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历史专业，从认识论的角度分享一些自己的思考，供诸位批驳指正。

总结版：

1、史观的重要性体现在它1）是历史研究的前提，2）区分“历史研究”与“与历史相关的活动”，3）形成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4）影响历史研究者的知识边界；

2、不存在正确的史观，只有各种“竞争性史观”，决定何种竞争性史观能够脱颖而出的标准是实用主义标准，即何种史观能够以最少的成本、最简洁的形式实现最多的目的。这使得某一方的主体性渗透于史观之中。

详细版：

一、史观的重要性：没有历史观就没有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是基于史料、利用各种研究方法力图澄清历史事实、还原历史发展的学问。区别历史研究与单纯的堆积史实的根本标准是，是否在问题意识驱动下运用史料去解决某些问题。

例如，编纂清实录是在汇总史实，需要根据时间顺序、事件发生先后的顺序或者某些体例规定，将所有的史料有次序、合逻辑的编排到一起；

而利用清实录进行的研究，例如《天朝的崩溃》、《叫魂》等，就是研究者在发生了问题意识之后，运用史料去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地思考，最终从史实中发现出某种命题或主张，这些主张又可以反过来在史实中得到验证。

为什么历史研究要有问题意识？因为研究本身需要目的。

无目的的阅读历史材料可以作为消遣娱乐，但无法称之为“研究”，否则就无法将“研究”和“消遣”等活动区分开来。

为什么要区分开人类的诸活动呢？

从事实层面而言，因为人的智能在运作之时，会有各种不同的设定和倾向，例如统一律、排中律等，这些不同的设定需要各种不同的材料。

将人类的诸活动准确地差异化，就使得理性的运作更加高效。一团浆糊一样地混杂在一起的概念，将造成大脑智能的崩溃。

例如，不区分黑、白、红等概念，在色彩识别这项认知活动上就会大为降低认知效率，因为每辨认一种色彩都需要重复“感知-识别-澄清-归类”等一系列程序，这是大脑的无谓消耗。

从价值层面来说，区分开人类的诸活动是我们的道德直觉所要求的。如果不将杀人和救人区分开来，那么我们对两种行为的评价将无法进行，造成道德困惑。

或许有些人不会因为不能进行价值评价而造成道德困惑（例如最严格意义上否认规范价值存在的实证主义者），因此区分各种活动的事实层面理由要强于价值层面理由。

区分开“研究”和其余所有活动的根本特征在于，研究具有目的性。

我们可以不用“研究”这个概念去描述我们现在称之为“研究”的活动，也可以将其称之为“探索”或者“发现”，这些概念共同具有的特征都在于人类进行此种活动时需要某种动因。

但并非所有带着目的的和史料有关的活动都是历史研究。

如果这种目的不是求知，而是为了完成某种规定或者为了让史料按照自己偏好的方式排列，那么也不能称其为历史研究，否则就无法将“研究”和“整理书架”区分开来。

“求知”也就是“想要知道”，“想要”的前提之一是“还没要到”，因此“求知”的前提之一是“不知”。

“不知”就会造成困惑，困惑随即生发出问题，问题又开始驱动着我们追寻回答。“问题意识”在整个过程中连接起了“不知”和“求知”。

讨论过问题意识的重要性之后，需要对问题意识本身进行思考：问题意识从何而来？

上面已经提到过一点，那就是“不知”所造成的困惑是问题意识最初的起源。但这并不完全。

因为我们不会对所有的不知都产生困惑：小农经济中的农民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瓜熟蒂落的现象，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农耕生活，因而终其一生不需要对万有引力产生困惑；

每时每刻几十光年之外的星系都在进行着十分复杂的天体运动，除了天体物理学家，现代人并不都会对这些运动产生困惑。

有的人会对万有引力现象产生困惑，有的人会对星辰运行产生困惑，正如有的历史研究是对政治制度的困惑，有的历史研究是对社会文化的困惑。

是什么让不同的人产生了不同的困惑？是每个人的生活经验与既有观念。

生活在内陆的小农不会困惑大海的风暴，无神论者不会困惑神恩如何普照世人。

在历史领域，就是研究者的知识边界和历史观念形成了不同的困惑。

一个只接触古希腊史料的学生不会困惑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士大夫的兴起；饱读四书五经的戴震不会对古阿兹特克帝国的灭亡产生困惑。

