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后中国历史学研究从研究方法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整合研究大问题的时期、八九十年代分散研究小专题的时期及近年来的再整合研究。不同的历史时期基于时代特殊的背景与需求，学界研究的侧重点、研究方法及价值取向各有不同。以中国古代史的“五朵金花”研究为例，从学术史的角度回顾分析各个阶段的特点、成就与不足。在批判前行中审视当今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视角、新方法，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探索。

关键词：中国古代史；“五朵金花”；分散；整合

本文研究中的两个概念：一个是“中国古代史”，是从中国古代史入手、通过古代史研究中“五朵金花”的例子来看我国的整个历史学研究；再一个是“整合—分散—再整合”，谈的是史学研究的发展过程，希望通过这个过程的学术史回顾，来看我国历史学研究的过去、现状和发展趋势。鉴于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都是解放后形成的，所以就从解放后谈起，把解放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一、整合研究大问题的时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近代西学东渐以来，我国史学界流传着很多理论和方法，但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认识；解放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历史学研究的统一的理论和方法。为了对史学工作者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通过具体问题的研究过程来学习和熟悉马克思主义，很快在中国古代史学界整合成了五个大问题进行讨论，借用当时一部电影的名字，称为“五朵金花”：

古代史分期；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时间；

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出现的时间、标志和停滞的原因；

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皇帝）还是个人；

农民战争：历史发展的动力、统治阶级的反攻倒算和让步政策；

民族问题：汉民族的形成、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以及历代疆域。

这五个问题确实都是中国古代史上的大问题。前两个问题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提出来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为了搞清楚中国革命的性质，以确定革命的任务、对象和前途，需要搞清楚当时的中国处在什么样的历史阶段；搞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对中国以往的历史做一个系统的考察，看看中国几千年来走过了哪几个发展阶段，由此引发了著名的“社会史大论战”。论战围绕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过奴隶制社会等问题展开，提到了封建社会的形成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一开始就形成了肯定和否定的不同观点，越到后来越走极端。一派为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符合中国国情，就专讲中国与世界各民族历史进程的同一性，回避甚至否认中国历史的特殊性。郭沫若先生1929年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说，“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也是一样。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另一派则相反，夸大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似乎中国历史处处特殊，与世界其他民族没有相同的地方，譬如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甚至是封建社会先于奴隶社会。

本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两派的争论是认识过程中的必然现象。问题在于，一方有一个先入为主的理论大前提，并把实际的政治需要作为目的；另一方则被动地确立观点，把驳斥对方作为目的，结果双方都走上了极端，都难以接近历史的真实了。

解放后，我国史学界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批判，把当年的很多史学大师视为“白旗”，把当年论战中讲特殊性的一派定为“托派”；加之不加甄别地学习了当时苏联史学界的一些观点和方法，结果，不只是古代史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整个中国历史学的研究都走偏了，教条主义开始多了起来。

尽管有教条主义的问题，五六十年代参加“五朵金花”问题讨论的老一代都是“大腕”级的学者，与当年社会史论战不同，当年是外行论史，解放后是高手过招。深厚的国学功力加上理论的助力、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协同能力，使他们有条件做整合性的大问题；在这些大问题的讨论中开始打通朝代界限，挖掘历史事件的原因和联系，并且试图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尽管当时探寻规律主要是为了印证“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模式，毕竟是第一次从历史发展的整体上和根本上看问题，超越了此前的朴学的研究方法和认识水平。伴随着“五朵金花”讨论的深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体系也建立和成熟起来了。

老一代学者在讨论“五朵金花”问题的过程中还顺便考察了一些相关的学术问题。譬如商品经济问题，由于五六十年代发展国民经济的“以粮为纲”方针的推行，限制自由贸易，相应地也贬低和忽视了商品经济史的研究。老一代学者在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背景时，详细考察了各个历史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对于民生问题的研究，由于社会学人类学的取缔，社会史研究也衰落了。讨论农民起义原因的时候，同时也考察了各个历史时期农民的生存状况，尽管是从“民不聊生”的单一角度考察的，也是那个时期唯一的民生问题研究，而且整理出了很多重要资料。

