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Miles Taylor is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 He joined the department in 2004, having studied history at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Harvard and Cambridge, and previously taught at Southampton, King’s College London, and Cambridge. Between 2008 and 2014 he was seconded to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as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During 2014-16 he was the holder of a sabbatical Leverhulme Trust Major Research Award.

He is a member of the Research Advisory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and sits on the editorial advisory board of 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 He has previously served on the grants award panels of both the ESRC and the AHRC. Recently he was commission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o be the General Editor of its new five volume History of Britain .

英国史：最近的趋势

迈尔斯•泰勒 撰/叶亢 译/钱乘旦 校

导言

1987 年5月，哈里· 狄金森（Harry Dickinson ）教授率领英国学者出席了在中国召开的英国史国际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在南京大学举办。自1987 年以来，中英学者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全球的大学网络、英国大学里的中国中心、英国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合作以及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在最近增加了研究生的留学基金，这些都扩大了两国对话、交流和合作的机会。历史学家在这些新的进展中处于核心地位。2007年，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给北京带来了一次重要的展览：“英国与世界，1714—1830”，正如它的主题所显示的， 这是一个历史问题，用大英博物馆的馆长尼尔· 麦克格雷格（Neil Macgregor ）的话说，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怎样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国家”。此外，每年的北京论坛为西方历史学家参加中国的学术讨论提供了机会，去年来自爱丁堡的哈里· 狄金森和阿尔文· 杰克森（Alvin Jackson ）参加了论坛。

正如在过去的20 年，中英历史学家之间的对话日益加强，我们共同的兴趣——英国史——也发生了改变。1987年以来，英国史领域有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进展，所谓的“新史学”无处不在：新的考古学方法运用于研究1066年前后的历史；有研究中世纪晚期的“新政治史”；有研究宗教改革和内战时期的修正主义、后修正主义以及“新英国史”；有研究19世纪和20世纪的“新帝国史”；还有另一种“新政治史”研究1850年以来英国国内的历史。在许多关于18世纪的研究背后暗含着“新经济史”。这些年来，中国的英国史研究也发生了变化：从1930年代蒋孟引对英国19世纪外交政策的开创性研究，到林举岱、王觉非、钱乘旦以及其他的许多学者从事于英国的政治经济现代化研究，这一直是一个动态的史学。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描述变化产生的更广阔的背景，来考察英国史的这些变化。它们可以归为三大项：（一）机构；（二）史学；（三）比较。合在一起，它们意味着英国史——特别是政治史——正以一些非常新的方式进行研究，运用不同的材料，提出不同的问题。

狄金森教授，中国英国史研究的领路人

一、英国史机构的设置

在英国，英国史依然如以前一样是一个流行的主题。尽管在排名前16的中学里，英国史课程较少（在罗斯调查后，英国史在小学课程中可能会失去它的位置），但是英国史的课程在那些将其定为“ A”等课程的中学和大学中稳步增加。 1992年后，英国的大学数量增加，与之伴随的是页史系数量的增加。根据英国历史研究所的数据统计，现在英国大学中的历史教师比 1985年增加了 1000多名，女性相对于男性教授的比例也从 1990年的 14.7%±升到 2008年的 28%。博士研究的研究范围依然广泛，现在每年有 550篇涉及所有历史主题的博士论文完成（ 1980年代只有 490篇）。在这里没有出现真正有意义的趋势——博士论文中研究中世纪史的学生稍微有点增加一一但是在所有的博士论文中 1500年以后的英国史仍然达到 43%。相关的数据较少，但是在过去的 20年，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中对英国史的研究明显下降，特别是在美国和加拿大，现在英国史是作为欧洲史、世界史或者大西洋史的一部分进行研究的。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种现象也很明显，从前对于英联邦史共同的兴趣已经被以民族为中心甚至是太平洋地区为中心的方法所取代。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英国史发展得更好。伦敦的德国历史研究所积极地从事德国史与英国史的比较研究。英日会议每三年召开一次，让历史学家特别是年轻的学者齐聚一堂。虽然研究的历史时期相距遥远，每年的盎格鲁一诺曼研究会议与在索邦举行的英法研讨班经常一起召开，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中世纪和现代史学家一起开会。英国与其他对英国史感兴趣的国家也存在着良好的双边关系。

