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陆续出现过大众文化研究热、文化市场研究热、文化战略研究热和文化产业研究热等学术热点。虽然就学术渊源而言，脱胎于文化研究的文化产业研究天生就该具有跨学科、超学科，甚至反学科的特点，但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现状却是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研究方法不够规范。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西南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西南民族大学马健指出，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能否以及如何形成跨学科范式，甚至超学科范式，直接决定着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空间。

马健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由于片面地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将文化视为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的工具，因此，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可以说是长期停滞不前。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30年文艺战线上正反两方面经验，明确了新的历史时期文艺工作的任务，标志着中国文化政策即将出现重大调整。在国家文化政策初现“松绑”迹象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也随之兴起，陆续出现了大众文化研究热、文化市场研究热、文化战略研究热和文化产业研究热等学术热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兴起，既是国家文化政策转型的客观结果，也是中国文化产业实践的必然要求。

一、大众文化研究热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早期的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大众文化研究方面。20世纪90年代末，大众文化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作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传统，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很容易被长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熏陶的中国人所接受，并且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对大众文化进行激烈批判的理论武器。但总的来看，这类研究大都直接或间接地引用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诺（Adorno）等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简单套用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以《上海文论》1991年第1期刊登的关于“大众文艺”的系列文章为标志，文化界开始了对大众文化的基本特性和运行机制，以及大众文化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等重要问题展开大讨论。以《读书》1997年第2期组织的关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笔谈为标志，文化界对大众文化的大讨论达到了高潮，并形成了批判与支持的截然不同观点。陶东风较早地借鉴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大众文化进行抽象地批判。他指出，大众文化提供的是一种虚假满足。这种虚假满足让人们丧失了现实感和批判性，从而有利于维护极权统治；大众文化的文本是贫困的，并且是缺乏独创性的；大众文化的观众缺乏积极性和批判性，他们不能对文本进行积极的，有选择性的阅读。以张汝伦为代表的学者对大众文化进行了非常猛烈地批判。张汝伦认为，“大众文化注定是平庸与雷同的。大众固然制约大众文化的风格和内容，但却被它塑造和改造。在大众文化强大而又无所不在的影响下，大众丧失了自己的头脑和判断能力，成为纯粹被动的文化消费者。大众文化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垄断性权力，它正在侵入和剥夺人的私人生存空间。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是一个困难但又是必要的任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仅在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而且开始接触伯明翰学派的观点，并且对此前的盲目批判进行了反思。金元浦认为：“当代文化工业既有着它兴起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又带着与生俱来的反艺术的基本品格。这是一个历史和现实交给我们的悖论。”潘知常更是明确表示：“作为市场经济的主要消费形式，‘文化工业’是完全应该被理直气壮地加以提倡、推广和保护的。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几千年来一直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天职的国家，更应该这徉去做。”陶东风进一步指出：“在援用西方文化批判理论的时侯，就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它在理解与分析中国问题时的适用性是有限的。否则，机械地将西方批判理论套用到中国社会文化研究，必将遮蔽或模糊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造成认识的盲点与评价的误区。”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总体化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用来分析与解剖文革时期的文化专制倒是十分有效，而用它来批评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中国大众文化却反而显得牵强。”以戴锦华的专著《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出版为标志，中国学者开始试图摆脱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的固有框架和研究套路，并且尝试对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本土大众文化进行描述和阐释。

这场关于大众文化的大讨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末，最终的结果是人们大都接受并认可了大众文化。大众文化被承认“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它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是当代大众大规模地共同参与的当代社会文化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是有史以来人类广泛参与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事件。”总的来看，“1990年代初期，特别是1993年以后流行的中国本土大众文化，以及几乎同时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构成了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流行的重要语境。”

二、文化市场研究热

如果说，大众文化研究热主要局限于学术界的理论探讨，那么，文化市场研究热则具有相当鲜明的实践特色。1980年2月23日至3月14日举办的全国省、市、自治区文化局长会议直陈了传统文化体制的弊端。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要求：“文化部门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努力熟悉文艺创作与艺术生产的特点和规律，熟悉和掌握一些经济方面的知识，提高组织艺术创作和艺术生产、组织人民文化生活的能力，学会文化事业的经营管理。”

1983年元旦，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朱穆之发表了著名的“元旦讲话”：“农业改革的基本精神与原则一般也适用于文化艺术事业，就是要实行责任制，联产承包”。他的讲话实际上已经涉及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些关键问题。随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始了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艺术院团改革。1988年8月24日至29日，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等单位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文化市场理论研讨会，对“文化市场的内涵、文化市场的管理体制、文化市场的立法原则以及如何繁荣文化市场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余耕水、钱祖惠和文芳九分别就文化市场的立法问题、文化市场与表演艺术的关系问题、管理文化与文化市场管理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代表了这一时期文化市场理论研究的新进展，标志着人们对文化市场的认识开始逐渐深化。