二、分散研究小专题的时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到六十年代中期，“五朵金花”的讨论被学术批判打断了，接下来是文革十年的断档。文革结束以后，老一代学者怀着劫后余生的心情继续当年的讨论，1978年年底，金景芳先生率先在长春主持召开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进入80年代，李埏先生在烟台和昆明主持召开了两次中国封建国有土地制度史讨论会，成立了以漆侠先生为理事长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

与此同时，年轻一代的史学工作者也成长起来。他们的国学功力不及老一代，但思想解放，了解国际学术潮流。他们批评“五朵金花”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倾向，试图用新方法取代传统方法。由于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运动导致的历史学的病态繁荣，这个时期的年轻学者中非历史专业出身却有着浓厚“历史情结”的人很多，他们能够熟练地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譬如自然科学的信息论、控制论、计量史学等方法研究历史问题。不过，由于缺乏专门训练和史学功底，他们所关注的依然是原来的老问题，如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超稳定系统、永恒的资本主义萌芽等等，只是换个说法，用新名词解说老问题，没有提供新的认识，更没有提出新的研究题目。其学术贡献主要是冲破了思想藩篱，开阔了史学工作者的眼界。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我国历史学研究的一个明显趋向是侧重中国历史特点的探讨，当时称之为“反思”。如同当年社会史论战时候的外行论史一样，开始也主要是哲学、宗教方面的学者搞起来的，史学工作者参与者不多，讨论大都围绕“传统文化”问题进行，后来史学界讨论特殊性的声音才多了起来。如1937年出版的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的序言中所说，对一个研究者来说，他对于研究对象应该下功夫描绘与分析的是他“异”于其他事物的“这一个”，而不是大家共有的“那一些”。北京几位学者20年前组织编撰、迄今没有出版的《中国大通史》，也明确强调要弥补民主革命时期以来对中国历史“个性较少研究”的不足……都接触到了中国历史与其他民族历史的差异性问题。

还有两位史学界前辈在当时也表达了对“五朵金花”问题的新看法。一位是中国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先生，吴先生在1985年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对此问题作了集大成式的研究；但吴先生却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２期上撰文说：“在历史研究上，不要再提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了。与其说是资本主义萌芽，不如叫近代化萌芽，即市场经济的萌芽”。针对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的问题，吴先生还提出了“史无定法”之说，认为学习经济史的人不能只知道政治经济学，应该全面学习西方现代的经济学理论。再一位是宋史断代史的创始人邓广铭先生，邓先生参加过当年“五朵金花”中一些问题的讨论，在《文史知识》1994年８期上的一篇访谈录中，邓先生曾表示，对当年“史学界几代学者在所谓五朵金花的论战中浪费的时间、精力和才华深感惋惜和痛心。”两位老先生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已与五六十年代有所不同了。这个时期的讨论中主要讲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是对文革以前“求同”思维方式的纠正，是必要的。但正如文革以前的“求同”继续和扩大了当年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偏颇一样，这个时期讲特殊性也继续了当年社会史论战中另一派偏颇，矫枉有些过正了。结果是“破”的迅速，“立”的缓慢，譬如，否认了“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模式的普遍意义，却又提不出足以取代的新理论。

这个时期史学工作者的另一个失误是过于实用，与现实贴得过紧，给历史学加上了超负荷的使命，甚至直接探讨中国的改革方向和发展道路问题，把冷僻的历史学整成了可以面对公众演讲的广场艺术。最后，使命没有完成，也淡化和扭曲了学术。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家都冷静下来了，汲取教训，重新估价历史学的使命和价值，很多人回到了象牙塔，主动放弃对历史的整体关照和规律的探索，回避大问题尤其是理论问题，疏离主流意识形态，类似民国初年的“问题与主义”的转变，甚至提倡回归乾嘉时代，提倡“小历史”，专注“学院式”的研究，推崇专题型的专家。最近20年刊发的论著大都属于这一类，大学历史系的专业设置、研究生培养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这个回归虽然有些过头，方向和路子是符合历史学的学科规律的。但这样一来，却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历史学研究“碎片化”了。由于选题过于狭偏，忽略了整体，学问越做越深，也越做越小，甚至把史学论著写成了展示功力的绝活、供欣赏的艺术品。还有一些功力不及的学者，为了“创新”赶潮流，来不及细读大部头的正史典志，直接从碑刻、文书之类的“新资料”入手研究细小的问题，甚至用这类“新资料”来补充和矫正正史典志的记载。譬如，唐宋时期的传世文书大都是西北边远地区的，山高皇帝远，有些政令执行起来不如中原地区正规，灵活变通比较多；论者看到文书中有而正史典志上没有的内容，就认为是正史典志记载有脱漏，把灵活变通的非正规形式认定为正规制度。本末倒置了。

