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中华文明，赓续历史文脉。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为推进文物考古成果的宣传推广，国家文物局、人民网主办，国家文物局新闻中心、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人民网+客户端、人民网文娱联合承办的“探源中华文明”第三季中国考古大讲堂线上播出第九期。本期邀请到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考古理论与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政主讲《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价值阐释与公众传播》，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文博影视节目、科普读物等具体实例介绍我们在促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价值阐释与公众传播方面的努力。

讲座内容摘录如下。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

新时代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更加注重考古成果的阐释传播，从幕后走向前台，从书斋走向公众，强化考古成果社会共享，以丰厚的文物资源涵养全社会的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

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成果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考古学为基础，强化与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联合攻关，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进行全方位研究，总结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特点以及在人类文明史上的贡献。特别是考古学与古史文献的结合、考古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的有机结合成为探源工程的鲜明特色。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历程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以来，取得非常重要成果，两位首席专家王巍、赵辉对此进行了高度概括。首先是通过高精度的测年，准确把握了距今5500年至距今3500年各个区域考古学文化年代。其次是通过对各个区域距今8000到3500年期间环境的研究，对文明起源的自然环境背景及其与文明盛衰关系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再者是系统考察生业基础，即农业、手工业在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第四，主要研究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阶段性特征。

目前已经有了梗概式认识：第一阶段为距今5800年前后，出现文明起源的迹象，各地出现中心聚落和明确的社会分层。第二个阶段为距今5300年前后，区域性的文化整合开始，一些地区形成国家政体，其中最典型的是良渚文化。第三个阶段为距今4300至3800年，原来一些区域的重要文明，比如良渚、红山、石家河等文明丛体先后衰弱，与此同时，在燕辽地区—北方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构成的“半月形文化带”区域里，文明化进程提速，这在山西兴县碧村遗址、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延安芦山峁遗址和四川成都宝墩等均有明确呈现。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文明的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

王巍先生概括为：第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与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三是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国家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的最主要标志。

赵辉先生综合良渚、石峁、陶寺等都邑性遗址的特点，提炼归纳出进入文明社会的四个普遍性特征:一是生产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有相当程度发展，出现复杂的社会分工;二是阶级分化，社会等级制度形成，表现为出现了贵族专有的宫殿区和墓地，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生产和分配为贵族所控制等;三是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城市;四是从大型建筑、战争和暴力反映出社会存在着具有强制性的权力即王权，以及由它建立和掌控的区域性政体。

二、中华文明的发展路径与特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以来，对中华文明路向与模式的研究阐释从未停止。

早期很多学者像费孝通、苏秉琦、严文明、张光直等先生分别提出多元一体、区系类型、中原中心、重瓣花朵、中国相互作用圈等理论，回答中华文明的一些基本特征与发展路径。与此同时，苏秉琦提出“古国”这个概念，认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古文化—古城—古国三历程和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形成原生型、续生型和次生型文明三模式。

李新伟归纳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进程时，认为距今7000年至距今6000年中国的区域文化裂变催生出多元传统；距今6000年是撞击，形成多元一体的最初的中国；距今5300年，中华文明进入融合阶段；距今4300年前后是协和万邦的古国形态；到距今3800年的二里头文化，见证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诞生。

其他学者提出的中华文明发展路向理论

李伯谦在谈到中华文明模式的时候，认为红山文化是以神权为主的国家，而良渚文化是神权、君权和王权相结合的以神权为主的国家，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是王权、军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同时，韩建业提出文明起源的北方模式、东方模式和中原模式，他对这三种不同的模式也提出了相关的标准。

上述理论是不同学者对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形态和模式的一些经典性的概括和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就考古工作而言，我们在很多地区都发现了百万年以来连续稳定发展的文化序列和编年完整的文化堆积，印证了文明进程的突出连续性。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研究表明，各区域文化守正创新，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出先进的文化。社会复杂化进程研究也表明随着文明化进程的加速，文化创新也进一步加速，在传承、吸收、融合、创新中，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流，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具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这也是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标识。

因此，对于公众的宣传和推广，必须立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特质，这也是考古工作者和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宣传教育与公众传播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掘出土的文物是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贵财富，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资源，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筑中国梦磅礴力量的深厚滋养。上升到国家层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本身就是国家的文化建设，国家文化建设是国家的文化安全、国家政治能力和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表达的和所提炼出来的是中国文明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具有全球的意义。因此，我们要深化中华文明研究，推进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创建工程，加强考古成果的价值阐释与公众传播，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

