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第六版的中文翻译在2013年底脱稿。第六版是修订最大的一版，做了一番最彻底的更新和重组，增加了许多新内容。作为译者，在此想对考古学阐释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伦福儒和巴恩指出，对于今天的考古学家，一项最具挑战性的任务是要知道如何以人的方式来解释物质文化。在一篇有关考古学解释的专论中，伦福儒说，解释的目的就是要“把问题讲清楚”。

在欧美考古学中，对考古学解释的重视是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新考古学强调理论和科学方法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在20世纪初科学考古学引入中国时，当时的学科范式并不强调解释的必要。那时的任务集中在用类型学和地层学来构建考古年表，也无暇顾及物质文化各种问题的解释。20世纪40年代末放射性碳测年技术的发明，将考古学家从繁重的年代学工作中解放出来，去关注其他更重要的问题，包括材料的信息提炼和解释。

然而，要为考古材料提供科学的解释又谈何容易。这涉及整个考古调查、发掘、采样和分析全过程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包括问题指导、研究设计、出土材料数量和质量的控制、周全的分析方法、以及充分和准确的信息提炼。如果没有一套合理的科学操作程序，缺乏问题导向或毫无目的的发掘，那么即使想要对出土材料做一番科学解释也是不可能的。

伦福儒把考古学研究分为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一是问题、观念和理论，二是研究方法和技术，三是田野考古发现。这为考古研究确立了一种严谨和科学的操作程序。有了理论和问题的指导，采用哪种方法以及创造新方法就有了明确目标，而且田野发掘也对寻求和收集的材料有了明确的选择和要求。如果严格按照这套程序进行操作，那么考古研究就能按步骤从材料中提炼各种必要的信息，从而解决事先设定的问题。

由于考古学研究有各种不同层次的问题，所以解释的要求也会因问题的特点、深浅和层次而异。比如对于谁、何物、何时、何地等特殊性问题，答案相对比较容易获得。但是，对于为何及如何，以及有关社会文化变迁如农业和文明起源等问题，解释的难度就比较大。当代考古学的重大挑战，主要是对后一类问题提出合理和可信的解释。 就当下考古学解释方式总体上可以分为传播论、过程论和后过程论几类，下面略予说明。

传播论解释

传播论是文化历史考古学常见的解释方式，这与其编年史学的研究范式不无关系，即关注文化发展的源流与编年。在我国的考古报告中，基本都是关注文化关系及其来龙去脉。于是考古学家专注于从不同考古学文化中寻找共性，以追溯文化起源与传播的脉络。然而，这种解释的前提，现在被认为是靠不住的。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将类型学建构的文化单位与历史事实（如族属）混为一谈。其危险在于将历史事实等同于一种类型学构建。这很容易将用类型学通过排除显著差异而获得的共性，看作史前社会的共性。

还有，传播论的解释常常并不考虑独立发明或趋同的可能。有些物质文化由于其适应或功能的原因，可以被不同人群独立发明。因此，如要证实文化之间的历史关系，必须首先要排除被比较器物是趋同发展的可能。

最后，传播和迁移确实经常发生，但是能从考古学上予以论证和说明的机会很少。再者，考古学文化只适合研究新石器早期相对封闭和孤立的农业社会，不适合研究流动性很大的社会和复杂社会。流动性社会和复杂社会交流频繁，根本无法从器物分辨族属和文化群体的界限。所以不分情况，一味采用这种理论来解释社会文化异同的原因，显然有点过于简单化了。

传播论解释可以用本书专栏对欧洲巨石阵的解释为例。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由于西欧的巨石建筑比克里特岛的同类建筑要晚，欧洲的巨石阵被解释为3200年前来自克里特岛的人群，通过传播和迁移而扩散到西欧。

过程论解释

过程论方法试图分离和研究某社会内部以及各组成部分运转的不同动力，关注社会与生态环境、生计与经济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与信仰对文化变迁的影响。早期新考古学采用的是所谓功能－过程论，意在解释狩猎采集者和早期农业群体的社会变迁。后来受后过程考古学的批评和影响，发展出一种所谓认知－过程论方法，克服了功能论过度强调适应的局限，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较适用于解释复杂社会的变迁。

过程论分析和解释常采取系统论方法，将社会文化看作是一个有机的运转系统，内部由几个亚系统组成，比如人口、技术、生计和经济、社会结构、宗教信仰，它们与生态亚系统互动。社会文化发展的动力来自各亚系统对整个系统的反馈，消极反馈保证整个系统以动态平衡运转，而积极反馈会促成新的形态发生，引发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变迁。

早期过程论解释强调一种普遍性陈述，就是希望能够为考古学构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则。解释途径采取一种演绎方式，即先从过去的状况推演出结果，并采取通则性陈述来做出解释，所以被称为演绎－通则的解释方式。

