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90周年之际，本文尝试就近年来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转向与未来路径作出论述一、媒介生态史的转向二、口述史的转向三、城市史的转向四、未来可能的研究路径正文历史是记录时代最好的工具，就新闻史来说，新闻出现至今已有300年的时间，它是为了记载新闻发展的历程而存在的。工作的同时，也在不断创新研究思维，并致力于构筑具有中国本土化特点的新闻史研究范式”。的确，在反思传统的新闻事业史和革命史研究范式基础上，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大历史视角、本体性视角、互动式视角先后被应用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通史、断代史、个案史、地方新闻史、专门史、少数民族新闻史等成果层出不穷，可以说，中国新闻史研究已经日益走出“学术内卷化”的尴90周年之际，本文尝试就近年来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转向与未来路径作出论述。一、媒介生态史的转向媒介生态史的研究路径，源于媒介生态学研究框架的深入人心。“媒介生态学(Mediaecology)是指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探索和揭示人与媒介、社会、自然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媒介生态学综合分析了“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无疑，这样的研究路径，既有对媒介本身主体性地位的确认，可以帮助媒介摆脱政治史和革命史的附庸配角，又能够在互动中发现媒介生机勃勃的特征——它通过自身与外在环境之间关联、调整和平衡，达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

阳海洪的《媒介生态史观:关于建构中国新闻史主体性话语的方法论研究》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文献。作为基于媒介生态学为基本理论资源延伸出的新闻史学观念，作者将媒介生态系统归纳为以媒介为生命有机体，以地域环境为依托，以服务受众为旨归，以法律制度为经络，以资源流动为命脉，以媒介竞争为机制的人工生态系统。在这个意义上，新闻史的演进，其实就是构成媒介生态系统诸因素的任一方面发生变化，发生资源流动，冲破既有生态平衡，形成崭新媒介生态系统的过程。顺延这样的脉络，作者既对1949-1952中国新闻史进行了个案分析，也对中国新闻史进行了整体审视，出了许多创新性洞见，被称为是一种兼具“在地感”和“专业感”的研究。其中的“在地感”，就是必须“将媒介置于特定地域空间进行审视，揭示特定地域环境中与媒介关系密切，对媒介自身决策和运作产生直接影响的要素，在媒介与地域的互动中思考中国新闻媒介的独特发展历程”。章清的《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与李礼的《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转向的优秀成果。“历史研究的最高目标是追寻人的存在的意义。”无论是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学人，还是晚清报人，他们在历史流动中与社会变迁、政治参与、时代转型、媒体权力、读者动员、亚文化圈等一系列因素发生着互动，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职业、角色与位置。

媒介生态的中心关注点在于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种互动既包括信息、能量、资源的交流与共享，也包括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相互影响和相互建构。因此，媒介生态史的转向，实际上有着新闻社会史学的浓厚痕迹。自2009年李彬教授出版《中国新闻社会史》及陈昌凤教授等翻译《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美]迈克以来，社会学的转向就走进了新闻史的研究中，介生态史的研究进路，不但涵盖了社会学转向的要义，扩大了互动对象的考察范围，也注意到媒介各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之间的结构状兼顾到宏观与微观。二、口述史的转向在文字社会之前，一切历史都是口述史。但作为第一种类型的历口述史长期以来只是作为官方正史的一种有限补充，并没有引起史学界的足够重视。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全球“新史学”的兴盛，口述史才得以被重视。90年代末，眠等人的口述史专著出版，拉开了国内口述史研究的大幕。“口述历史的兴起，不仅标志着当代史学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社会、民间资料的发掘，出现了关注社会下层、‘自下而上看历史’的新视角，而且意味着历史学研究观念的转换和研究方法的更新，在新闻史领域，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口述历史工作坊、暨南大学南方传媒研究院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新闻爱好者》杂志的“对话学者”、《新闻春秋》杂志的“口述历史”、《新闻与写作》杂志的“人物声音”、《教育传媒研究》杂志的“口述历史专栏”等机构和栏目先后在此领域做出了较大贡献。

《老电视人口述历史》《战火染红青春岁月——人民日报口述史第一部(革命战争部分)》《广东传媒风云人物访谈录》《体媒人物:新中国体育新闻传播口述史》《南北交互:南方报业社长总编辑口》《西南少数民族口述传播史研究》《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口述史》《我的中国四十年:前CNN北京记者站站长吉米口述》《南都口述史》等内容先后出版或上线。不必讳言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口述史的转向有着某种“抢救历史”的意味，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在新闻史上占据特殊地位的人物离开人世，作为当事人或亲历者的口述史料也必然会随之消失，很可能相关的历史就无法再现。2010陈娜博士申请的《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助，成为第一个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中国新闻史口述历史项目。2012王润泽教授申请的《中国当代新闻界人物的口述史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新闻传播学类一般课题立项资助。这两项国家项目的立项，标志着口述史作为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学界认可和正式的国家承认。约翰托什指出，“口述史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

