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的中心领域到底在哪里？

多中心就是无中心。任何工作都必须围绕一个中心开展。历史学研究也不例外。

胡适先生

胡适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胡适先生的这句话曾经被“引申”为：“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甚至有的人可能认为《二十四史》中的记载不一定是真的，那就别研究历史了。

反对研究历史的观点明显是不对。尽管《二十四史》中的记载不一定都真实，但是不能因此而不研究历史。

根据以上的分析，有的朋友可能会得出另一个观点，那就是既然《二十四史》中的记载不一定真实，那我们历史学研究的中心领域就应该是探析出历史真相。这个观点对吗？

笔者认为探析出历史真相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但不是全部，而且这项工作不是历史学研究的中心领域。

那历史学研究的中心领域到底是什么呢？

唐太宗有句话：“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讲：“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唐太宗与司马光的话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指出了历史学研究的中心领域：分析历史人物，总结历朝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其目标是服务当代社会，造福当代社会，惠及后世子孙。概括成四个字就是“以史为鉴”。

培根

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讲的：“读史使人明智。”培根的思想与唐太宗和司马光是相通的，东西方的智慧在读史的问题上是相通的。通在哪里？就是历史学研究的中心目的是“以史为鉴”。

一、严谨地探析历史真相的工作是历史学研究中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既然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为什么不是中心工作？

必不可少的工作不一定是中心工作。举个例子：在一个学校里有许多工作。校园消防工作、校园安全保卫工作、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工作都是非常重要、必不可少的工作。那么学校的中心工作是什么？必然是教学工作；其他工作要围绕搞好教学这一中心工作展开。

二、尽管二十四史中记载的内容不一定都是真的，但是史书中记载的内容并不都是假的，失真的记载或搞不清的记载只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有相当多的历史记载还是真实的，是不需要探析历史真相的。怎么讲？

第一，1.举个例子：公元1804年，拿破仑称帝；这是许多史书都记载的历史内容。这种历史内容还需要去探析历史真相吗？还需要花时间去考据吗？没必要。为什么？因为这是历史常识，如果这都要去考据，那是浪费时间。

2.再举个例子：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这也是许多史书都记载的历史内容。这需要去花时间探析一下真伪吗？没必要。因为这也是历史常识。

所以，尽管二十四史等史书中记载的不一定都是真的，但是其中许许多多的内容肯定是真的，是不需要花时间去考据的。这些史实直接用来分析历史就可以了。真正需要探析历史真相的内容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

第二，笔者是学法的，学过《中外法制史》。那么研究《中外法制史》的中心目的是什么？

自然是借鉴前人的法学智慧，活学活用，为今天国家的法治建设服务。考据工作尽管重要，但肯定不是《中外法制史》研究的中心工作。

1.举个例子：拿破仑制定了《法国民法典》，又称《拿破仑法典》。这个需要去探析历史真相吗？没必要。因为《拿破仑法典》的内容是完整的、公开的，至少没有失传。所以，今天的有些学者研究《拿破仑法典》，那也是看看其中有没有精华之处可以学习借鉴；这就是《中外法制史》研究领域的以史为鉴。

三、一个人要做到以史为鉴，是否首先要亲自花时间去做大量的考据工作？

笔者认为不一定。为什么？

弟一，术业有专攻。以史为鉴是一种理论结合实际的实践工作；做过大量考据工作的人，不见得就是擅长于实践工作。比如：胡适先生是读书人，是大学问家，对考据学也算深有研究；但是胡适先生不是曾国藩那样能够带兵打仗，又能领导洋务运动的读书人。

第二，实践出真知。许多能够以史为鉴的人，并没有做过考据工作。举个例子：唐太宗能够以史为鉴，开创贞观之治；但是唐太宗并没有亲自做过考据工作。唐太宗能够做到以史为鉴，与其丰富的阅历和经验以及个人的悟性有很大关系，许多政治和军事经验来自于实践的磨炼和家庭的熏陶。

一句话概括，历史学研究的中心目的在于以史为鉴、学以致用。严谨地探析历史真相的工作要围绕以史为鉴、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学以致用、服务和造福当代社会、惠及后世子孙展开。

所以，以史为鉴是历史学研究的中心工作；撰写史书，记录史实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考据工作是历史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后两项工作是围绕以史为鉴这一中心目的开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