回顾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自2001年立项以来的20年，也是中国公共考古从起步到快速发展的20年。在考古机构主导或指导下，多种形式的公共考古活动不断开展，考古工作及专业成果及时反馈社会，为公众奉上一道道“精神文化大餐”，受到广泛关注和极高赞誉。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期间，国家文物局同各级文博机构在学术研究基础上，十分注重对工程成果的转化和传播展示，通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编辑修订教材、举办展览、开设讲座论坛、开展研学、考古主题游径等多元化的活动、扩大传播推介形式，大力推进工程成果应用。伴随着2006年河南安阳殷墟申遗成功、2019年良渚古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极大增强了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力。

（一）组织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推动公众考古发展

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共同主办的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推介活动，既是行业学术交流、成果展示的平台，也是考古成果回馈社会的重要桥梁。

1993年（上）、2023年（下）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现场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年度评选活动创办于1990年，最初为单纯的行业学术活动。2003年，考古发掘领队首次来到现场演讲，2012年开始组织“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活动，由此开启十大考古评选进中学、进大学、进博物馆和社区等延伸的公众宣传普及活动。此后，评选活动不断创新宣传传播方式，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和传播手段，融汇线上线下渠道，利用门户网站、微博、短视频平台以及央视新闻新媒体客户端直播等多渠道开展全媒体传播。

尤其是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评选活动顺势而为，首次以线上会议+客户端形式全网直播，开创“假期云考古”的全新传播方式，在五一小长假掀起持续的网络考古热。“云考古”带来的文化体验创造了首日直播阅读量过亿的成绩，产生了空前的传播力和社会影响力，考古火热出圈，频上热搜。

2012年十大考古进中学

“云考古”直播

“云考古”的传播数据表明，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已经从一个行业的评选变成了一个成功的IP文化产品，成为一年一度中国考古学界的学术交流平台和面向社会大众的行业宣传平台，成长为我国考古学界乃至整个文化遗产领域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品牌活动。

纵观十大考古评选30多年评出的330项十大考古发现，东起黑龙江、西到新疆、西藏，北起阴山两侧，南到南海之滨。这些项目地域分布之广，地形之多样，气候环境之复杂；时间跨度之长，上至百万年的旧石器，下至清代，个别延伸到民国时期；既有农业起源、动物驯化，又有陶器、玉器、铜器、手工业作坊，还有城市、宫殿等诸多文明起源的实证；也有文明早期文化向中心汇聚和向四周扩散交流互动的大量例证。还能见到走向大一统巅峰汉唐时期的许多代表性遗址，以及各时期不同族群的文化在中华广袤大地的剧烈激荡或徐徐融合，这些都是世界其他几大文明所不具有的。

在中华大地上，考古人一铲一铲地将中华文化发展的壮丽画卷逐一揭示出来，用坚实的考古实证阐释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

这些成果充分反映了考古这个小行业承担的大责任，中国考古不仅要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深化中华文明研究中担当主角，还应成为推动考古成果的创造性转化，承担彰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民族自信心的重任以及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支柱力量。

（二）推出文博影视节目与科普讲座增强可视化传播

2021年在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由国家文物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推出国内首档考古空间探秘类文化节目《中国考古大会》，节目以探秘空间、专家解读、舞蹈演绎、实景纪录等交织穿插的现代电视表现形式，将中国百余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的心血成果交予公众共享，并把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背后所承载的文化特质、民族精神和时代价值，润物无声地传递给年轻人。

中国考古大会

此外，《探索发现》《考古公开课》等栏目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了持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连续对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新发现进行直播，并引发现象级传播，产生良好宣传效果。

2021年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发起，联合有关网络媒体平台共同推出“中国考古大讲堂”公开课，在央视新闻、央视频、腾讯新闻、知乎、文博在线等平台播放，反响热烈，达到良好的科普教育效果。

恰逢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国家文物局联合人民网推出“同上一堂文明探源思政大课”和中国考古大讲堂第三季“探源中华文明”系列讲座，对中华文明探源重大课题进行了全方位推介，着力在全社会形成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

