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辨析

历史主义史学诞生以后，曾在19世纪独领风骚，使“历史学变成了研究人间事物的唯一方式”，变成了“唯一可以传授智慧的工具”。人们普遍地相信，“历史不仅是最切要的学问，它简直是唯一的学问，其他一切尽在其中。它是真正的记事史诗，是普遍的神圣经典。”[10](P525)古奇写就的名著《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书，为19世纪的历史学树立了一座丰碑。但对它的批评也一直不绝于耳。反对意见主要集中于“如实直书”能做到吗？历史具有独立于认识主体的客观性吗？历史真理就是认识符合事实吗？如此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曾促进了20世纪历史研究范式的转型和史学形态的转换。但站在21世纪的时代高度回首，这些批评有的存在过分否定的问题，有的属于发现了问题，但存在论证不充分的问题。如西方分析历史哲学和叙述历史哲学，从知识的建构论和叙述论出发，将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视为实在论，消除或否定历史客观性与历史真理性，仅从合理性的角度认知历史学，就属于过分否定的问题。20世纪的历史主义史学虽然已发现了19世纪历史主义史学把历史认识客体视为与历史认识主体隔绝的对立面是不对的，主张主体也参与了历史客观性的建构，但对于这一过程如何发生，其相互作用如何表现，则缺乏必要的论证。全面评价历史主义史学是一项内含多重目的的任务，作者在已发表的论著中对有些问题做过分析与评价，这里继续就以下问题进行讨论。③

需要再次对“如实直书”概念进行探讨。在兰克的史学观念中，没有比如实直书概念更受到人们推崇，也没有比它有过多误读的概念了。兰克的如实直书概念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一种批判考证史料的技巧，也是具有哲学认识论高度的史学方法论。兰克所秉持的历史主义之实质——“个体的就是普遍的”观点是有针对性的。它提请人们要和当时的理性主义历史观、进步历史观相区别。兰克反对用观念统摄事实，反对把历史看成观念的发展的体现，它针对的是理性史观和进步史观。我们也应当从历史观的高度来理解他的观点。“历史主义不只是一种理论而已。它包含有一整套人生哲学、一种科学观……与一种政治社会秩序观的独特的结合。”“它设定：‘总之，人没有本性；他所有的只是……历史。’”[10](P32)兰克的如实直书概念，是反对把抽象的观念笼罩在历史事实之上，但从不反对用观念思考历史。兰克重视历史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关系，重视历史学和哲学的同一性关系，重视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结合，这些都证明着他身体力行地倡导和运用辩证思维。他反对在历史研究中琐碎地、毫无原则地铺陈史料，提倡把握时代、国家、民族的大趋势、精神，一贯从大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着手研究历史。遗憾的是，人们没有从兰克的思维方式、研究范式看问题，而是径直地把如实直书概念理解为不需要理论、观念和价值判断了。为此，一些人给兰克学派戴上了客观主义史学、史料史学等不恰当的帽子。④

历史主义史学是有价值判断的。兰克的《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叙述的是1494年至1514年的一段历史，只有20年。主要由意大利自由的丧失、西班牙王国的建立、美洲大陆的发现、法国国内的政治对抗、德国宗教改革及新旧教的对抗等历史事实构成。由于现实感的介入，兰克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将他笔下的民族视为一个共同体来叙述。对于这种特意的价值选择，兰克曾声明这是因为他：“更喜欢翔实地描述那些在历史舞台上非常活跃或是居于最重要地位的民族、国家以及个人。……详尽地阐述他们，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把握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发展方向以及决定历史发展动机的那些思想观念。”[8](P108)所以，“不惜笔墨描述那些拥有纯正条顿或拉丁条顿民族血统的国家……除此而外的那些民族国家，将仅作为无关紧要的部分，只在必要时一笔带过。”[8](P107)显然，兰克是在一定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历史写作的。伊格尔斯曾中肯地评论道：“事实上，并非一切时代都同样地受到兰克的青睐……世界史对于它乃是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的历史和中欧与西欧的历史的同义词。”[14](P33)迈纳克也指出：“为了给他的世界历史取得一种自我包蕴的结构并赋予它以一种集体的个性，兰克就必须对远东的各个民族和文化置之不顾。”[1](P440)上述评论指出了兰克在书中贯穿了欧洲以及日耳曼民族至上论的价值观，贯彻了个性与集体的个性相结合的方法论，准确而深刻。兰克的《历史上的各个时代》讲述了一部世界史，它从古罗马帝国而不是从古希腊讲起，这也是兰克贯彻他的价值观所导致的。兰克曾说，他讲述这部世界史的目的，是为建立统一而强大的德意志帝国作思想准备，“如果我们完全沉浸到久远的年代和陌生的境遇之中，尽管那些境遇对于当代仍然会有影响抑或间接的影响，但我们却很可能远远偏离目标。”[6](P5)于是他提出，“整个以往的历史都汇入了罗马史，如同汇入了一条奔腾的历史长河。整个近代史是以罗马史为起点的。”[6](P13)西方史学界一般把古希腊史看作西方历史的源头，但兰克没有受到流行观点的束缚，他的现实感让他选择了从罗马帝国开始讲述西方历史。