但是大部分考古学家认为，很难对人类行为得出普遍性或通则性解释。这些学者认为演绎推理是非常好的主意，如果提出的假设合理，那么根据它进行演绎，看看这些结果是否确实得到考古记录的验证，这就是假设－演绎方法，而它并不像演绎－通则的解释方式那样强调和依赖通则性陈述。这种实证方法所强调的逻辑推理程序可以将科学解释与想当然的解释区分开来。

功能－过程论对巨石阵的解释是，放射性碳断代表明，许多西欧巨石墓在年代上要早于克里特岛。因此，巨石阵是当地社群为埋葬死者而创造的纪念性建筑。伦福儒提出，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形态是分散的平等社群。每个集体墓葬可能被用作分散社群的中心，以此确定他们的领地。因此，巨石群是分节社会的领土标志。从社会和经济角度而言，巨石阵在当时的社会中发挥着一种有用的凝聚功能。

后过程论解释

后过程论认为应该给予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象征方面以更多的关注，强调物质文化在社会文化变迁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伊恩•霍德认为，物质文化和具体器物是促成社会运转的主要部分：就像现代社会中的财富，它是刺激社会运转的关键所在。霍德进而强调，物质文化是“有意义地组成的”，是每个人刻意行为的结果，故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不应该被忽视。

后过程论对于巨石阵的解释主要强调它们的象征性。霍德认为，西欧许多石室墓从象征性上体现了中欧和西欧当时或较早的房屋：“墓室就是居室”。而新马克思主义认为巨石阵与小型社会中个人行使权力有关，他们用巨石阵的祭祀活动用来掩饰少数人对社会的专断控制，并使社会不平等合法化。因此，巨石阵是令社会不平等的秩序变得看似正常与合理的手段。

小结

如要对考古材料做出科学和合理的解释，那么我们就必须重视理论建设。如果说，考古学目的在于解决包括特殊性和一般性在内的各种问题，那么理论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和说明问题的指导思想。然而，在中国的考古实践中，理论的缺位有其先天不足的原因。诚如张光直所言，其一是中国传统史学本身缺乏对历史理论的系统讨论，缺乏现代实证方法、批判精神和逻辑思维的科学训练。对于材料的解释一方面具有“无证不信”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又带有“心知其意”的主观性。其二是考古学在引入中国后受傅斯年治学思想的影响，认为考古学只不过是为历史学提供材料的不陈工具，“在这种历史观培育下发展起来的考古学，也就特别重视考古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常以为‘理论’不过是一种成见”。其三是一谈及理论，就只知道马恩的唯物史观。然而，对这种理论如何用于考古实践和解释，却从未有缜密的思考和田野实践。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考古学解释中难免流于一种社会标签，研究者只会刻板地从马恩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形态的论述中摘取说明考古现象的表述。其结果就让中国考古学堕入了苏秉琦所谓的一大怪圈。一旦要求做出理论解释，研究者就只会与马恩经典“对号入座”，把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当成教条，添上考古资料交差了事。

伦福儒曾对中国学者说过，真正的考古学史不仅是指考古发现的历史，也不是研究新技术的发展史，真正意义的考古学史也是考古学思想的发展史。经验证明，难度最大的进展是观念上的进步。他还说，中国对考古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不像西方那样活跃。然而，重建、理解和解释我们人类早期历史的工作，对于任何一个现代社会来说，都是一种极富挑战性的心智上的努力。

在《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文第二版自序中，伦福儒说，考古学研究方法是国际性的：它们超越一切疆界。这表明，尽管各国的历史发展和考古材料不同，各国的考古学在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上是相通的。他还说，在2013年8月的上海考古论坛上，虽然各国考古学家介绍的是各自的研究成果，但是它们对增进中国文明起源原创性和独特性的了解提供了世界背景。而中国文明探源的案例也能为社会等级制度发展的一般性辩论做出重要贡献。

伦福儒在特地为中国考古学者提出的上述建议中，指出了我们与国际考古学水平的差距和努力方向，这就是希望我们能重视理论建设，更新思想观念，为解决世界考古学的一般性重大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今天处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期，考古学也不例外，它表现为理论和学术流派层出不穷，分析技术日新月异，科学成果信息激增。面对这样的发展势头，进入高校的莘莘学子在接受考古学专业的启蒙训练时就必须及时了解和掌握当今国际学科前沿的理论、方法和实践，而伦福儒和巴恩的这本第六版《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无疑是最好的教材。在学术全球化的洪流中，我们不要再以师承的方式和过时的知识来培养学生，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和中外有别未必是这门学科的康庄大道，否则21世纪培养出来的学子将仍是以上世纪思维方式行事的接班人。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全文来源：《中国文物报》2014年9月12日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