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自形成伊始，便致力于从经验、历史与观念等综合层面透视总体生活的全貌，经典的社会学家们无一不在自己的社会研究中注入历史的视角。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和事件的研究，研究者不仅应当说明其原先如何、现在怎样，还要对何以如此、未来怎样有所交代。社会学研究一旦缺乏历史视野，则不免滑入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的深渊。当代的社会学研究者亟须将历史维度带回研究中，以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此而言，历史社会学并非仅是社会学的一门交叉性的分支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总体性和本源性的研究趋向，一种社会学的总体视域和理论眼光。研究者要使用这一“理论之眼”，则需首先了解历史社会学的发展脉络和演化路径。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历史社会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波思潮。

第一波思潮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以巴尔顿·摩尔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强调对历史的解释能力，力图勾勒出一个多线复杂结构的历史演化图景。他们对政治转型和变迁背后的制度性动因表达出深深的历史关注，并提出回归广阔的历史视野，以深入分析现代性的形成过程。然而，这种关注将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化为与时间无关的结构性变化，往往忽视了社会变迁和转型过程中历史的动态变化以及关键节点上的历史偶发性。

第二波思潮涌现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在这一时期，历史社会学研究更加注重历史发展过程和历史变量的差异性。研究焦点仍然集中在宏观层面，强调结构性分析，尤其是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相互作用下如何产生叠加效应，从而导致革命爆发、国家建设、资本主义演化等不同历史轨迹的形成。然而，这一时期的学者普遍忽视了个人情感、文化向度等重要因素，不再关注意识形态、思潮、观念以及社会心理等变量对国家和阶级形成的影响。在方法论方面，这一时期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学科领域内确立了“比较历史研究法”的研究范式。

尽管学者在第二波思潮中试图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但他们在实践中却受到了双重批评，被指责制造出了所谓的“社会学的四不像”（sociological unicorns）。一方面，社会学家批评宏观比较的历史社会学家未能遵循标准的实证路径，这必然导致选择有限的因变量，使解释的适用范围变窄，认为他们应更加注重一般性、抽象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历史学家批评历史社会学未能充分关注个案的特定属性，未能深入研究相关的原始历史资料，纵容自己进行缺乏依据的、叠加的抽象研究。此外，由于历史比较研究方法中的求同法和求异法在选择案例时更多的是在横向时间维度上进行比较，缺乏对纵向时间维度的因果机制提炼，导致出现了“有历史无时间”的问题。

第三波思潮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这一时期，学者们将第二波思潮所忽视的文化维度置于研究前沿。他们通过分析微观情境中行动者的行为和动机，尝试实现从社会结构到主体行动的转变，将行动者的能动性以新的方式置于思考的中心。首先，学者们试图通过强调社会行动主体的能动性来对抗结构主义的路径依赖，以及组织、社区、群体的理性选择对内在社会结构的影响。以身份认同研究为例，作为文化指标，研究者聚焦身份认同在历史演化的动态过程中如何强化、转变和越界，从而激发出历史参与者的情感，进而引发暴力、革命、社会运动等历史事件。其次，对权力的分析不再仅限于宏观复杂系统的视角，而是进一步深入微观分析，关注细节和过程。再次，除了政治和经济结构的研究外，学者们重新关注情感、性别、身体、话语以及符号和展演等要素，重点考察文化维度和情感变量如何影响社会转型、城市发展、历史演变、组织变迁以及现代家庭与社会公共生活之间的互动。

我们可以看到，二战后，社会学在美国逐渐成为制度化的专业学科的同时，历史取向的敏感力却被部分地销蚀了，流行的是反历史主义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和“抽象的经验主义”（abstracted empiricism）。这之后的数十年里，隐含在结构功能主义中的静态分析模式逐渐褪色，经济决定论和线性进化论对西方学者失去了吸引力。与此同时，强调阶级意识、历史进程和不同文化与政治结构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开始吸引那些试图批判正统社会科学的年轻学者。托克维尔和韦伯的思想同样也激发了研究社会变迁和比较社会结构问题的学者的兴趣。简而言之，人们开始转向经典社会学家的文本，那些文本可以帮助他们将“社会文化多样性”“时间过程”“历史事件”以及“意义性行动和结构性决定因素的辩证”重新引入宏观社会学的解释和研究中去。

从历史社会学的发展思潮中，我们可以提取出中国本土推动该领域本地化的实践经验，这对历史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天中国的历史社会学已经充分获得学科内的制度性认受，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回归到历史的视野，透过历史的脉络去洞察社会运行背后不断重复的机制性动因。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国内历史社会学研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今天的社会学虽然在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所说的“次领域”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较少进入经验现象的复杂肌理来透视总体生活的全貌。许多研究喜欢进入技术性问题的探讨，而缺乏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性把握，往往由于对经验本身的把握不够而得出错误的结论。米尔斯在阐释“社会学的想象力”时，曾将个人的生命经历与整个社会的历史过程相对照，强调社会学的课题即在于两者并观，互相阐发，如其所言：“无论是一个个体的生命，或者一个社会的历史，若未得一并了解，则两者皆不可解。”

在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应当注入历史视角，提供历史关联背后的机制分析，从更纵深处思考中国社会自身的结构特征和文化范式。我们不仅仅要知道现实是怎样的，还要知道现实何以如此，这些都需要用历史的眼光，追溯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和人文传统，并予以解释和说明。这种共通性的知识，使中外研究者转换视角成为可能，把本土视角看到的中国与西方视角看到的中国结合起来，一方面加深学者们对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认识，另一方面有助于学者们将中国社会变迁中蕴藏的规律与人类普遍性的行为律则相衔接，从而达成对中国社会的共识。唯其如此，才能推进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最终建立起契合中国本土模式的历史社会学话语与研究范式。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