1988年2月，文化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在官方文件中第一次明确使用了“文化市场”的概念。该通知指出：“文化市场作为社会主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的中介，对繁荣我国文化事业、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有着积极的作用，必须在坚持改革开放，促进文化市场活跃繁荣的同时，加强管理使其健康发展。”这标志着，文化市场的发展得到了官方的正式认可，在中国文化市场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后，中国文化市场逐步放开，民办文化企业随之出现，文艺团体开始试行聘任制。文化体制改革进入到了“事业体制、政府行为”与“产业运作、市场行为”的双轨制阶段。从1988年初开始，《中国文化报》组织了关于“文化市场”的大讨论，先后发表了陈德述的《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及其特点》、程云瑞的《文化经营的体制基础》、田子馥的《对文化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刘玉珠的《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原则和目标》、王文章的《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和张绵厘的《论艺术产品的商品属性和非商品属性》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并取得了实质性的理论进展。

1989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文化部设立了文化市场管理局，“归口管理文化市场，推动演出市场、电影、音像市场、书刊市场、文物市场、字画市场、文艺游乐场所及其他提供精神产品与文化服务的社会市场的健康发展。”文化部文化市场管理局的成立，标志着全国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初步形成。总的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市场研究热体现出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实践特色。与大众文化研究的浓烈“火药味”相比，从文化产业实践出发的文化市场研究则是共识多于争议。

三、文化战略研究热

1986年2月17日，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等单位共同发起的广州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举行首次会议，揭开了中国大陆文化战略研究的序幕。1986年12月11日至17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广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原则上同意了经30多次大小研讨会反复研究和讨论后形成的《广州文化发展战略纲要（草案）》。以这次研讨会的举办为契机，《广州研究》刊登的许士杰、于光远、蔡穗声等人的一系列论文也成为了国内较早的一批文化战略研究成果。

1986年5月10日至14日，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召开了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海的400多位专家在进行大量调查，撰写了100多篇论文和调查报告的基础上，拟定了《关于制定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的建议（草案）》。1986年7月，上海市制定了《关于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提出“上海文化发展远期战略目标是将上海建成亚太地区最大的文化中心之一，近期目标是创建一个开放的、多样化的、鼓励创新的文化环境。”1987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审议了《关于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同意上海进行文化发展战略的试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区域文化战略研究热开始兴起，全国许多省市都开始研究和制定本地区的文化发展战略。在各地政府的主导下，政府部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许多专家学者纷纷加入了区域文化战略研究的行列。截止到2008年1月，“全国已有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提出将文化强省或文化大省作为奋斗目标的战略”。这一方面反映了区域文化战略研究的火爆，另一方面则说明各地的区域文化发展目标缺乏个性。

事实上，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文化战略研究热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国家层面的文化战略长期缺失，其直接结果就是：各地的文化发展战略缺乏统一指导，各地的文化发展未能整体统筹规划。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季羡林、冯惠明和方延明等学者就对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总的来看，这些研究显得比较零散，不成系统。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方延明、施雪华和胡惠林等学者的深入研究，这一重要课题才开始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2003年7月至8月，《中国文化报》陆续刊登了一系列无署名文章。这批文章站在战略机遇期中华文化崛起的高度，对文化战略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文化战略的方向选择、时代坐标和历史坐标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战略机遇期的四大基础性文化战略：文化与经济、政治协调发展战略，保护性开发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战略，文化创新战略，文化事业与产业两业并举战略。这一系列文章的发表，意味着人们对中国国家文化战略的认识不断深化，并且开始逐渐达成共识。

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要求“加强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抓紧制定文化发展纲要和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不仅意味着文化战略研究开始受到中央的极大关注，而且标志着国家层面文化战略的制定已提上了议事日程。2004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中共深圳市委共同主办了主题为“文化发展战略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论坛，首次从国家层面专门探讨文化发展战略问题，会后还出版了《文化发展战略论坛文集》一书。2006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成为第一个国家层面的中长期文化发展战略规划，中国文化战略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虽然《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还无法同韩国于1998年提出“文化立国”战略和英国于1999年提出的“创意英国”战略等国家层面的文化发展战略相比，但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个领域很快成为了一个充满吸引力的学术热点。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文化安全战略问题也开始进入学术界的视野。1999年8月，林宏宇率先提出：“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深层主题。”2005年，胡惠林陆续出版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和《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报告》，首次将文化安全问题提到国家“大战略”的高度，并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入地研究。如果说林宏宇的论文《文化安全：国家安全的深层主题》拉开了中国文化安全战略研究的序幕，那么，胡惠林这三本专著的出版则掀起了学术界研究文化安全战略的热潮。

总的来看，文化战略研究热是在国家层面的文化战略长期缺失的情况下，由区域文化发展战略研究热而引发的学术现象。尽管各地的区域文化发展战略研究由于缺乏统一指导和统筹规划而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然而，区域文化发展战略研究热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化战略制定权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情况，体现出了文化战略研究的多样性面貌和本土化特色。

