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秦人的族属和文化来源，学界历来有“西来说”和“东来说”两种不同的意见。正如王子今指出，认为秦人起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但是后来其主要部分曾迁徙到西部，活动于华夏文明圈西界的说法，可能是有道理的。在西部长期艰苦的生存斗争，使得他们逐渐接受了原本生活在西部甘肃青海一带，与中原华夏部族渊源不同的那些部族的文化影响，秦人本身的文化特质于是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王子今：《细说秦始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所谓“那些部族”，应该是《史记·秦本纪》提到的“戎”“戎人”“西戎”。正源于此，“秦杂戎翟之俗”，被“诸夏”“比于戎翟”（《史记·六国年表》），甚至在“秦人”的自我体认中，随着场景变化产生时而自称“中国”，时而自称“戎夷”，时而自认“非蛮非夏”的不同情况。其实，与戎人有密切关系的秦人，也因与周人的密切关系而越来越趋向中原文明，这表现在多个方面。

农耕文明水准的提升。《史记·秦本纪》给我们留下了秦人善于“调驯鸟兽”“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的记载。而周人较早在关中地区从事农耕经营，其先祖后稷即“好种树麻、菽”“好耕农”，就是到了“在戎狄之间”的公刘时代，周人仍“务耕种”（《史记·周本纪》），由此形成了“好稼穑”“殖五谷”（《史记·货殖列传》）及“务本业”（《汉书·地理志下》）的生业传统。周王室东迁后，到秦文公时，秦人东越陇山，进入关中西部地区，所谓“至汧渭之会”，并有“伐戎”和“收周余民有之”（《史记·秦本纪》）的重要举措。此后，秦人逐渐形成了浓厚的“重农”风尚，“逐渐拉平了关中东、西部农业发展水平的差异”（王勇：《东周秦汉关中农业变迁研究》，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71页）。在使“秦人富强”的商鞅变法的诸多举措中，就有“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的内容（《史记·商君列传》）。很显然，正是在周人的影响下，秦人对中原文明的趋近首先在主体经济形式上有了显著表现。

语言文字及经典文献的运用。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年），秦人“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秦人开始设置史官记录自己的历史。而秦人使用文字的时间当早于此，周宣王四年（前824年）的不其簋铭文就是秦人留下的文字（李学勤：《补论不其簋的器主和年代》，收入《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26~527页）。大概自此后，秦人开始频繁使用文字，并加入到研习、传播、书写中原经典文献的行列，秦人的知识文化水准也有了显著提升。

据《左传》记载，《周易》《诗》《书》已成为周王室及春秋各诸侯国通用的经典文本，秦人也在此列。如《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此处生僻字见图1）。皆同物也。’”这是秦人引《周易》，属非筮占类引《易》。这种非筮占类引《易》的文化行为表明“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介入《易》筮，促进了《周易》文本的经典化，哲理化”（黄黎星：《先秦易筮反映的思想文化观念的变化》，《理论学刊》2011年第8期）。此外，《左传·僖公九年》及《左传·文公元年》皆载有秦人引《诗》，《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还载有晋人和秦人互相赋《诗》的情形。

《周易》《诗》《书》在春秋时期成为各诸侯国共同研习和使用的经典文本，足以表明各诸侯国已具有共同的文化观念，也表明当时“雅言雅字”的存在。有学者指出：“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知道，原始汉语发展到周秦时期，共同语和方言确实同时存在。”（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修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共同语和方言都属“有声语言”，与此“有声语言”相对应的自然是“书面语言”——文字。不过，这种书面语言（文字）是“以通用语为主体写的”，具有稳定性。比如“《诗经》的《风》是按地域分类的，齐处东偏，秦处西偏，而表现在文字上却像是出自一家”（张中行：《文言和白话》，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7、27页）。不仅如此，其时文字的形构也有共同的标准，此即“正体字”。正如裘锡圭所言：“春秋时代各国的金文，在开始的时候大体上都沿袭西周晚期金文的写法。……各地区金文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书写风格上，字形构造大体上还是相似的。……西周春秋时代一般金文的字体，大概可以代表当时的正体。一部分写得比较草率的金文，则反映了俗体的一些情况。”（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2~53页）《左传》中也有可以说明当时存在“正体字”的例证，除前引《左传·昭公元年》所载秦人从文字形构的角度向晋人解释“蛊”字的含义外，又有《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载楚人从文字形构的角度解释“武”字，所谓“止戈为武”，还有《左传·宣公十五年》所载晋人从文字形构的角度解释“乏”字，所谓“反正为乏”。

有学者认为“秦早期文字与周文字无别，秦文字脱胎于周文字”（王辉等：《秦文字通论》，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9页）。而到了战国时期，与“东方各国俗体的字形跟传统的正体的差别往往很大，而且由于俗体使用得非常广泛，传统的正体几乎已经被冲击得溃不成军了”不同，秦国的俗体字形“一般跟正体有明显的联系”，“始终没有打乱正体的系统”（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本）》，第58页）。“雅言雅字”的存在是春秋时期族群认同的重要文化基础。秦人较早受中原文化影响，且已成为经典文化的积极建设者，《诗经·秦风》的存在就是很好的证明。

秦人对“周礼”的选择性继承。周公“制礼作乐”，在夏、商之礼基础上创造出的一套礼仪文化（即“周礼”），是中原族群区别于蛮夷族群的客观文化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秦对周礼之学习，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从“东周开始，周礼已经遭到破坏，秦所接触者，已经不复为西周之旧”，“秦人所接触到的周礼，是变化了的周礼”（史党社：《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253页）。不过，也应当承认秦人对“周礼”的选择性继承，目的是要摆脱“戎翟之教”而趋同中原文明。

祖先历史传说的建构。《史记·秦本纪》有“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的记载。有学者认为这是秦人的“一种选择性记忆——知有母不知有父，借以与黄帝系上血缘关系”（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3页）。秦人祖源是以“母为颛顼之孙”与黄帝产生联系，从而与“颛顼之孙夏禹”关系更近。较周人更晚进行历史书写的秦人，似乎建构了与“夏”更亲近的关系。祖源的层累建构虽不一定能反映历史的真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建构会逐步获得扩大与凝聚族群认同的客观效果，并成为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也就是说，这种建构最后会演变成“历史真实”，产生真实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