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吴宝沛 寇 彧 摘 要: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社会价值取向指个体对于自己和他人结果分配的特定偏好。西方社会价值取向的研究经历了从双维模型到整合模型的发展。这些研究证实了实验室情境以及现实平等(equality)的考察,把早期的两因素模型发展成了三因素模型,即价值取向是自身利益、他人利益以及两种利益间的关系(平等与否)三个因素共同考虑的结果。根据这一模型,亲社会者既关注自身利益和他人利益,同时也追求自己与他人利益的平等。竞争主义者追求相对的自我利益最大化,希望自己比别人获得最多利益,而个体主义者追求绝对的自我利益最大化,不关注他人利益,只在乎自己是否获得了最多利益。因为竞争主义者和个体主义者同样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只是前者在相对意义上而言,而后者在绝对意义上而言,他们又被称作亲自我者(proselfs),与亲社会者(prosocials)相区别。社会价值取向的整合模型得到了相关研究的支持。
4 社会价值取向的测量
根据不同的理论模型,社会价值取向具有不同的分类界定,但是最常用的测量方法是分解博弈(Decomposed Games)。
Pmitt(1967)以及Messick和Mcclintock(1968)各自独立地设计了分解博弈,为社会价值取向的分解博弈测量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从McNeel(1973)第一次采用分解博弈测量个体的社会价值取向开始,此后公开发表的38篇文献中所报告的47个研究采用了各种形式的分解博弈,绝大多数采用的是社会价值取向的三分模型:合作型、个体型和竞争型。分解博弈的题目数量从6组到48组不等,最常用的是9组。分解博弈具有很好的心理测量指标:较高的内部一致性,稳定的重测信度,与心境和社会赞许无关,同时具有较高的生态效度,例如有研究发现,亲社会者更多选择公共交通的出行方式,而亲自我者更多选择驾驶私车的出行方式。
分解博弈一组题目通常包括三个选项,每个选项都是自己和他人的一种收益组合,三个选项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被试需要在其中选出自己偏好的选项。举例来说,A:500,500;B:560,300;C:500,100。选项A代表合作的价值取向,因为自己的收益和对方的收益相同
(500=500),差别最小(500-500=0),同时自己和对方收益之和最大(500+500>560+300>500+100,且500-500<500-360500)。选项C代表竞争的价值取向,因为自己得到了多出对方最多的收益(500-100>560-300>500-500)。在9组分解博弈中,如果被试在不少于6组博弈中具有一致的选择,就会被归为相应的社会价值取向。一致选择少于6组的被试则无法被归类。
用分解博弈来测量社会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循环论证。从一个利益冲突的抽象情境中得到个体的社会价值取向,然后应用到较为具体的模拟情境(比如实验室设置的各种利益冲突情境),甚至是更为具体的现实情境中去。在这种情况下,循环论证的嫌疑被避免了,因为各种情境的抽象程度不同,测量社会价值取向的情境是最抽象的,因此也就可以作为利益冲突的代表情境,从中区分出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而较为具体的模拟情境,例如囚徒博弈,最后通牒博弈,公共物品博弈,则可以检验和运用抽象情境中测量到的社会价值取向。现实生活情境作为最不抽象的一种情境,按照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自然也可以运用抽象情境中测量到的社会价值取向的区分和界定。
5 社会价值取向的实证研究
采用博弈模型的研究
人们发现,亲社会者在各种社会困境中都比亲自我者表现出更高的合作性。无论是在资源困境还是在公共物品困境中。在资源困境中,亲社会者比亲自我者的要求更少,对自己的约束更严,更多地考虑集体的利益;在公共物品困境中,亲社会者比亲自我者会做出更多的捐献。在重复博弈的社会困境中,亲社会者都会最先做出合作,只有在对方坚持背叛的情况下,亲社会者才会采取一报还一报(tit-for-tat)策略;而与亲社会者相反,个体主义者倾向于采取背叛策略,即使在对方合作的情况下,除非有特定的理由改变自己的策略,例如对方是非合作性的,但是愿意互惠;竞争者则自始至终都会采取被判策略,即使合作对他们本身有利时也同样如此。
采用模拟谈判的研究
社会价值取向对于谈判过程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谈判同样是一种利益冲突情境。那么,社会价值取向在其中有着怎样的影响呢?De Dreu和Boles发现,在谈判的准备阶段,亲社会者更倾向于采用合作的启发式(cooperative heurist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