历史主义史学方法论存在明显的矛盾：在理论观点上，明白无误地宣称如实直书，强调历史客观性，但在史学研究实践中，承认价值观的导向意义，发挥价值观的主观作用。对这一矛盾现象，我们需要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解答。历史主义史学诞生之前的欧洲史学，属于文学的一支，虚构、想象都被认作理所当然，人们对历史学的真实性心存疑虑。时代给当时历史学提出的任务，是如何在历史研究对象的层面上实现客观性、科学性。兰克通过运用考证方法确定历史事实的真伪解决了这一问题，确立了历史研究对象的科学性，从而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弄清楚这一点，对上述矛盾就可以理解了。在兰克所处的时代，理论上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历史研究对象的真实性、客观性问题，这让兰克在理论上，时时处处强调史料的真伪是史学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否则史学不能跻身科学之业，为此他竖起了如实直书的大旗。但这并不意味着兰克忽视价值观在史学研究中的渗入，兰克之所以没有对价值观的作用进行过多的解释，是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理论上没有提出这一任务。因此，他虽然强调了如实直书的方法论，但在史学研究实践中，却并不回避价值观的运用。作为一位将辩证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大师，兰克对哲学十分精通与厚爱，虽然他反对将哲学概念直接套用于历史，但极力倡导将哲学作为方法论运用于史学实践。历史主义史学反对是将历史概念化，而不是反对作为方法论的哲学。兰克下述的一系列主张，如：历史学家应对历史的普遍性保持应有的兴趣；对因果关系的相互作用给予必要的关注；对历史事件整体背景的进行积极探求等等方面，都显示出了兰克具有高度的哲学修养和价值判断。以至于兰克告白道：“我们作为历史学家的道路将为我们引向哲学问题。如果哲学是它应该成为的样子，而历史又是十分清楚和完备，那么两个学科将完全一致。”[9](P99)

同样精通和重视哲学的布克哈特亦强调：“伟大的哲学家解开了人类生活中重大的谜团。”“只有他们能纵观并驾驭每个个体与世界整体之间的关系，从而有能力为各个学科指出前进的方向和未来的景象”。[7](P206)由于有深厚的哲学素养，布克哈特在其《世界历史沉思录》中，特别强调了历史研究应当注重研究文化，从而提出了历史研究的题材是整体性的。他说，什么是文化？文化“包含了所有促进物质发展的因素，所有为了表达人们精神和道德生活而自发产生的东西，所有社会交际，所有技术发明，以及艺术、文学和科学”。[7](P25)“从广义上讲，而且相对于国家和宗教而言，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其外部表现形式就是社会。”[7](P51)在书中，布克哈特从国家、宗教和文化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着手，考察了这三者各自的功能和他们之间的六种相互作用。即：文化受国家制约；国家受文化制约；文化受宗教制约；宗教受文化制约；国家受宗教制约；宗教受国家制约。从布克哈特的研究中亦可看到，他对哲学方法论的重视与运用。

这里，顺带地我们对什么是历史主义，从史学研究范式的层面，似又可以多一层解释：历史主义就是哲学辩证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甚或可以简洁地说，历史主义就是历史辩证法，是哲学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及表现。

历史主义史学并非完全是实证的，它也有理论史学，这是将兰克史学称为实证史学的流行观点所忽视的。布克哈特曾指出：“在今天的世界，实用主义比以往更受重视，并且其范围也比以往更宽泛，这对历史研究也带来了好处。无论是以阐释的方式还是以叙述的方式与历史打交道，历史研究已经变得比以往有趣得多。”[7](P13)这段话里，布克哈特谈到历史研究有两大方式：阐释的方式和叙述的方式。他所说的“以阐释的方式”研究历史的做法即可归为理论史学。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历史主义理论史学的样板。该书从史论的角度研究大革命的起因、性质、结局、规律，反映了历史主义从历史事件中总结历史普遍性的做法，产生了广泛影响。书中的“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几种做法”等章节尤其精彩，阐述了历史的辩证运动性质。鉴于此，阿克顿曾中肯地评价了托克维尔的研究，指出关于法国大革命史更加深入的研究是从托克维尔开始的。这是对历史主义理论史学的认可和褒奖。