三、近年来的再整合趋势

所谓“碎片化”问题是近代史学界最早提出来的，原来的意思是相对于全球化的文化视野来说，所有民族的历史记载都是记忆的“碎片”；将这些“碎片”拼接起来，才能形成人类历史的整体认识。我们借用这个概念是想说明，目前大家都意识到了选题过于狭偏、忽略整体的问题，又开始追求整合研究了。作为第一步，是寻找新的大问题，有了大问题才能进行整合研究。

（一）老问题的重新审视

寻找大问题的时候，自然地想到了原来的老问题。最近，连续有文章重新评价“五朵金花”，针对有人曾经贬低当年的研究，主张“正视”其学术价值，甚至说其意义“不容抹杀”。很明显，论者有着纠正“碎片化”倾向、倡导大问题的整合研究的用意；只是受传统思维的限制，试图简单地回归传统，有些矫枉过正了，我们对此且不多说；正常的学术史研究、学术评价不能一概而论，具体到“五朵金花”，应该分三种情况看待：

一是论题有价值，相关认识也有意义，即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这个命题本身和讨论中所引申出的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古代中国疆域等问题的认识，无论从学术积累上看，还是就现实关怀而言，其价值和意义都应该是公认的。对此无须展开论证。

二是论题有价值，研究方法有偏差，即土地所有制形式和农民战争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的讨论，是为了搞清楚土地所有权属于封建国家（或皇帝）还是个人，在侯外庐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没有人注意过这个角度，这个问题的提出就是一个学术贡献。老一代学者在讨论中还敏锐地捕捉到了考察问题的两个重要视角——法权和事实，注重从法权观念的角度考察问题的学者站位比较高，发现中国古代没有西欧近代法权意义上的私有制，因此认定中国传统的所有制是国家（或皇帝）所有，失误在于以西欧近代的标准来直接比照中国古代了；注重从经济事实的角度考察问题的学者尽管理解问题比较简单，却意识到了中国古代所有制形式的特点，不赞同把西欧近代的所有制作为唯一的标准，认为中国古代的所有制主要表现个人私有制形式。当时双方都是从社会化大生产的角度着眼的，忽视了自然经济时代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化小生产的特点，如果从家庭经济史的角度作些补充，可以使问题的认识全面一些。我们可以试想：中国古代财产所有权不是所谓的国家（或皇帝）所有制，也不是近代西欧式的个人所有制，而是一种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诸子“共有”为实质内容的所有制形式；只有家庭的财产，没有个人的财产，才是我国古代所有制形式的基本特征。

再看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尽管现在和当年对农民战争的评价极为悬殊，我们都应该承认，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绕不开的大问题，作为一个学术命题是有价值的。在当年的讨论中，这也是发表成果最多的一个问题。讨论中的失误主要是肯定一切，凡是与官府作对的活动都认定为农民起义，都予以肯定的评价。这就失之偏颇了。古代的民间暴动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和形式，对其性质不能一概而论。譬如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习惯认为是贫富分化、阶级矛盾加民族矛盾引起的，起义平息不久曾任忠州（今重庆忠县）知州的王闢之曾分析说：“本朝王小波、李顺、王钧辈啸聚西蜀，盖朝廷初平孟氏，蜀之帑藏尽归京师，其后言利者争述功利，置博易务，禁私市，商贾不行，蜀民不足，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者附之益众。向使无加赋之苦，得良吏抚绥之，安有此乱？”显然，按照王闢之的解释，王小波所说的“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不是穷人与地主富豪“均”，而是川蜀地区和北宋中央“均”；不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矛盾，而是地方与中央的矛盾。川蜀地区历来有着特别突出的地方观念，北宋朝廷接连灭掉前蜀后蜀，尤其是过分搜刮强化了这种观念，他们便抱成一团，闹暴动闹独立了。所以，这是地方反抗中央的斗争，不能视为通常的农民起义，应该考虑是不是五代十国地方割据的余波。