大学之外，英国史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西蒙· 沙玛的“英国史” （Simon Schama ，History of Britain ，BBC ，2000-2001 ）、尼尔・弗格森的“帝国 ” （Niall Ferguson ，Empire ，Channel 4 ，2003 ）和戴维•斯塔基的“六个妻子”（David Starkey ，Six Wives ，BBC ，2001 ）、“伊丽莎白” （Elizabeth，BBC ，2003 ）以及BBC 广播4台的“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和“远望”（ The Long View），这些节目都拥有很高的收视率和大量听众。一位历史学家将大众历史读物比作“新园艺” （英国一项流行的休闲活动）。家族史（家谱和祖先的研究）由于可以在网线上作公众调查，又得到“你以为你是谁”这样的“名人” （Celebrity）电视节目的推动，就变得非常受欢迎。

西蒙·沙玛

可能1980 年代以来英国史外部环境最重大的变化来自于研究基金的改革。1998年以来，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和经济与社会科学理事会已经接管了以前由英国皇家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提供的英国史研究的大部分资助。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现在每年投资1亿多英镑到人文学科，历史学已经成为主要的受益者之一。由慈善机构提供的资金也大大影响了英国史。例如，威康基金会几乎单枪匹马地改变了英国医学史的面貌，使之与医学社会史密切相关。威康基金会在1980年代每年投入2800万英镑用于研究，现在是每年6.5亿英镑资助大学的医学史中心，例如伯明翰大学、艾克赛特大学、曼切斯特大学、牛津大学、沃里克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莱弗尔梅信托基金支持新的重要的历史研究领域，例如“欧洲背景下的古代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过去与现在” （剑桥）项目。伴随着相当大数额的资金的增加，历史研究的重心转向涉及集体合作和跨学科的项目和中心，以及包括印刷品、手稿、文献资源的数字化。事实上，英国史已经处于人文学科数字化革命的核心位置。如“刑事法院文献在线” （Old Bailey Online ）、“英国神职人员数据库” （Clergy of England Database ）或“ 中世纪英格兰议会卷宗” （Parliament Rolls of Medieval England ）等项目不仅仅是保存重要而脆弱的记录的方法，也使得它们更容易被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运用。

商业出版社已经开放了1800 年以前“早期英文图书在线”（EEBO ）和“ 18世纪作品在线”（EECO ）的可用的印刷文本。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的“ 英国历史在线”（British History Online ）创建了一个大型的数据库，保存1800 年以前印刷的图书、图片和地图材料，供免费使用。而现代的报纸、议会文件、小册子等都在不断数字化，这已经达到一种惊人的程度，以至于几乎没有一个月不出现一些变为数字格式的重要资料。毫无疑问，这产生了巨大的效益——使得原始资料在前所未有的全球范围内被使用。但是，当形态各异、起源不一的文本和艺术品都在数字化的背景下被简单化、格式化的时候，种种缺陷也出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学技术，包括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面临很快被遗忘的危险，除非我们能够将他们转移到数字资源的新世界当中。

“刑事法院文献在线”（Old Bailey Online）

同时，伴随着新的资金形式和IT 革命，自1987年以来，英国史一些更传统的出版形式经历了新的发展，如《新企鹅史》（New Penguin History ）、《新牛津英国史》（New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已基本完成。《插图英国史》（Illustrated Histories of Britain ）已经由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经过多年的准备和讨论，《牛津英帝国史》（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在1999 年开始出版。2003 年《牛津国家传记辞典》（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以印刷和在线两种形式出版——这是研究这一领域的一项重要的新资源。《议会史》完成了更多的卷册，《英格兰维多利亚郡县史》已经大大超越了它传统的“红皮书”形式，平装本的城镇史与传统的英国郡县史都有出版。