”通俗来说，口述历史能够生动地表现出个人或群体的历史意识和心理状态。无疑，口述历史的研究与当下火热的心态史研究又紧密地走到了一起。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口述史研究在新闻学界还处于零散自发状也缺乏科学有效的操作规范，这是下一步必须解决的重点问三、城市史的转向城市空间，为研究城市与传播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场域。在阿特休尔眼里，“没有都市中心，大众媒介不可能产生;同样，没有大众媒介，都市中心的发展恐怕也不会成功。”“传播意义的发端、延续、变异、断裂、新生、融合等等状态，都能从城市表征的现代性的发生、成长、变化的过程中得到体现”。事实上，考察中西方新闻史，城市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概念。不过，城市在过往的新闻史研究中并不是一个充分的支点，只是一个简单的地点。尽管自戈公振起，每一份中国报刊的创办都没有忽略地点的存在，但它们之间的关系总是被简单处理，地点也只是地点。这种简单，差不多是只重视时间，而忽视空间的后果。“在时间与空间的博弈中，时间长期居于支配地位，空间在历史进程中容易被忽视。空间蕴含着巨大的物质意义和社会意义，对空间的研究与开发是非常必要的。”(10)于是，作为重要场景的城市空间没有被写入历史，围绕城市“空间传播”的一系列命题没有被细致深入地探讨。

很多时候，“城市”被“民族”“国家”“时代”等宏大 主题遮蔽得严严实实， 我们无法搞清楚城市与传播的关系， 更无从 辨识不同城市与不同传播的关系。 近年来，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开始转向城市传播的研 这让城市与传播的共生同存关系被重新认识，并逐渐引起学界 的重视。黄旦的《“新报之事， 今日之事”:上海进入新媒体时间— —初期与上海研究之一》是一篇很有分量的研究。作者从“时间”的 小角度切入， 考察“申与报”和“报与申”的互相构成及其规则， 并展开了《申报》作为一种新媒体是如何影响上海这座城市的考察， 这是中国新闻史与城市史跨学科研究的创新。 汪苑菁的《报刊与城市现代性:以汉口和为中心的考察 (1864- 1916) 》与何秋红的《与南通城市现代化研究》是将城市与报刊关系 阐释得较为透彻的两篇博士论文。它们不约而同从特定报刊出发， 之间的彼此嵌入，相得益彰。巧合的 这两篇文章都来自于华中科技大学刘洁教授的指导。蔡斐、刘大明合作的《城市、报刊与现代性——以晚清重庆报业 (1897—1911) 为中心的观察》则是以城市与传播的关系为框架， 现代性为切口，来观察晚清重庆城市与报刊的互动。

他们研究发现， 当《渝报》《华西教会新闻》《广益丛报》《重庆日报》《重庆商会 公报》等报纸先后出现在重庆的城市时， 古老的空间遍布着新兴的媒 它们传递信息、展开对话、交换知识、构建网络、重塑时空、动员社会， 展开着对城市、民族和国家想象的宣讲， 监测和调控着城 市空间中人们的言行， 参与城市的运行， 即传播是空间的成因， 是空间的表征。传播是空间的过程，也重构着空间的形态。传播与城 市相互作用， 也相互构成。最后， 他们呼吁， 要让城市的风吹进新 闻史研究的窗。 四、未来可能的研究路径 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曾经直接批评历史学者有一种“根深蒂固 的心理障碍”——他们对新方法的使用不那么容易接受。他警告同行 如果历史学研究的材料和方法不能不断更新，历史研究如果仅 能生产一些“老牌传统产品”， 那么学科的前途就很堪忧。 (11) 中国新闻史学研究近年来有着广泛的新方法应用，相关研 究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从史学方法的应用趋势来看， 下一步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路径还将 可能涉及心态史学、影像史学和数据史学。 心态史学是法国年鉴学派一直推崇的研究方法， 这与以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的心理史学大为不同。

年鉴学派认为， “普通人 的生活和心态构成历史最一般的基础， 从这里才能把握到历史的总体 和本质， 才能对历史做出合理可信的解释”。 (12) 《蒙塔尤:1294- 1324 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的出版， 标志着心态史学的诞生， 作者勒华拉杜里运用了富里埃主教审判记录的资料来剖析了法国一个 小村庄村民心态， 这包括大男子主义文化、生活态度、婚姻观、儿童 观、死亡心态、宗教信仰、劳动态度和道德标准等。心态史学的兴 也给新闻史研究带来了一条可能路径，毕竟新闻事业是一项主 观性较强的活动。王润泽的《在服从宣传需要与尊重新闻规律之间— —中国当代记者心态史研究》已经开启了这方面的尝试， 作者在深入 访谈中国各媒体主流记者代表后， 从心态史的层面， 探索了中国当 代记者如何在“服从宣传工作需要”和“尊重新闻传播规律”两者间 协调立场， 消弭矛盾。当然， 以当下新闻活动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会 给心态史学的运用带来方便。其实， 应用日记、档案、书信、随笔、 诗歌、批注等史料还可以进一步回溯古代、近代等新闻活动与事件中 的群体或个体心态， 为历史活动寻找到心态依据和情感脉络。 影像史学的核心是影像。

“没有影像参与的历史写作是不完整的， 影像的缺席是一切历史叙述体系最致命的遗憾„„而毕竟， 影像最无 法隐瞒的直观性是再生动的文字叙述都难以企及的。” (13) 1988 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解析《马丁盖尔的归来》时，第一个提出了影像史学的概念。影像史学的兴起， 使历史学家重新审 视画作、照片和电影等影像资料所蕴含的历史价值， 也在史料学界掀 起了一场革命。韩丛耀主编的6 卷本《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史 (1840— 1949) 》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但是， “看见”历史， 不等于看 更不等于看透历史。从影像中研究历史目前还缺乏成熟的理论方法和操作原则， 影像史学还不得不与传统史学配合应用， 很难发挥 单独价值。另一方面， 海登怀特期待“影像能够成为书写史学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