三是论题本身欠妥当，研究方法也有失误，即古代史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这两个问题都以“五种生产方式”说为理论支撑，也有着相同的失误，即为了绕开当年“托派”观点的嫌疑，不敢再追问中国历史是不是与西欧一样要经过五个阶段，讨论是在大前提不明晰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的。

就资本主义萌芽的起始时间而言，当时就有唐代说、北宋说、南宋说、元代说、明中期说、明后期说和清初说，后来又有人提出汉代（或战国）萌芽说；就行业而言，有工商业中的萌芽、农业中的萌芽……这些不同的观点却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都肯定中国历史上“有”资本主义萌芽，只有如何“找”的问题。这是从经典作家理论中演绎推导的：西欧有过，中国也一定有。

后来通用的说法是“明朝后期江南丝织业中”最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也带有明显的移植结论的色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西欧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在中世纪后期出现的，我们也应该出现在封建社会后期；马克思说西欧的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出现在地中海沿岸，我们相应的位置便是江南沿海地区；马克思说西欧的资本主义萌芽最初出现在毛纺织业中，我国江南沿海地区没有毛纺织业，所以就在相似的丝织业中去寻找了。但这样做，恰恰违背了马克思的意愿。早在1877年，马克思为了澄清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误解，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就已经指出，该书的第24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生产出来的途径”，如果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论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污辱。”这封信后来收入《全集》第19卷，该卷中文版版权页写的时间是1963年12月，书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文革前夕，当年讨论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候很少有人读过这封信，在运用其中的理论时便像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把西欧的历史过程的“概述”与“历史哲学理论”混同，当作规律了。

不仅如此，把资本主义萌芽与古代史分期问题结合起来看，等于说是以汉或唐为连接点，奴隶制和资本主义萌芽衔接了。这样一来，等于否认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存在，连“五种生产方式”的演变顺序也弄乱了……其实，这都是理论方法的不当造成的混乱。

历史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与文物一样，应该以真假作为评判的唯一标准，不应该过分强调创新，旧的不一定不好。但是，简单地回归传统不是好办法，因为传统往往与“正统”相连，容易导致思维方式的僵化。我们应该吸取这方面的教训。

（二）老问题引发的新问题

实事求是地讲，“五朵金花”之类的老问题从内容、思路到方法都已经过时，已经成为学术史，不必再继续研究了。由此引发出的一些新问题，尽管半新半旧，没有形成“五朵金花”那样的热点，却是一种由分散走向整合的努力。这些半新半旧的问题介于“整合”与“碎片”之间，大小得当，克服了原来的单一思维，不再寻求历史规律，注重从具体问题入手观察社会的某个方面，尤其是基层社会，有利于历史问题认识的细化和深化。例如：

由“农民战争”引发的“农民史”研究，以及乡村社会史、家庭家族史研究，超出了受剥削受压迫到反抗起义的生存模式，全面考察古代乡村社会中农民的生存状况了；

由“民族问题”引发的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问题的讨论，综合运用恩格斯的《起源》、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和近年来西方流行的“酋邦理论”、“早期国家理论”，注意到了中国与西方的不同道路和特点；

由“唐宋变革”问题引发的“富民”社会研究，绕开地主阶级、农民阶级的框架模式，把“富民”作为乡村社会的主体，对宋代以来基层社会的运转模式做了有益的探索，并对整个中国古代的社会历史进程提出了新的认识；

由农学史引发的环境史研究，在对历史上环境变迁的考察中，把人与环境的关系作为重点。并且把环境史与灾荒史、社会保障问题结合起来，与现实生活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实现了对接；

还有“敦煌学”引发的地方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借助现代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和制版技术，整理和出版了很多大部头的资料丛书，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印刷之精美是以前难以想象的；