因此，过去的二十年，英国史学家十分忙碌，他们的研究资料比起从前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极大的扩展。学术研究的内容也有所变化。这里面有偶然的因素，在过去的二十年，有大量的研究关注重大的纪念，如1086 年（《末日审判书》）、1688 年（光荣革命）、1707 年（与苏格兰联合法案）J801 年（与爱尔兰联合法案）以及1901 年（维多利亚女王去世），所有这些使得历史学家以新的方式来集中研究历史的关键时刻。也存在外部的影响：帝国的终结和欧盟的发展。但是，最重要的是存在着一系列的历史争论，这些争论改变了对公元700 年以来的英国史所提出的问题，现在我们转向这些争论。

《牛津英帝国史》

二、史学变迁

众多的史学视角的转化影响了中世纪、早期现代、现代和当代的英国史。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会有自己的动力、自己的问题和对问题的处理。这本文集的其他文章会更具体地陈述这些问题。但是，有一些非常宏大的趋势是确定的，它们影响了公元700 年以来的所有历史时期。我将讨论以下五种这样的趋势：（1）修订英国人口和经济增长的记录，特别是1500 年以来的记录；（2）回归中央国家；（3）宗教；（4）对物质文化和语言的新兴趣；（5）对性别作用的重新强调。

1. 修订英国人口和经济增长的记录，特别是1500年以来的记录，这对历史学家思考城市化、农业、商业、消费行为和工业化来说有着重要的影响。在1987 年，这种观念的改变就已经有了基础——例如里格利和斯科菲尔德（Wrigley & Schofield）关于人口的著作以及克拉夫茨（Crafts）对于工业增长的修正。这也与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学者们对英国长期的经济和政治衰落的特别关注相吻合（例如马丁· 威纳在1981 年出版的《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并符合对1945年到1970年代中期英国政策中的凯恩斯主义共识进行的广泛重新评价。然而，这种“新经济史”的更长时段的内涵到现在就更受重视了，人们更加强调工业革命时期国家的缓慢发展（尽管不时又被快速的区域发展所打断）。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们从注重研究阶级或者普通大众转到重视微观经济中家庭、农业劳动者、村民、镇民和城市工人的行为。从研究经济学中的供给（生产方式）转到需求，以及一种新的兴趣，即对1700年以来的消费者和消费历史的关注。

2. 回归中央国家，包括皇家法庭、中央行政和财政部门、法院和议会，这些主题贯穿了所有的时期，但伊丽莎白时期可能有些例外（这是埃尔顿的时代，国家研究已占有重要地位）。对中世纪王权（例如亨利三世和爱德华三世）的研究成果颇丰，从对“封建主义”和受麦克法兰（K.B.Macfalane）影响极大的贵族研究转移到对政治文化中细微差别的理解。耶鲁大学出版社的英国君王史系列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标忐，而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晚期的政府已经被重新解释。我们现在研究查理一世的王权时会给予更多的同情，对复辟时期的宫廷有新的兴趣。在这些研究当中，琳达· 科利（Linda Colley ）和戴维· 坎纳丁（David Cannadine ）对汉诺威和维多利亚王朝的研究有颠覆性突破。

国家的其他组成部分也得到了更加充分的研究，特别是对18 世纪的研究，1980年代中期以来一批新的有关法律体系、财政国家以及议会立法的著作导致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学派，以“漫长的18代纪”著称，它不断地修正19世纪是现代英国发生重大改变的时期的传统观点。19世纪末到20世纪通常被视为是现代“福利国家”的开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学家逐渐地理解这种国家干预的增长，关注」直存在的“自愿”行动和慈善行为以及在 20世纪间断性的出现的“战争国家”。在现代的史学中很难找到一种模式来解释，为什么历史学家乂回到了国家研究这个课题上。关于这一时期的研究毫无疑问受到政治社会学家例如西达· 斯科克波尔（Theda Skocpol ）和总体战观念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福柯理论中政府至上主义的影响，而这些也仅仅是再一次重新评价和修正罢了。