四、文化产业研究热

从文化产业理论史的角度来看，文化经济与文化管理研究是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重要源头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李军就开始了文艺管理学方面的探索。1986年5月，在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主办的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于光远首次倡导开展文化经济学研究。此后，李军的《困扰与转机——文化艺术管理学初探》、于敏的《文化管理研究》和严行方的《文化经济学》等一批关于文化经济和文化管理的著作陆续出版。《外国经济与管理》1985年第1期刊登的文摘——《日本第三产业的最新分类》在国内最早提到了“文化产业”的概念。1985年4月5日，在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中，“文化”被首次纳入到第三产业的范畴，从而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获得了“产业”的身份。

1991年6月10日，国务院批转的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在肯定“以文补文”的同时，正式提出了“文化经济政策”的命题。199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将“文化卫生事业”作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重点”。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完善文化事业的有关经济政策”。1993年，国务院研究室专门成立了“完善文化事业有关经济政策”课题组，对文化经济政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初步研究，提出“完善文化经济政策要着眼于调整文化的产业结构和布局，改革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运行机制，使文化产业在政策的扶持下，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赢得自身的发展”的基本原则。

在这一时期，人们以文化产业实践为基础，对文化产业的认识不断深化。谢名家指出：“文化的产业化是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的开放化和扩张性的当然结局。顺应这一时势，经济文化时代来临之日，我们要树立崭新的大文化观念，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钱来忠在总结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后呼吁：“文化产业作为产业形态出现，必须突破原有的文化事业型框架，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文化资本为载体，同时辅以非文化产业支撑的多元化产业体系。”在文化产业的产业属性终于受到政府部门和学术界认可的同时，金元浦却意识到了文化产业的“产业性与文化性的矛盾”。他提出“迅速建立和健全当代文化保护机制”。因为“当代文化保护机制是保证市场条件下文化的全面综合均衡发展的根本制度，是解决产业性与文化性矛盾的重要配伍措施。”刘润为则从文化产业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入手，对文化产业进行了激烈地批判，成为批判文化产业的重要代表。他认为：“为了实现资本增殖的目的，将文化作为商品进行大批量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独有的文化生产方式。”“要实现全社会对于经济、文化的共同控制，让他们服务于人的全面、自由、健康发展的目的，就必须超越资本主义”。但总的来看，学术界对文化产业研究的大趋势已经从批判性研究走向了建设性研究。

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落实和完善文化经济政策。”1998年，在国务院机构改革大幅削减机构和人员编制的大背景下，文化部却增设了文化产业司。文化部文化产业司的成立，标志着文化产业终于获得了中央政府的认可，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开始进入到了勃兴期，文化产业的研究文献也呈几何级数增长。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首次使用“文化产业”的概念，并首次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行了区分。无论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来说，还是就文化产业理论研究而言，这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文化产业研究成为了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开始意识到，文化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产业将成为“支柱产业”，应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2001年底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学术界也同时出现了一个研究“入世”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和对策”、“入世”给文化产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等问题的热潮，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学术视野逐渐开阔起来。

2004年4月1日，国家统计局印发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牵头成立的“文化产业统计研究”课题组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基础上制定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首次从政府统计的角度对文化产业的概念和中国文化产业的范围进行了权威界定。2005年1月6日，国家统计局印发的《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指标体系框架》从业务活动、财务状况、就业人员和补充指标方面对文化产业进行了描述。2006年5月19日，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中国文化产业的统计数据。统计数据显示，虽然中国文化产业已经初具规模，但依然存在“文化产业单位规模偏小，人均创利较少”，“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和影响低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突出”这三大问题。这次统计数据的发布，不仅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告别了模糊描述为主，统计无据可依的时代，而且宣告着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从单一的定性研究进入到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新时代。2012年7月，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阶段性成果《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报告》的发布为标志，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的定量研究和指数编制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探索阶段。

五、未来的展望

除大众文化研究热、文化市场研究热、文化战略研究热和文化产业研究热等学术热点以外，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主题高度集中于关于文化产业的概念和性质之类的基本问题、文化产业的宏观管理问题，以及文化产业的具体业态等领域。尽管30多年来的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在对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巨大需求与建设性成果的有限供给之间，依然存在巨大的落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研究方法的视角来探讨中国文化产业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之道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虽然就学术渊源而言，脱胎于文化研究的文化产业研究，天生就应该具有跨学科、超学科，甚至反学科的特点。因为“文化研究在跨学科的范畴之内运行，涉及到社会理论、经济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传媒研究、文学和文化理论、哲学及其他的理论话语。”但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现状却是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研究方法不够规范。其直接后果就是那些原本具有整体性意义的文化产业基础理论问题被强行分解成了单一学科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学术工具也因此被局限在某个学科的视野内，从而使这些基础理论问题失去了本来的价值或者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而难以对症下药地解决问题。这也使得中国的文化产业理论建构工作因为失去了文化研究的传统方法论优势而踯躅不前，难以取得重大突破。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能否以及如何形成跨学科范式，甚至超学科范式，直接决定着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