……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年的“五朵金花”都是受政治形势的需要和启示而产生的，都有现实关照的背景：古代史分期缘自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学习，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缘自“红学”批判，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缘自土地改革，农民战争研究缘自中国革命史，民族问题研究缘自当时少数民族自治区的设计；改革开放也是一场大革命，三四十年了，为何产生不了相应的历史研究题目？各级“社科规划项目”包括重大招标项目应该有整合大问题的用意，一直没能规划、整合出大问题，个中原因值得思考。

（三）新问题引发的新视角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历史学最大的进步和成绩之一，是新的研究方法的引进。尽管良莠不齐，毕竟打破了原来的思维定式，可以多方位多角度观察历史问题了；可以把所有的理论都作为方法来看待，而且任何一种理论和方法都不是唯一的，甚至没有第一，所有的都是“之一”，接近了“史无定法”的理想研究状态。

譬如，农民史的研究借助社会学的“三缘”理论，从血缘和地缘的角度考察农民的生存状况和观念，不再把阶级关系作为唯一的考察角度了。“富民”社会的研究借助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理论，用“阶层”的综合性标准即财富、权力和声望等因素划分乡村社会群体，比经济或政治的单一标准更接近历史实际。经济史的研究思路从财政经济史、政治经济史扩展到了社会经济史，内容更广泛，认识也深化细化了。还有灾荒史的研究，借助人类学的方法，把灾害的发生视为环境脆弱性与人类脆弱性相遭遇的结果，注重挖掘生态系统中的人为破坏因素，甚至做成了“灾害人类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史学工作者既要练国学的基本功，补实证史学的课，又要学习西方的史学理论，追求历史学的科学化模式化；同时还要超越这些，进行创新，所以显得有些手忙脚乱，使得一些新方法的运用比较粗糙，需要继续完善和改进。

一是跨学科研究中的问题，某些博士论文往往借用相邻学科的术语和框架，把某个朝代的相关史料“填充”进去。题目很新颖，却是一种结构现成、结论在先的先验式的研究方法，不是真正的新问题，而且违背史学研究规律，不应该提倡。

二是与国际史学接轨中的问题，某些“海归”学者一直在引用西方的理论和研究范式，譬如制度经济学、结构功能论、后现代主义以及加州学派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理论和方法都属于“舶来品”，有其产生和使用的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不能简单地“移植”；加之属于另一种学术话语体系，引用过程中经常出现“误读”，有时候连论者自己都不得要领，譬如美国学者施坚雅的古代市场系统与区域系统理论，体系很庞大，国内有些学者没有仔细研究，甚至未见原书，仅仅依据别人的转述介绍，就以“六边形”、“切蛋糕”六个字来概括，把问题简单化了，理解也走样了。所以，能不能在引用西方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中整合出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课题，尚需观察，因为引进容易，消化吸收难，以往的成功例子并不多见。

三是小题目大书，某些活动能力强的学者借助各种资源拉来课题经费，组织梯队分头捉刀，再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把原来的一般问题做大做通，甚至做成多卷本的丛书。量大了，从内容看仍然是小题目、小专题，犹如一勺咖啡，冲一杯正合适，却冲了一大桶，不仅是对人力财力的浪费，也是对研究题目的糟蹋。

四、结语

尽管大家都意识到，中国古代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处在“碎片化”的瓶颈状态，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找到大问题新问题，进行整合研究是很困难的。除了市场经济大环境和学术评价体系的干扰，历史学还有其自身的两个特殊原因。

一是史学研究接近极致状态，已达学者的智力极限。历史学是古老的传统学科，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经过多少代人的研究，能想到的题目都想到了，能做的题目都反复做过了；按照我们现有的知识结构和认识能力，很难再找到大的“空白”，有突破性的进展。

二是现在是个没有权威的时代，有的想自己树帜，有的埋头做自己的题目，都不愿跟进别人。当年历史学的各个领域都有几个公认的学术权威，他们的著作人人都读，他们提出的问题大家都关心，他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往往是指导性的结论性的意见。现在这种学术权威已经不存在了。当年的学术权威所在的单位能薪尽火传、扛住红旗不倒就不错了，很难再树新的旗帜；即使有人提出新思路新问题，想树帜挑头，响应者也很少，顶多是同学和学生捧捧场，热不起来，也深不下去。

（本文是在“2014年全国高校人文社科期刊编辑业务培训暨学术发展前沿报告会”上的讲座提纲，略有补充，发表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