3. 无论是考察伊丽莎白时期的清教，还是考察持续到1832年的国教，或是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旷日持久的“世俗化”，在过去的二十年，宗教主题（包括神学政治学、宗教人口学、教会和教派史）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这一时期最具争议性的一些书籍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如埃蒙· 达菲（Eamon Duffy ）的《脱离祭坛》、克拉克（J. C. D. Clark ）的《英国社会，1688-1832 》、卡勒姆· 布朗（Callum Brown ）的《基督教英国之死》等。我们现在对于英国基督教生活的知识，确切地说是来自于公元700 年，彼得· 布朗（Peter Brown ）的著作一直到1960 年代依然有巨大的影响，而休· 麦克劳德（Hugh Mcleod ）的比较宗教史开始转变关注点。这种令人震撼的转变，部分是由于对1970年代形成的现代英国世俗化历史的反应，当然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对英国各种宗教机构的认识。在过去的一千年，教堂生活一直存在，它的无所不在体现于征税、诉讼、人生的重大仪式以及地方行政中，这使得宗教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棱镜，透过它我们可以理解英国史。况且宗教档案正在以各种方式开放——例如传教士的通信、英国国教会主教法庭的文献以及英国国教的信息——而这在三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最后，对于宗教愈益浓厚的兴趣只是一种掩饰，它对英国史中意识形态的作用进行更加丰富的理解，而不仅仅是当做一种社会学信仰来进行研究，这个问题在现在考察16世纪和17世纪的清教、天主教和反天主教时特别明显。

4.1987 年以来，英国历史学家对于物质文化和语言产生新的兴趣：在过去二十年，英国史经历了“文化”转向，这已经影响到所有历史类型。现在从事文本研究的学者期望以一种非引申的方式对文本进行解读，也就是说不是简单地将文本视为潜在的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反映或者是反思，而是在当地、当时的背景下理解其意义。现在历史学家们使用的资料范围正在扩大：例如在中世纪史中更加注重使用考古技术;在研究中世纪晚期和早期现代国家时，对服装、装饰品和图案资料有新的认识;对于非官方的甚至是非文本的材料，如口头沟通、姿态与展览的作用有新的理解，从事于17 世纪政治关系研究的年轻学者们以及研究18世纪的消费史、“身体”史以及室内装饰史的著作中使用了这些特别的材料。另外，以资料为基础与以方法论为基础的两种研究方式都在进行。1980年代中期以来，大量视觉文化进入人们的眼帘，如1986年查德威克· 希利（Chadwyck Healey ）版本的大英博物馆印刷品和讽刺画，历史学家和机构之间如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以及波尔梅伦英国艺术中心之间的互动等。历史学家从两个理论范式的转型中收获颇丰：一是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观念，在公共领域中，无形的政治文化与国家、议会中的文化同样重要；二是不断增加的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它使得学者们对于中世纪的宫廷和贵族的印刷文化，以及17 世纪晚期、18世纪早期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进行重要的新解读。

5. 英国史中的性别研究正在不断扩大。在1987年，二十年的妇女史研究的作用已彰显，世纪交接时英国史学对妇女在政治中的作用、妇女在经济中（特别是家庭经济中）的作用、作为政治领导人和辅助力量的妇女、作为母亲和妻子的妇女已经有深刻的认识。确实，在史学中性别政治学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使得在1990 年代早期，一些历史学家也升始质疑男人在英国史中的作用，特别是约翰· 托什（John Tosh ）的著作促使历史学家们以非常新的方式关注男性的特殊领域，例如军队、王权、政治、家庭、帝国等。

有没有一根线能将英国历史中的这五种新趋势连接起来呢？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反映了历史研究方法论上的更广泛的变化，而在1960 年代和197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是经济社会史。同时它们也抓住了某些人文学科新的思考方式——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性别理论。也存在着政治的变化：撒切尔和梅杰政府时代（以及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他们在美国的保守党同伴），以及后来取代他们的新工党已经形成的道路，现代的英国历史学家开始就这些主题写作。但是，1987 年以来，英国史中最重大的视角改变可能是比较的国内和国际背景，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在这一方面，我们的中国同仁可以考察并找到许多共同的关注点。

