的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上，因恰逢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原主任傅高义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分别作《邓小平与东西交流》和《邓小平与中美关系》的主题发言，展现中外学者从不同视角阐述对邓小平时期中美关系发展、东西方交流的见解和认识。

不仅如此，从2012年起，孔子学院总部设立“孔子新汉学计划”，鼓励并支持世界各国优秀青年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繁荣汉学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14所中方高校进入该合作计划，联合培养各国年轻汉学博士。而在文化部、社科院等联合举办的“青年汉学家”研修班中，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学者更是有机会到故宫看各种展览和藏品，到少林寺向僧人请教宗教与人生话题。

把真实的中国介绍出去

“中国人寻求别人的尊重，美国人寻求别人的皈依……美国倾向于将所有问题转化为规则问题，而中国倾向于将问题看作历史进程。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观念差异上的挑战。”在“世界秩序与中国角色——2015京城国际论坛”上，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发言中这样表示。

尽管有部分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时会对中国的情况进行歪曲解读，甚至有意讽刺、挖苦；不过对于多数海外汉学家或中国问题研究者来说，他们在研究中国时也不断熟悉了解中国，进而向本国人民介绍中国的情况。

比如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荣休教授马克林曾表示，半个世纪以来，他亲眼见证了中国的巨大发展和进步，对中国与西方之间存在的偏见与误解深有体会，很愿意把真实的中国介绍给西方，尤其是对中国有各种误解的人；傅高义则说，他认为汉学家基本的工作、基本的责任是让外国人能够了解中国。“我认为我们应该努力跟很多的学者一起向中国学习。”

这样的例子在实践中还有很多。例如4月18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森舸澜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分享他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研究，向当地学生介绍“无为”的理念，“中国有句古语叫做‘欲速则不达’，指的是当一个人过于急切地追求某个目标时，反而得不到想要的结果；有时，当成竹在胸不急不缓时，成功却反而会悄然而至。”

实际上，不少中国学学者不仅“知华”，而且“友华”。他们热爱中国文化，对抹黑和误解中国的行为都愿意站出来回应。2008年西藏发生“3·14”打砸抢烧事件时，德国媒体几乎每天都有对华负面报道。而德国汉学家南因果坚持在一个独立学者网站上发表学术性评论文章，结合自身在西藏的调研经历，指出西方媒体在涉藏问题上散布种种迷思与谬误。

“百年之后，财产的一半留给我的侄子侄女们，另一半我要捐献给中国政府机构，用于在巴西宣传中国。”出于对中国的热爱，巴西中国问题专家卡洛斯·塔瓦雷斯这样安排自己的“身后事”，他的亲华友华之心显而易见。

链接：汉学，或中国学，是指外国学者尤其是长期在学术圈占主流的欧美学者对与中国有关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的学科。近代以来，出于对外扩张殖民所需，或是纯粹地需要了解未知的世界，西方学者对原本陌生的国家或地区展开了广泛的研究，涉及文史哲、宗教、政治经济等，主要探索其与他国不同的特点，尤其是在民族性格、历史传统和深层文化方面的特点。比如日本学研究，早期由江户时代在长崎出岛的荷兰人开启；印度学，源自17—18世纪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与旅行者。在当下，以国别/地区加“学”的学科分类已较少，通常以“研究”来代替，如美国研究、拉美研究、欧洲研究等等，涉及的学科领域也不再包罗万象，重点是当代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以及部分历史内容。

本版制图：潘旭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