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探索中两个发展趋向从1956年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1965年完成经济调整工作,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十年的艰难探索。如果把三年“大跃进”和五年调整这两个时期连起来看,如果把这八年中的成功和挫折放在一起算个总账,在中国大地上,国民经济的面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马洪、刘国光、杨坚白主编的《当代中国经济》把它归纳为五条,这里每一条成就的取得都极为不易。第一,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第二,从产业结构上看,中国已初步建成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第三，改善了工业的地理布局。原有的沿海工业基地得到进一步加强。广大内地和边疆地区都新建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第四,交通运输业的面貌有很大改变。第五,水利建设取得很大成绩,工业产品对农村的投入有了大幅度增加。此外,科学和教育事业也取得很大进展。当然,也要看到事情的另一方面。这十年又是在探索中发展的十年。情况十分复杂,正确和错误交织,取得成绩过程中又有许多曲折的经历,有些曲折是十分令人痛心的。怎样看待这种复杂的现象呢?胡绳作过这样的分析:“在这十年探索中间,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趋向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而另一个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

这两种趋向虽然许多时候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但确实是存在着两种趋向,后一种趋向直接引导到‘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而前一种即正确的趋向,也正是‘文革’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的路线方针的先导。从六十年代的情况来说,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了正确的趋向;但从历史全局来看,正确的趋向终于战胜了错误的趋向,在1978年以后得到了广泛的发展。”②应该说,这个分析是合乎实际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东方农业大国,在既没有先例又没有足够准备的条件下,在异常复杂的内外环境中,要独立地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事业。许多在事后看起来十分明白的事情,当时却未必能看得清楚。在大胆地摸索前进的过程中,既出现正确的或者中比较正确的主张,又出现错误的主张,并且相互渗透和交织着,是并不奇怪的。有时正确的主张和错误的主张又表现在同一个人或同一群人身上。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往往需要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才能逐步判明。如果能够比较及时地发现和纠正错误,不使小的错误发展成大的错误,那是可以原谅的。遗憾的是,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②《胡绳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4,第481~482页。——金冲及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691-694页