三、比较

1987年英国史仍然处于封闭的状态。事实上，联合王国的历史不应当只是英格兰史，而是必须包括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自那以后，出现了三个进展：首先，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英国史是四个民族的历史，它最好被理解为联合王国的历史。其次，罗马征服以及更早的时期以来，英国史处在欧洲大陆历史的主要进程之中而不是之外。最后，英国史（特别是伊丽莎白时期以来的帝国史）需要放在全球的背景中来考察。

比起二十年前的传统方式，现在学者们将英国史置于更广阔的民族和世界背景中进行考察。我们可以从公元700 年以来的各阶段历史研究中看到这一点，比如关于1066年以前“英国性”的观念（ideas of Englishness），关于盎格鲁一诺曼时期的“ 大英事务”问题（ “matter of Britain”question ，借用1988 年洛因［H. R. Loyn］在伦敦大学克赖顿讲座 中使用的标题），由戴维斯（R. R. Davies）的著作引发的对克尔特边远地区的更多兴趣（参考他在1988年的维尔斯讲座和1997—1998年的福特讲座），以及波科克（J. G. A. Pocock ）对于“大英历史” （British history ）的呼唤和约翰・莫里尔（John Morrill ）、康拉德・罗素（Conrad Russell ）对17 世纪“大英问题意识”（British problematic ）的坚持等—— 这一意识也极大地影响了18 世纪，特别是在政治思想史和美国殖民史方面。基思· 罗宾斯（Keith Robbins ）时不时地发出孤独的声音，号召将19 世纪和20世纪作为四个民族的联合史进行研究。而在1987年，这个问题还不明显。

那些从前仅仅研究岛国历史的历史学家现在已将他们的研究置于欧洲背景下例如，乔纳森•司各特 （Jonathan Scott ）关于17 世纪的研究，乔纳森•帕里（Jonathan Parry ）关于19 世纪的研究。同时，也有一些欧洲史专家，特别是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 ）和理查德•奥弗里 （Richard Overy ），现在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英国。部分的原因在于比较，来自于欧洲大陆的革命史和国家史的许多观点成为了分析英国史的较好的出发点（例如：财政国家、民主演变、帝国的终结和种族政治的影响）。这当中也包含着许多政治因素，现在，英国是欧盟扩张（自1995 年以来面积已经扩张一倍）中坚定的一部分，1993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1995年的《申根协议》为学术交流和人员流动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市场，通过欧洲科学基金提供了研究项目。

最后，伴随着1997 年英国有形帝国的终结，历史学家已经能够很好地理解帝国主义在英国史中的作用。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其最近的历史也影响了学者们对于英帝国（被看成是美国这个世界警察的前辈）新的兴趣。总而言之，英国史的每一个时期都有它自成其说的著作，这些著作标志着新的帝国视野的出现，如：平卡斯（Pincus）对16世纪的研究，贝利（Bayly）对18和19世纪的研究，伯纳德· 波特（Bernard Porter ）对20世纪的研究等。有时，跨民族史、帝国史和全球史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因为其他学科的影响被召唤进来（爱德华· 赛义德就很明显）。但是这并没有逃离事实，即帝国确实存在。

在政治活动中，二十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在历史中，它转瞬即逝。可能从令人尊敬的比德（英国的第一位历史学家）时代以来，英国的史学观点在其他的时期也有许多的改变。有时候听说英国的史学家已经停止对英国史提出大问题。如此多的修正主义和学科的专业化已经使正在讨论的问题的范围不断缩小。封建主义、贵族的危机、内战的原因、工业革命、自由主义的衰落、工党的兴起、福利国家的发展，这些前几代人研究的课题已经不在现代学者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英国史在论战中所失去的，又在背景的扩大和方法论的复杂化之中得到了。

本文选自 钱乘旦、高岱主编：《英国史新探：全球视野与文化转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推文来自“世界历史放映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