2023年6月，国家文物局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寻古中国》系列纪录片，以《古滇记》《古蜀记》《玉石记》《稻谷记》《云梦记》《寻夏记》《河洛记》7个系列展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特质。8月14日，播出《寻古中国·稻谷记》。

（三）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营造公共文化空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涉及的考古遗址大多为文化内涵十分重要的大遗址，这些大遗址经过若干年的考古发掘，在凝练和阐释中华文明的突出普遍价值上具有重要地位。

在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指引下，我们以考古大遗址为基础，持续开展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的重要指示精神。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研究阐释、保护利用和文化传承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文化空间。从2010年起，已先后四批次公布了已建成的5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像秦始皇兵马俑、二里头、殷墟、盘龙城、良渚、三星堆、金沙、石峁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经成为当地响亮的文旅名片，在传播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左上：仰韶村 右上：凌家滩 左下：石峁 右下：二里头）

这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重要的中华文明标识工程，初步建立了阐释和传播中华文明的标识体系。园区内通过重要文化遗存的原址现场保护展示，向公众介绍和传达中华文明探源取得的成果，以及中华文明所走过的光辉灿烂的历程。许多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古代遗迹，见证中华文明历史足迹的遗存都能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里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展示。

（四）设立考古遗址博物馆充分展现探源成果

绝大多数的考古遗址公园还配套建有考古遗址博物馆，将考古发掘的可移动文物在博物馆展览和陈列，与园内原址展示的不可移动文物形成互补，最大化地实现了文物价值传播和有效利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考古成果，在以考古遗址公园和考古遗址博物馆进行文化传播和公众推广的同时，也充实了各级历史类博物馆的藏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依托本院考古研究所各考古基地，利用历年发掘的文物，建设了“中国考古博物馆”。陕西、湖北等省级考古研究机构也相继建立各地考古博物馆。

陕西考古博物馆

考古博物馆以“仓储式陈列，沉浸式体验”为特色，将考古发掘出来的遗物从库房里解放出来，将生涩的考古学知识进行创造性转化，积极弘扬灿烂的中华文明、普及科学的文物考古知识，为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提供历史支撑。成都考古中心、重庆“透明库房”开放等展示方式，这些考古成果展贴近公众，受到广泛好评。

（五）举办重要展览讲述何以中国

各地文博机构也推出了一系列展览，及时向社会反馈和展示工程最新研究成果，包括“中原文明 华夏之光——中华文明起源展”“走进二里头，感知早期中国”“走进安阳殷墟，见证埋藏在地下的商王朝”“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早期良渚--良渚遗址考古特展”“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成果展”“实证中国——崧泽.良渚文明考古特展”以及7月10日刚刚开幕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研究成果展”以及“何以文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数字艺术大展”“大河上下·晋魂”云展览的第一期“最初的中国”等展览。

山东博物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研究成果展”，预计展期为2023年7月10日至10月10日。

这些展览聚焦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诞生的关键阶段、重点地域，着力展示中华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同时用全新的科技助力文化传播的方式，通过互动体验，增进公众对中国一万年的文化史、中华文明五千多年起源发展重要意义的理解和认识。

（六）编写考古读物及时总结推广探源工作

考古研究成果最重要的学术呈现是考古报告和文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出版了多卷本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探源工程的重要遗址成果大多数都出版了考古报告，比如陶寺、二里头的大部头报告；西坡、牛河梁、凌家滩、东山村、谭家岭等，最近陶寺又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

对学术成果报告和普及读物宣传推广，良渚是非常典型的，《反山》《瑶山》新出修订版和英文版考古报告，出版了《良渚文明》《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等系列丛书。今年，几代考古人对良渚全方位解读的“良渚文明丛书”，以中、英、意大利文三种版本，亮相意大利都灵国际书展。文化遗产从考古现场、博物馆、古籍中走近海外读者，受到来自各国读者的关注和欢迎，通过良渚遗址这一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推进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文明交流互鉴。兼顾学术性和可读性的考古读物，如《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探源》文集、《寻找失落的文明--良渚古城考古记》《中国文明起源陶寺模式十人谈》《考古队长现场说》等，由考古人自己解读文明探源成果，均取得良好传播效果。

考古报告与读物

立足考古资源，做好中华文明探源与文化遗产研究是考古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课题还在继续，新的考古成果也在不断涌现。今后，我们要树立大考古的工作思路，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更好地发挥以史育人、以文化人作用。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