至于历史研究中存在的堆砌史料，翻晒古董，缺乏概括，缺乏理论，缺乏时代感的现象，确实是应该受到批评和切实加以改进的，但把这些弊端归结为兰克历史主义史学的必然属性，则有失公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卡尔的曾经所为就欠妥。在中国，把“如实直书”概念理解为只重视史料，不重视价值判断的观念也应作如是观。如把中国现代史学中一度出现的“史料即史学”的口号，归结为兰克史学的翻版等等，都犯了未能从本质上理解“如实直书”概念的错误。兰克似乎早有先见之明，预感到后世会对他产生误解，他在写出他的第一部著作时就曾交代说：“历史写作确实存在着这么一个崇高的理想：领悟那些可理解的、一致性的、多样性的史实。”“历史研究需要取得这样的进步。”但经过这样的肯定后，兰克依然提出疑问：“然而大量的史料就必然会带来历史研究的进步吗？”[8](P110)他特意提醒人们，在写作历史时，必须再度把握住鲜活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公平对待历史时代，公平评价历史行为、思想模式以及道德准则，理解历史上的民族国家与世界历史之间关系等所必不可少的。兰克将把握情感的重要性提到了与把握史料相等同的地位。“兰克毕生极重视收集史料，却未尝强调标榜史学就是史料学。”[15](P114)

在史学研究中犯有忽视理论概括错误的人，不属于兰克历史主义学派，而是“狭隘的归纳主义者。他们只求对事实进行记录、整理、分类，把科学规律的发现寄托在实例多次重复后所产生的归纳上”。[16](P242)他们不懂辩证法，不懂哲学，和历史主义史学有原则性的区别。从兰克的书中，我们随时可以见到，知识不是从经验中得出的，而是从理性的智慧和经验事实的观察互动中得出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公正地指出，后人在批评兰克史学如实直书的方法论时，低估了其实际取得的成绩。“实则这种对科学方法的理想确实使我们的先辈抛弃了某些偏见。……通过艰苦的史料考证，积累巨量确切、可信的资料。这使得西方的历史写作，与以前任何可能存在的史书相比，都具有新的深度、视野、范围和精确性。这种学术传统的任何继承人都不应该嘲笑我们前辈的信念。”[8](P359)麦克尼尔还说，历史主义研究范式的合理性至今并不过时，“当一个被告受到凶杀的指控而试图证明无辜时，他不需要‘后现代’理论家的技术，而需要一个过时的历史学家的技术”。[17](P62)

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为历史学成为科学奠定了初步然而是坚实的基础，它身上存在的局限，只应加以修正、补充、扬弃，而不应就此一概而论地加以否定。用“客观主义史学”界定兰克史学是不当的，定义为“实证主义史学”也有不妥之处，用“历史主义史学”称谓应是更好的选择。当然，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也存在局限，这将留在论述社会科学化史学研究范式的文章中进行分析。

在当今各种科学研究方法目不暇接的情势下，探究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这一“过去式”有何意义？意义在于：通过重温和阐释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而确立起来的方法论，加深对历史学科学性的理解，深化什么是历史知识本质的认知。历史学以什么样的方式、途径去探究科学、追求真理、表达意见，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做出了最初的规定。从事实出发研究、叙述、评论历史，并以客观性为准绳，以真理性为目标，以科学性为任务，是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为历史学奠定的学科基石。确切地理解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是认知、认同历史学的学科性与知识性的必要前提。

进入20世纪后，历史学的形态和研究范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历史主义史学及其研究范式的科学性在一定程度上已被超越，新的史学体系和新的研究范式不断涌现，但要认清历史学新发展与新变化的意义，其前提是追根溯源。如，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成就和意义如何？又如，将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等理论与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后，历史学诞生了社会科学化史学的新样式，而支撑它的科学研究范式是如何的？其创新性如何体现？创新意义如何理解？存在的局限性又是什么？要确切地弄清这些，就必须将其与历史主义史学及其研究范式进行比较。

20世纪后三十年，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对历史学的实证性、客观性、真理性的批驳，在某些方面动摇了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基础，“观念论”“叙述论”大有取代“反映论”之势，以致人们产生了历史学作为实证知识是否还有可能的疑问。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西方叙述历史哲学曾宣称的历史学就是文学的观点成了现实，历史学不再作为一门科学知识而存在，那将是人类科学事业的重大损失与缺陷。历史学是以人类以往经验事实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担负着鉴古知今的知识职责，如果它失去了往昔的科学地位，总结、利用、发展人类经验智慧的活动将无从谈起。

出于上述三个原因，从近代历史学产生之时的情势，对历史学作为科学确立起来的研究范式进行探讨是恰当的和必要的。历史客观性、历史真理、历史科学等这些概念，对于在历史学领域中久经征战的人来说，因为过去说得太多，现在对其可能已有冷漠之感；而对于新近进入历史科学园地的年轻人而言，又会因有隔离之感而不解其意。“温故而知新”是科学创新必不可少的机制之一。时下不是流行“做事要不忘初心”的说法吗？历史研究要做到不忘初心，需要回到19世纪那个使历史学成为科学的背景、时刻、途径、方式中来认知它，而这无非就是认知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