同样，认为历史正在走向终结的学者不会对终结之后的历史产生困惑；

认为历史仅仅只是一个不断于重复循环的圆圈的学者不会对历史发展产生困惑。

知识边界和很多因素有关，例如社会环境、所处时代、家庭背景、教育经历、个人兴趣等等，和本文无关，不再展开。

历史观念是一整套关于什么是历史、是否可能认识历史以及如何认识历史的信念和看法。

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史观，例如历史是不断循环还是不断前进、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主观建构），还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存。

如上面已经论证的，史观会影响我们的问题意识，如果某研究者秉持唯物史观，那么她就不会追问某几个英雄如何决定了历史的走向这种问题，而是去追问社会生产结构的变革如何催生出对某种制度改革的需要。

同时，史观也会对知识边界产生影响，因为如果史观是上帝创世论，那么研究者更多的精力会放在和创世论有关的材料上，更少放在进化论有关的领域内。

综上，不存在没有史观的历史研究，因为没有史观就不会有问题意识，没有问题意识的史料活动不是研究活动；没有史观就没有方法选择，方法选择来自于研究者的知识边界。

二、不是所有历史观都能指导历史研究

第一部分中论证了没有史观就没有历史研究，但这不意味着有了史观就有了历史研究。

不同史观会影响不同问题意识的生发，如果我们已经先入为主的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了，那么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和当下以及未来都不再相关，三者的关联就被切断了，那么历史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

如果认为历史只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关键之处在于如何解释历史，那么历史研究就成了诠释历史，不同诠释方法的选取取决于诠释者的个人偏好，研究活动和诠释活动也就无法分开，历史研究变得和文学创作无异。

可见，史观对于历史研究的存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接受何种史观也就对于何为历史有何关键的影响。

有的史观会直接取消历史研究的“研究”属性，将历史研究变成诠释学‘有的史观会模糊历史研究和当代研究的界限，把历史研究变成政治研究。

社会的多元化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化，有的人相信自然主义、有的人相信相对主义、有的人相信理性主义、有的人相信后现代主义。

不是所有的观念都可以指导历史研究。麻烦之处不仅在于不同的史观的问题不同、方法不同，还在于会有更多的别有用心的史观。

史观是关于历史的一系列观念，这些观念会对于人类其他观念产生影响。因此为了影响人的其他观念，许多政治观点、经济观点、社会观点、文化观点打着研究多元主义的旗号、伪装成历史观进入到历史研究领域。

这些伪史观都是带着答案找问题、找材料，为的是证明一系列非研究目的的主张。例如为纳粹屠杀犹太人辩护，主张是犹太财团导致魏玛德国财政崩溃，因此想尽办法证明犹太财团在魏玛德国的经济势力，含沙射影地得出犹太人对魏玛德国的崩溃负有责任的结论。

历史研究中需要对不同史观进行慎重甄别，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一种史观，因为不是所有史观都可以指导历史研究，很多史观会将历史研究引入歧途甚至毁灭历史研究。

考察史学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诸多史观之间是一种互相竞争的关系，你方唱罢我登场，有时会交替出现。史观的演变并不是一个线性进步的过程。

在其本身作为认知活动的意义上，最合理的史观应当是用尽可能少的概念和假设解释尽可能多的经验史实的史观。

这就否定了阴谋论史观，因为阴谋论虽然几乎能解释所有的史实，但它需要的假设太多、太强，以至于无法对其成立前提进行验证；

同时也否定了英雄主义史观，因为英雄主义史观虽然需要的概念（英雄的存在）和假设（时势造英雄）非常少，也能解释相当一部分史实，但并没有穷尽历史解释的边界，余下了更大部分的史实（例如人民的能动性和历史自身演变逻辑）未加解释。

但要注意，胜出的竞争性史观不一定是最合理的史观，决定何种史观胜出的标准是实用主义的，也就是何种史观能够以尽可能省约的（parsimonious）手段实现尽可能多的目的，这并不限定主体，也即无所谓实现的是研究者的目的还是当权者的目的。

那么这就存在一对张力：对于研究者而言，A史观是最合理史观，但是如果接受A史观，当权者较难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B史观最能以实用主义原则实现当权者的统治目的，但并不是最能提升研究者认知效率的史观。

此时就体现了史观内部的主体性：何种竞争性史观能够胜出取决于何者的主体性占了上风。在批判性学习各种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时要辨认出隐匿于史观内的是何种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